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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與俄國和奧地利交惡的奧斯曼帝國未被邀請參加1814-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因而未能加入歐洲的“大國協調”，而其力量的不斷衰退，又使得其成為歐洲大國覬覦的對象。奧斯曼帝國占據著地中海-印度洋貿易路線要沖，控制土耳其，則意味著能在這條貿易線路中占據優勢地位。而奧斯曼帝國在西亞與巴爾干半島的存在，又為其他歐洲列強提供了一個可以在陸地上制衡俄國的力量。因此，當俄國攻擊奧斯曼帝國的時候，以英國為代表的其他歐洲列強往往會出手制衡俄國的力量。對它們來說，削弱、控制而非毀滅奧斯曼帝國，更有利于維也納體系的內部平衡。

早在19世紀90年代，土耳其就成為康有為政論中經常出現的負面例子。本書第一章討論過康有為在《我史》中即敘述過他1895年入京途中對甲午戰爭的評論：“吾謂舉僅如土耳其者，必不亡，故決入京。” ^[1] 康有為以1877-1878年間的第十次俄土戰爭作為對比，以表明他面對時局亟變時表現出來的驚人的冷靜——當然，這很可能是他的自我粉飾。在1895-1900年期間，土耳其的例子在他的政論中反復出現，強調的重點不在土耳其內政，而在于其受列強宰割的命運，以及列強在土耳其事務上的均勢與協調。

康有為在作于1899年的《我史》中對奧斯曼帝國的稱呼是“土耳其”，同時期的作品也基本上使用“土耳其”一詞。 但從大約1903年開始，康有為對奧斯曼帝國的稱呼悄然從“土耳其”轉向“突厥”。康有為宣稱其在1898年6月向光緒上《進呈<突厥削弱記>序》，將其收入《戊戌奏稿》。學界通說認為此文并不是康有為進呈給光緒的作品，而是康有為流亡時期補作。^[2] 從“突厥”這一稱呼也可推斷，它不太可能是1898年的作品。這一稱呼的轉變并非無緣無故。

《進呈<突厥削弱記>序》稱：“橫覽萬國，與中國至近形似，比擬同類，殷戒最切者，莫如突厥矣。”^[3] 突厥出自匈奴，是殷人淳維之后，因此與中國人同種同類，因此，奧斯曼帝國的近代經歷，與中國就有了非常深的關聯。堅持“突厥”而非“土耳其”，所突出的正是人種上的親緣關系。^[4]

土耳其人十五世紀攻陷君士坦丁堡，在極盛時期，兵鋒直指維也納與布達佩斯，“幸霖雨泥濘，疫病大起，僅乃得解，否則諸歐咸為吞并矣。”三百年間，歐洲各國為抵抗奧斯曼帝國，疲于奔命。但這三百年也是歐洲科技進步的關鍵時間。土耳其人從蒙古人那里獲得大炮火藥，傳入歐洲，“于是破封建萬千之侯壘，而王權成，騰揚丕天之革命波，而立憲遍于各國矣。”而在歐洲各國不斷進步時，土耳其“恃其強大，酣睡于其比鄰”，很快迎來歐洲列強的攻勢。

列強先由“種爭教爭”，在奧斯曼帝國境內煽動各種叛亂，于是埃及、希臘、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相繼自立，俄國人也介入領土爭奪，兵鋒直指伊斯坦布爾。當時英國人出于“均勢”訴求而介入，聯合法、意、德、奧，逼迫俄國退兵。列強進而對土耳其領土進行了瓜分，保加利亞和門的內哥羅獨立。自此，土耳其成為偏安之國。^[5]

