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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美國作家愛倫•坡有一篇著名的小說，叫做《紅死病面具》，我特別喜歡。《紅死病面具》描寫的是一個王國被一種叫做紅死病的惡疾蹂躪多時，王國因此喪失了大量的人口。于是王子挑選了最精良的士兵和他身邊的貴族男女一起進入他的城堡，城堡與外界隔絕，里面儲存了足夠的物資供他們享用。將近半年左右平安無事，王子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化妝舞會。舞會進行中，一個打扮成紅死病患者的人走了進來，王子怒了：怎么能開這樣的玩笑！可是，人們很快意識到，這個人的可怕外表不是化妝的結果——他就是一個紅死病患者。于是城堡里的人全部都死了。

這個作品常常被拿來討論“死亡”這一主題：死亡最終會降臨。但是也有學者認為愛倫•坡在寫實（美國當時的疫病）、甚至有不少自傳的意味在里面（他個人經歷中逃避現實的失敗）。從我少年時第一次讀到它，到現在已經過去很多年了，而現實中很多國際政治事件，都會讓我馬上想到它。我越來越覺得，這篇小說對于“安全”和“隔離”的探索、對于社會關系的思考、對于政治與時間的描述，比我讀過的任何東西都直接、深刻、有力。

最近，底特律的破產又一次讓我想到了《紅死病面具》。我雖然沒有在底特律住過，但底特律在我的身邊存在了七年。那時候我在密西根大學讀博士，我們學校所在的安娜堡，開車到底特律市區只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而底特律地區的國際機場，距離我們只有二十幾分鐘。

這七年的生活里，底特律似乎無處不在，但我又離它很遠。我用的最多的就是它的機場。由于這里是達美航空公司的主要國際港口，機場里到處可以聽到多國語言的廣播、買到各種有趣的商品。不過，從這個機場根本看不到底特律的蕭條。其次我去得比較多的，是在底特律市北邊一個叫做Somerset的購物區，歐洲和美國最高級的商品都在這里設有店鋪。從安娜堡到那里，要穿過一大片豪宅區。平時開車過去的時候還不覺怎樣奢華，到了圣誕節前后，這些城堡在白雪皚皚當中張燈結彩的美景，顯示著居民們的富有和品味。

這樣“圍繞”著底特律的生活路線還有很多，偶爾我也“進”過底特律，比如去一些餐館什么的。但似乎每一次都不需直面底特律市的貧窮——除了去那個著名的美術館，去那里看過什么都忘了，就記得提心吊膽地穿過破落的街區。不過每年加入人山人海的國際汽車展則是另一種體驗——從高速公路上下來繞個小彎就在停車樓里轉，停好車跟著人群穿過一些維護得很好的通道就進入了會展中心。看車看人累了，到外面附近街上走走，看到的也是漂亮的馬路和遠處高高的寫字樓群。

在州際高速公路的路牌上，“底特律”標識一個方向：我家出去的第一個高速入口的牌子上寫著，East to Detroit/West to Chicago。在安娜堡豐富的文化生活里，“底特律”標識著一個內容：每年的爵士樂節，一定會有底特律的樂隊和樂人。對我來說，底特律的敗落是抽象的，因為我——和底特律周邊的很多人一樣——把它的敗落從我們的生活環境中隔離開。而同時我們以非常具體的方式享受著它能提供給我們的富有，不管是文化上的還是歷史上的。而我們這個研究領域的人，談話中也經常提到“底特律”：不論是討論種族還是階級，它在學術研究中永遠是個好例子。

那七年里，底特律對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影子。我們都知道它的悲哀；我們也知道它的悲劇不能簡單地歸咎于黑人和窮人。可是我們就這樣遠遠地看著它、討論著它、繞著它生活。我們決定與它保持什么樣的距離；我們選擇如何讓它出現在我們的視野里。

最近底特律的破產，帶回了那些慚愧的記憶。我馬上想到了《紅死病面具》，在這個故事里，我們就是城堡里的人：既然我們不愿花力氣去直面底特律式的疾病，就把自己隔離開。美國還有很多這樣的地方。可是這種疾病是結構性的——就好像那個王國里的紅死病，它的存在是這個王國的生態系統造成的。王國里的貴族可以暫時地把自己隔離在城堡里，享受美酒、音樂和暫時的安全。但是總有一天，他們要面對紅死病、面對自己不愿面對的現實，并為此付出代價。

