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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來天，全美國人民都在電視上跟蹤George Zimmerman（齊默爾曼）案件的庭辯。最終，前兩日陪審團認定Zimmerman無罪，民權人士都認為這個判決又一次顯示法律在根本上未能有效地保證真正的種族平等。一位知名黑人電視評論員的孩子說：“美國沒有法律公正。”

次日，奧巴馬總統既不談此案也不談種族歧視，卻選擇發表了一個奇怪的聲明，號召人們通過打擊gun violence來“紀念”死者黑人少年Trayvon Martin。他到底是說法律不公呢，還是說法律公正也遏制不了暴力呢， 還是說持槍暴力總是更多地威脅著黑人呢？總統的發言，是為了維持一個公正、民主的形象，不能討論種族問題，不能討論各州立法中的問題。把這個事件部分歸咎于gun violence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可是這么一提，實際結果就是和稀泥。去年年底Sandy Hook小學一群大人孩子被冷血地槍殺，這半年以來美國國內對規范槍支買賣、控制gun violence的爭論激烈異常，可是這個問題在聯邦立法層面已經是進了死胡同，完全沒什么有意義的東西出臺。出身哈佛法學院的總統自己也在政治與法律的糾纏中徹底無力了。

其實，最近一個月，美國國內的重大政治新聞每一條都根本上涉及到法律的問題。每一個事件都陷入分化對立的討論、以無可奈何的感嘆而告終。先是斯諾登泄密事件，接著是最高法院關于同性戀婚姻和選舉法的歷史性判決。這幾天民主黨占多數的國會參議院威脅要改變Filibuster的具體規章，使得占少數的共和黨無法頻繁使用這一程序來阻撓奧巴馬總統政府提名的行政人選在國會討論、投票。但Filibuster對美國民主政治來說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機制，改變它等于是給“majority tyranny”開了綠燈。于是兩黨領導人出言不遜，互相指責對方是真正破壞民主制度的壞蛋。最后，還是幾個會搞政治妥協的老牌參議員出來處理了危機。

穿插在這些事件當中，在幾個州，共和黨操縱的議會企圖偷偷摸摸地立法剝奪婦女終止妊娠的權利：德克薩斯州議會進行臨時會程，搞了個半夜投票，由于民主黨參議員Wendy Davis連續十一個小時的抵制性冗長發言而受挫；俄亥俄州議會悄悄地把法案塞進州預算，結果是未經充分的辯論程序就通過了。這兩個事件出來，輿論一片嘩然，逼得北卡羅萊納州的共和黨另想其他辦法躲過公眾視線。于是他們很有創意地把限制婦女終止妊娠的法案放進一個有關摩托車安全的法案里拿去投票通過了。說來說去，偷偷摸摸立法，是要避開公開挑戰Roe v. Wade的最高法院裁決(1973)，要一點點蠶食它的現實效應。事情傳出來，憤怒而又哭笑不得的美國人，在網上傳播兩張并排對比的圖：一邊是女性的生殖系統圖，一邊是一輛摩托車外形圖，大體形狀果然相似！

不管我們個人如何看待婦女終止妊娠、國家進行網絡監聽這些問題，所有人都應該通過這幾個事件看出現行立法體系的問題有多么嚴重。可是一番喧囂之后，人們得到了什么？——女性生殖系統與摩托車的對比圖在Facebook上飛速傳播，Wendy Davis演講時腳上那雙橘紅色的球鞋在購物網上一夜走紅。

情況到了這個地步，現代法律變成了大笑話。問題是這個笑話仍然是一個神話。

最近我在讀美國紐約大學法律學教授Kenji Yoshino的書《A Thousand Times More Fair: What Shakespeare’s Plays Teach Us about Justice》。這本書非常有意思，它通過分析莎士比亞的戲劇來探討復仇、法制、法官之必要素質、法律之局限性諸問題。一面是莎劇劇情，一面是美國入侵阿富汗、萊溫斯基丑聞、馬丁路德金等美國現實政治法律生活的真實事件。作為莎迷我很喜歡這本書的獨特見解。但從一個歷史學家的視角來看，我覺得這本書的賣點恰恰是作者的局限性：他認為莎士比亞的洞見是現代的、永恒的；莎劇提出的問題也是我們今天的問題。我雖不否認有些問題是人類從古到今都在探索的，可是，So what？我倒覺得，作者失去了一個反思法律萬能的機會。Yoshino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左派學者，他仍然是那個神話的信仰者。

比如，第一章對《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當中復仇這一主題的分析，引出對布什政府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批評，因為那是復仇的悲劇、是沒有遵循法律的舉動。“《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告訴我們，必須抵制直覺沖動，否則我們會被報復的惡性循環所吞噬。”Yoshino認為，莎士比亞此劇反映了劇作家對當時暴力泛濫，法律無力的狀況的思考：只有堅決地執行法律才能制止暴力，因為個人沖動的報復只能讓暴力愈演愈烈、不斷升級。這種解讀有點一廂情愿。畢竟，莎士比亞的社會還沒有被啟蒙時代的情感／理智的二元框架所主導。而換個思維，我們也可以說：《泰》劇也許就是想要表達,在現實世界里，人的情感就是理智；要解決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這其實就是一個法律原則——造成的問題，不能依賴法律，而需引導人的情感、恢復人之同情。

