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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按去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意見，我們要想方設法穩住對發達經濟體出口，引導企業深入開拓發展中國家市場和東盟等區域市場。要實現這個目標，國家的外貿政策以及外貿大省市、外貿企業可以怎么做？

張燕生：我覺得，首先宏觀層面上要營造一個好的環境，比如說國內媒體要宣傳我們的政策?？梢钥吹?，現在無論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一帶一路”市場，都對我國的政策有各種各樣的誤讀，甚至有很多和我們貿易關系最緊密國家的年輕人對中國不友好的感覺也達到了一個驚人的比重。正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做生意，先要做工作改變他們的態度，比如請更多的外國年輕人到中國來，讓更多的中國人到世界去，這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中國現在做得好的方面，要繼續堅持。比如舉辦進博會、數博會、廣交會、國際供應鏈促進博覽會等會展和研討。進博會是中國給世界提供的一個公共產品，它對促進進出口貿易的作用非常大。

第三，對外貿來說，現在很像是回到了1978年，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我們要發展中間品貿易、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綠色貿易，各種新的外貿形態，無論對政府、企業還是商會來說，這都是一個新課題。

對于那些我國發展快的新型貿易形式，如跨境電商等，怎么能夠形成一個利益、責任、命運的共同體，值得思考。就像一個開放共享的生態，讓更多“一帶一路”的廠商，更多發達國家的廠商能夠參與到我國跨境電商的生態和網絡中來，形成一個相互依存的貿易關系。

數據顯示，2010年到2021年，全球的產業政策從34項增加到近1600項，發達國家的產業政策大幅度上升，而且保護政策從8%提高到48%。另外，2021年地緣政治距離近的國家之間的直接投資占比已經達52%。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要研究和解決該如何改變全球保護主義上升，地緣政治影響上升、政府干預貿易、經濟和產業活動上升的態勢。

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更要加快市場化改革，讓市場在我們今后外貿高質量發展中起決定作用。我們更要擴大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尤其是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我們更要完善對外貿易法律體系，真正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責任必須為”。

我們的市場化改革做得越深化，我們的國際化做得越深入，人們的戰略互信就能夠構建起來，相互認同就會構建起來。經貿作為國際貿易關系的壓艙石、穩定器、推動器的作用，在新的形勢中，就能夠發展得更快更好。

2024年1月26日，浙江金華，金義綜保區跨境電商垂直云倉內，工作人員忙著分揀、打包、裝車。

觀察者網：接下來想跟您聊一下貿易的主體。民營企業已經成為我國外貿中的主力，而外商投資企業的占比近幾年呈不斷下降的趨勢，這也是您比較擔心的。您覺得不同的外貿主體在外貿當中擔當的角色有什么不同？如果外企在外貿進出口中的占比不斷下降，會對高質量發展產生哪些影響？他們為什么不可或缺？

張燕生：我們看一下外貿的數據。2022年，國有企業的出口占比是7.8%，而民企的占比是60%，從進口看，國企的占比是27%，民企的占比是37%。從外貿的進出口數據可以看出，國企和民企的分工是不一樣的。民企是參與國際競爭和交換的主角，國企是保障糧食安全、能源安全、大宗商品安全和供應鏈安全的主角。

曾占外貿半壁江山的外商投資企業，2023年在全國的進出口貿易比重降至30.2%，且仍有繼續下降的趨勢。

外企是我國外貿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伙伴、榜樣和同盟軍，過去我國通過嵌入到跨國公司國際工序分工體系來學習國際管理、技術創新、人員培養。我認為，外企對中國改革開放作出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

要想真正穩外資穩外貿，就不能把企業不同的主體分成“自己人”和“外人”，它們都參與了中國式現代化，作出了重要貢獻，為什么不是“自己人”呢？我認為，在和“脫鉤”、“斷鉤”較量的時候，無論是國企、民企還是外企，都是“自己人”。

對不同的貿易主體一視同仁，是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要通過制度型開放一步步做到這一點。

觀察者網：您剛剛也提到一個數據，外商投資企業在我國進出口總值中的占比已經降到了30.2%，您是否認為這個占比不能再繼續下降了？我們要增加外商投資企業在外貿中的比重，或者說至少維持這一比重？

張燕生：我認為，這一占比還會繼續下降，要改變這個趨勢，核心問題是去地緣政治化，即不管世界怎么變化，中國保持開放，中國堅持市場經濟改革，中國堅持法治，中國堅持平等對待外資，且歡迎外資。

人們不會聽你說什么，人們是看你做什么。每一句有利于穩外資、穩外貿的話，都必須要有細則，都必須要能落地，都必須要建立起一個治理體系，做到治理能力現代化，用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治理方式來管理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