底特律的破產，是幾十年衰落的結果。面臨類似問題的城市還有很多，但是我們不能輕易地把衰落僅僅歸結于城市財政管理腐敗、種族歧視和去工業化。總是在制度層面上進行討論，便忽略了人的能動性問題。我覺得我們可以試著換一個思路去理解這個歷史、總結教訓：不要光盯著病人的錯，也要想想病人怎樣被隔離、拋棄。《紅病死面具》是個很好的啟示：王子的高貴，本應來自于他的領袖風范。靠著財富和特權把自己和危機隔離開來、躲避責任，也許換來暫時的平安、不需為別人做什么就能維持自己的特權和享受，但他已是名不符實。而那無處可逃的一天終會來臨。

底特律的破產原因復雜，但不能不承認，一個重要原因是：它是被利用了、被榨干了、然后又被拋棄的。開始的時候有錢人還在維持它光鮮的外表以掩蓋真相，其實他們早就在一點點撤離；到后來連外表都無法維持的時候，其實已經徹底無力回天了。當有能力改變它命運的人都選擇了逃離、與它保持距離，它就只有一個方向：破產。

我不認為底特律能代表美國大城市的未來。近年來很多人口復雜的美國大城市、包括它們的近郊都已經在發生著令人興奮的變化。這些積極的變化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拉近人與人的距離。底特律是一個極端的例子，是一個重大的警告。我曾經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住過兩年，那里離底特律只有幾個小時的距離，同處中西部地區。它雖然不是汽車工業城，但它曾經的輝煌也和現代工業的興盛密切相關——比如中國消費者所熟悉的P&G公司總部就在這里。辛辛那提市中心的黑人貧困、犯罪也是大問題。市區和郊區的種族隔離和階級分化也很明顯，但是從程度與規模上，都沒有底特律那么嚴重。美術館、畫廊、大學、戲院、大企業以及餐館聚集區都仍然穿插在黑白交錯的世界里。辛辛那提曾經在2001年發生過嚴重的種族沖突，震撼了全美。但正是因為沖突就發生在所有人面前，人們只有兩個選擇：要么一起直面它，要么繼續加重隔離與分化。那時我和朋友們常常去的一些畫廊和咖啡店，都不是在最安全的街區。但就是這樣的經歷——一遍遍地走過那些街區、看著繁華與貧困交錯出現，促使我們做一些能帶來改變的社區工作。

當你不試圖逃避或者不能逃避的時候，你往往能夠看到希望和生機。這一點，是在底特律宣布破產之后，我回想起自己在這兩個地方的兩種經歷才意識到的。

其實很多在美國大城市居住過的人都知道，所謂的好區與壞區，往往就隔著一條馬路。并且他們常常是共存在很小的空間里的。你如果沿著一條主要的馬路走，一會兒到了一個“好區”、一會兒又到了一個“壞區”、再一會兒又到了個“好區”。這也是一種建立在種族和階級基礎上的隔離，不過，只要它們的距離還很小，這樣的隔離還有希望被解決。在共存中尋找平衡、探索改變，是自古以來各種多民族、多元宗教聚居區的生存之道。

而進入現代，科技發展給了我們更多的手段去制造更大規模、更深層的隔離。有的國家在邊境上筑高科技的“長城”；無人飛機把戰爭的殘酷與和平之間的距離又進一步拉大了；汽車使得我們可以迅速地繞開“麻煩”、遠離“麻煩”。現代監獄更是“隔離”的著名實驗場，以至于它自己也成了“隔離”的最大犧牲品之一。（有趣的是，當年被福柯淋漓盡致分析的那個著名的圓形監獄（Panopticon）模式——以及它所代表的現代社會的權力關系模式，已經發生了微妙變化。他在《規戒與懲罰》中談到的18世紀的Panopticon，監視塔在這個建筑的中央。而后來發展出來的隔離防范措施最高級別的監獄，則把監視塔設在了監獄的外圍一角，與它拉開了距離！）

希望底特律的破產像《紅死病面具》里的那只大鐘一樣，提醒我們要面對現實。我們看底特律的悲劇，不能抱著隔岸觀火的態度。的確，中國沒有美國式的種族問題，但中國的民族、階級關系也是重大的現實問題。如果說我們普通人能吸取一點教訓的話，那這個教訓就是：以共存為最佳選擇。當我們把共存當作目標、而不是迫不得已的選擇，那么我們就不會自欺欺人地認為只要把“他者”弄到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去就萬事大吉了，隔離只能換來二十年或五十年后更難解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