現代法律的破墻角已經太多了。如今很多普通的年輕人已經開始對人與社會有了不同于19、20世紀哲學家、政治家們的認識。我今年教了一門《歷史學入門》的課，用“監獄史”的例子介紹歷史學的方法、發展脈絡、和基本研究技能。“監獄史”領域一個熱門討論就是西方現代監獄制度的起源與主導思想。一種比較流行的看法是，現代刑罰理論關注人權、希望用更人道的方式懲罰、訓導罪犯并爭取對其進行道德培養。于是就廢除人類歷史上通行千年的肉體懲罰，改用囚禁。課下就有學生對我說：“我寧可接受肉體懲罰，被割掉只耳朵什么的，也不要被關到監獄里去。”我的學生這么說，也許有個人傾向的原因，但更因為我們讀的歷史研究已經顯示，現代刑罰制度并沒有在根本上促進公平與正義，反而它自己成為現代社會不能解決的一個體制上的大麻煩，制造新悲劇。借用一位英國歷史學家的話：“我們甩不掉它了。”其實，甩不掉現代監獄，根本上是因為甩不掉法律萬能的迷思。這些天來，電視上、報紙上，我們看到最多的是人們仍然在爭論法律的公平，而爭論仍然沒有結果。耐心等待另一個六十年代那樣的民權運動高潮嗎？那之后出爐的各種法律，有的治標不治本，有的已經被高等法院的新裁決破壞了。到如今，這些法律本身都成了巨大的、難以解決的政治問題。

有趣的是，最近我去了本地一個“新理性主義者”群體的聚會。那天他們討論的問題是如何用新方式來解決地方、國家、經濟生活的矛盾問題。三十多個人，竟沒有一個提到健全法律制度，大家提出的建議都是在心理、文化層面重新建構人與人關系方面的。到后來，我聽著聽著不禁偷偷笑起來：這些美國人想出來的法子，竟然是儒家思想里的修身－治國－平天下！“要修身！”在場很多人熱烈地支持這個想法。為了避免被當成中國文化沙文主義發言人，我忍住了沒有說出心里話：大家都去讀讀儒家理論入門就好了！折騰了兩個小時，動用了二十多條哲學、心理學、邏輯學、社會學的理論和概念，就出來這個簡單的結果！

寫了這些感想，其實我也不是主張不要法律、或者宣揚儒家思想的普世價值。這個世界正在經歷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我們的未來是什么樣，關鍵取決于我們能不能利用這個機會展開想象，發展出新的思路。即便我們需要時間去探索未知的新路，至少，我們應該認識到舊路的危險、不要把別人的舊路當成自己的希望之路才好。所以，認真梳理歷史格外重要。比如，美國史學家Randy Roth的獲獎大作《American Homicide》通過分析美國幾百年來的高殺人犯罪率說明，殺人案與人們對政治現狀的感受之間有重大的關聯，這個關聯能夠最準確地衡量此類犯罪率變化。以往在研究者和左、右派大眾中流行的各種理論都不能完全解釋美國這幾百年殺人犯罪率的變化以及為什么從十九世紀開始它遠遠高于其他發達國家。這些理論不僅自身受偏見的影響、不能解釋問題，反而提出的建議解決辦法常常加深社會偏見和矛盾。他的研究結果令很多人大吃一驚。其結論是，以下這四個因素導致殺人犯罪率的下降：1）當人們感覺政府是穩定的，法制機構無偏見，能夠及時糾正錯誤和保護人們的生命財產；2）相信政府、相信政府官員，并承認他們的合法性；3）基于種族、宗教或政治團結之上的愛國心、理解心和同情心；4）當人們覺得現存的社會等級結構是合理的，每個人可以獲得滿意的社會位置、不需訴諸武力就可以得到別人的尊重。這個研究結果最關鍵的，是“感受”(feelings)和“認識”（beliefs)這些主觀體驗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完美的法律條文聽上去可能是崇高的、客觀的，但人們的感受和認識才是最直接的、最容易觸發各種行為。

最近我向Randy Roth請教他如何看待美國現在各種社會問題的解決辦法。他認為，法律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起些作用，但是歸根結底，政治協商、運作才是最有效的途徑，因為它密切地影響著我們日常生活中點點滴滴的感受和反應。“It’s politics, politics, and politics!”

相比之下，上面提到的法學教授Kenji Yoshino對莎士比亞的解讀，明明是感受和情感的直接沖突，要在當中塞入法律、期待它的引導效應，實在不現實。與其指望不停地彌補永遠也補不完的法律漏洞，不如多培養一些優秀的政治家、道德理論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