國務院2023年7月25日成文的“穩外資24條”就特別好，條條都是突破性的。想讓外資有感，就必須要解決從中央到地方，從南方到北方，政策落地的問題。

2023年2月25日，湖南婁底，工人在一外貿制鞋企業車間忙碌。

觀察者網：2023年，我國吸引外資的規模同比下降，“外資正在撤離中國”成為一些外媒的熱門報道話題。我注意到，一方面我國吸引外資增速確實在放緩，但另一方面新設的外資企業數量卻在較快增長，部分發達經濟體的對華投資力度還在加大，來華考察洽談的跨國公司還是絡繹不絕，表現出對投資中國的極大興趣。您怎么看待近年來外資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及其發生的變化？對于2023年我國吸引外資規模的波動，應該怎樣看待和分析？

張燕生：2023年11月，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曾做過的一項調查顯示，日本海外投資企業今后1-2年有意擴大業務的地域主要有三個區間：55%-75%的日本企業有意在墨西哥、印度等國擴大業務，具體而言，75%的日本企業計劃在印度擴大投資；45%-55%的日本企業計劃在“友岸”國家擴大業務，多為發達國家；而有意在泰國、新加坡、中國內地（占27%）、中國香港（占20%）等地擴大業務的日本企業在45%以下。

我看了這么多年數據，這是前所未有的，要引起重視。

過去45年在中國投資的日本企業，現在確實遇到了一些困難和問題，包括非經濟因素的壓力等。不過，我們在調研中發現，絕大多數的日本企業認為機遇在中國，希望能繼續在中國發展，并擴大發展。

當然，這其中也會有一些問題：第一，中國的投資環境、市場環境變了，比如日本車企在新能源汽車領域面臨很大的競爭，日本豐田汽車開始尋求同中國企業合作；第二，受到了一些國家長臂管轄的限制，日企反映他們不知道美國的長臂管轄紅線在哪，不知道怎么才能夠合規，也不知道這種長臂管轄是否會不斷改變。因此，一些企業為了安全，就把他們的產業鏈轉移到別的地方去；第三，中國需要改善國內的投資環境，我們應更開放，歡迎日本企業在華擴大投資，擴大發展。

說實話，對于一些日本企業來說，一個車型的改變可能需要好幾年的時間，而中國可能很短的時間就完成了技術、產品、管理的轉型。這時就需要中國和日本的企業有更多合作和交融，我們學習日本的全面質量管理、精益求精，日本企業學習中國企業的活力、敢為人先，只有這樣才能共同發展。

觀察者網：中央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舉措來大力吸引和利用外資，提振外資在華的發展信心，包括“穩外資24條”；全面取消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放寬電信、醫療等服務業市場準入，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認真解決數據跨境流動、平等參與政府采購等問題，持續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打造“投資中國”品牌等等。您怎么看這一系列的政策組合拳？您覺得吸引外資的關鍵是什么？在這方面您有何建言？

張燕生：現在國內有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聲音是這些開放特別得好，當世界出現逆全球化趨勢時，我國仍高舉全球化大旗，單方面擴大開放，這對外資來華投資、增強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一種聲音是對等，即你給我開多少我就給你開多少。但我國是大國，對方可能是中小國家，我國是一個非常多元的國家，對方可能是比較單一結構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事事講對等，很多開放的舉措就很難落地。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2024年要多出有利于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要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科技、環保等政策協調配合，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強化政策統籌，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

這意味著其中既包括與外貿外資相關的直接管理部門，也包括非外貿、非外資的經濟管理部門，還包括非經濟部門。大家能不能共同穩外資、穩外貿，這是最重要的。

老百姓有一句話叫“打橫炮”。有的時候你可以看到穩外資、穩外貿的政策很好，但是一些非外貿外資部門的同志們，他們可能不了解他的政策會對外貿外資產生什么影響。還有一些非經濟領域的部門，他們也不知道他們的政策會給外貿外資帶來什么影響。因此，我認為在外貿外資管理部門、宏觀經濟管理部門，以及非經濟部門之間建立一個機制，用于政策信息的溝通、共享和評估是很重要的。

此外，華爾街的人經常和我說，中國政府可以在穩外資、穩外貿或者是相關政策出臺前，和市場、企業、民眾對話，不斷調整市場、企業和民眾對外貿外資方面的預期。

在我看來，通過這種方式慢慢調預期，慢慢形成共識，等政策出臺時，社會已經對這些政策廣泛認同，廣泛接受，廣泛執行，就會使我們出臺的穩外資、穩外貿的政策效果更好。

當然，核心問題還是怎么能夠讓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穩外資、穩外貿政策有正確的解讀，怎么能夠讓國內社會各界對穩外資、穩外貿有正確的解讀，怎么能夠讓這些政策落地，取得實實在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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