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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蒂與"文化熱"

同國內許多讀者一樣，我對羅蒂的第一印象，來自他那本《哲學和自然之鏡》。 八十年代初期，此書的英文版一度在北大、社科院和復旦的青年哲學家中間流傳。當時年輕一代學人，剛同二十世紀西學接上頭，就碰上了咄咄逼人的分析哲學，許多人大概都處在王國維式的"可信的不可愛；可愛的不可信"的內心矛盾中。

我到北大中文系念書時，正好洪謙編的《邏輯經驗主義》（上卷）出版。在石里克、卡爾納普等人筆下，從柏拉圖到尼采的西方形而上學連謬誤都算不上，只是一堆無法在經驗上證實或證偽、不合邏輯、濫用語法的歪詩，真有當頭棒喝之感。繼而產生了"原來二十世紀西方思想是這樣日新月異，而我們還在十九世紀的蒙昧中摸索"的疑惑。

想歸想，心里卻是不服。啟蒙以來的歐洲文學、思想，也的確不是分析哲學一家之言就能作蓋棺之論。但如何為"精神科學"找到當代表述，卻一時沒有方向。八十年代中后期，闡釋學、精神分析、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后結構主義成為西學討論中的顯學，大概都有些繞著走，另辟蹊徑的意思。也就是說，這些話語體系出現在八十年代中國的背景或許都同分析哲學的震憾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更重要的是，在當時中西文化討論的整體氛圍下，傳統西方哲學同分析哲學代表 的當代英美哲學的沖突，又同怎樣在新的格局中重建當代中國文化意識的問題纏繞在一起。

隨著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的緩慢積累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歐陸哲學傳統， 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和美學思想，已是當代中國人文思想的內在構成（李澤厚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怎樣為傳統找到新形式，或套用一句新儒學的口號，如何在人文學領域進行一場"創造性轉化"，成了不滿足于分析哲學的人們共同關注的問題。

這時忽聽說美國科學人文學院院士、分析哲學的后起之秀、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羅蒂反戈一擊、試圖從二十世紀歐陸和北美思想傳統中開出"精神科學"的新路向，不禁受了些鼓舞。羅蒂的書，就這樣躍入了視野。說來這也許只是一些哲學同好小圈子里的波瀾，但卻頗能反映當時青年知識界的普遍氣質和問題意識。這也是羅蒂同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一點緣份吧。《哲學和自然之鏡》后來出了很好的中譯本，只是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讀它了。

再遇羅蒂

九十年代初赴美求學，此后十年里，不斷有新的理論上的興奮點，把這個當年曾覺得親切的羅蒂淡忘了。僅有的一點印象，是這幾年來他在批美國知識分子不愛國。但前不久在書店里偶然看見他這本兩年前的"新"作題目，還是暗暗吃驚。 想來我就讀的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近十幾年來一直是美國批評理論的重鎮，文化左翼的風云際會之所。在這樣的地方，羅蒂的聲音即便傳得進來，大概也只能被當作自由派的陳詞濫調晾在一邊。

今日美國，自由派雖在社會上一統天下占壓倒優勢，但在學院里，卻被左派和右派知識分子同視為乏善可陳：他們是中產階級的經院學問家，隨大流而自命超脫，想當然地以為自己的意識形態具有普遍性。地道的左派和右派之間雖在觀點上形同水火，但就深刻的危機意識和對市儈主義的猛烈攻擊上，卻有氣質上的相似。

英文俗語里有"兩極相通"(Extremes meet) 之語。西方學院里"左""右"相通之處，似乎就在于對主流意識的批判和理論上的反體制、破規范、追根刨底，直指問題核心的架勢。兩邊批判的都是自由派，彼此間誰也沒有說服對方的幻想；但兩家又都沒有把自由派視為思想上的對手。因此，在美國研究生院念文科的學生， 特別是外國學生，很容易為左、右兩翼，特別是左翼的聲勢所吸引，而漠視了學院里和整個社會上的"無聲的大多數"（the silent majority）。

當然"無聲"只是個隱喻。只要打開電視、翻開報紙，或走進任何一家商業性大書店，便盡是這些"無聲"的意識形態的樂此不疲的重復，讓人覺得無逃于天地之間。但置身于西方學院的象牙塔，時間一長，就有點"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味道。

接觸的多是對當代美國政治社會文化持不妥協的批評態度的人，久而久之，對"主流"的態度便由懷疑到不屑，直至充耳不聞、視而不見，好象它真的不存在，真的被"批倒批臭"了似的。我有些美國左派同事，對自由派的東西避之不及，象怕臟了眼睛。偶爾撞到我在讀自由派和右派的東西，就露出不解的神情。一些自由派同事，對左派文化批評要么敬而遠之，要么極盡挖苦之能事，不僅自己不看，還勸我千萬別誤入"左"道旁門。有時暗想，在美國，這種貌似激烈，實為"大路朝 天，各走一邊"的處世治學態度，客觀上倒是滿有利于安定團結。

羅蒂為什么在今天鼓吹美國民族自豪感

但這時偏有羅蒂站出來說話，對整個美國知識界提出了嚴厲批評。不僅如此，他還"上綱上線"，把問題提到了事關美國興廢存亡的高度。

《為美國理念的實現： 二十世紀左翼思想》（Achieving Our Country -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 Century ）是羅蒂作于一九九六到九七之間的一 本講演錄，共有三篇正文，兩篇附錄，都曾在不同的大學和學會宣讀，最后由哈佛大學出版社作為"威廉·麥西美國文明史講座"之一種在九八年出版。在第一講 "美國的民族自豪感：惠特曼與杜威"的開頭，作者開宗明義，為"民族自豪感"正名。他寫道：

"民族自豪感之于國家，如同自尊之于個人。兩者都是自我改進的必要條件。過度的民族自豪感固然會導致好戰和帝國主義，就象過份的自尊會導致傲慢。但正如太少的自尊讓人怯于展示道德勇氣，不充分的民族自豪感會使有關國家大計的精力充沛、富有成效的辯論難以形成。如果一個國家想在政治籌劃上富于想象力和創造性，那么它的公民就必需在感情上同自己的國家休戚與共。這個國家的歷史經歷和現行政策必須能在他們身上引起強烈的羞恥感或自豪感。而如果自豪感不能壓過羞恥感，這個國家在政治上就不會有所作為"。

羅蒂搞分析哲學出身，雖造過反，但對經驗論和語義分析的一套，卻沒有全盤否 定；對種種玄學的修辭，還是頗為提防。他曾說，誰在他面前大談抽象理論，他就會象西部片里牛仔掏槍一樣本能地去腰里掏分析哲學。可用不著分析哲學，讀者也明白，他在這里講的不是民族自豪感一般，而是具體、特殊的美國民族自豪感。那么，在這個美國語境里，"自豪"和"羞恥"指的是什么，又如何理解作者"自豪感必須壓倒羞恥感"的呼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