《進呈<突厥削弱記>序》指出，面臨著危險的形勢，土耳其進行了改革。阿士文成為宰相，立憲法，變新政，訂外交，國家危而復安，國民懸而復解。這里說的是1876年土耳其的立憲。而所謂“阿士文”，即阿赫邁特·米德哈特帕夏（Ahmed Midhat Pasha，1822—1884年）。康有為感嘆，如果土耳其蘇丹信任阿士文，土耳其堅持立憲二十年時間，也許就可以趕上法德奧意的水平。然而1877年初，新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 Hamid II，1842年—1918年）很快驅逐阿士文，廢憲法，仍用舊法，其結果是土耳其至今仍處于黑暗之中，各方面事業之落后，都與中國相近：

其國地蕪茀，與我國同；道路污穢，與我國同；無自來水，無排泄，無電燈煤燈，無機器，與我國同；全國少鐵路電線，交通不便，與我國同；人民愚昧篤舊，于讀回教經典外，地球大勢，惘無所知，其學校世界學，無各專業化光電重工程機器學，無商船駕駛學，與我國學子昧昧于八股試帖楷法同，人民無權，國無議院，縣鄉無議局選舉，與我國同；其財政困亂，人民窮苦如牛馬，與我國同；其訟武斷，其獄黑苦，與我國同；其負外國債累數萬萬，與我國同；英俄德法意奧六國大使外攬其財，內干預其政，日迫壓取其利權，國民愁怨咨嗟，與我國同；于是革命四伏，人人思易朝逐君矣。^[6]

Ahmed Midhat Pasha，1822—1884年

既然《進呈<突厥削弱記>序》很可能是康有為流亡之后補寫，康有為對1876年立憲的描寫，很可能是以戊戌變法作為經驗模型，而“賢相”阿士文的形象，幾乎就是他自己的寫照。^[7] 他對土耳其立憲失敗之后狀態的描述，也反映出他對戊戌變法失敗之后中國狀態的判斷。不過為了讓補寫更有“現場感”，《進呈<突厥削弱記>序》的表面文字仍模擬了戊戌變法的情境，里面稱，中國與土耳其被西歐譏諷為東方兩病夫，中國正在進行維新變法，產生了走出土耳其困境的可能性。不過，這從根本上只是一種模擬而已。

康有為親自前往土耳其考察，是在1908年，在游覽了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等一系列奧斯曼帝國原本統治過的舊地之后，他從羅馬尼亞坐船出發，渡過黑海，前往伊斯坦布爾。康有為停留在伊斯坦布爾的時候，正趕上青年土耳其黨人發動兵變之后建立立憲君主制的盛況，尚在前往伊斯坦布爾途中，車船上的讀報者就發出了歡呼，“至京則半月之旗蔽道，飲酒擊鼓，聯隊歌舞，歡呼萬歲者，旬日晝夜不絕，凡道路、公園、公館、公地之中皆是也，可謂極歡幸之至也。”^[8]

康有為回顧了19世紀土耳其宰相阿士文的立憲，驚嘆于本次立憲成功之迅速，并記錄了他所聽到的立憲故事。小校呢詩賓聯合三千士兵“登山而盟”，誓請立憲，蘇丹派八千人前往圍剿，沒想到八千人倒戈，電奏立憲，開國會。蘇丹調動二十萬并征討，卻遭到類似的反應。在士兵的逼迫之下，蘇丹最終同意立憲，開國會。而時年三十三歲的呢詩賓，也成為了國家的英雄。

康有為所說的“呢詩賓”，就是統一進步協會雷斯內組織的負責人尼亞齊貝伊（Ahmed Niyazi Bey）少校。但接待康有為的一位姓“三益”的貝伊^[9]，稱立憲并非詩呢賓的功勞，而是少年黨人的作為。所謂少年黨，在今天的一般稱呼是青年土耳其黨人（J?ntürk），這位貴族指出，該黨黨人在阿士文罷相之后，流亡北歐多年，后逐漸在土耳其國內滲透，并以重金對軍隊、大臣和宮內嬪妃等進行動員，最終取得勝利，而呢詩賓只不過是這場運動中的一個角色而已。康有為對于青年土耳其黨人用金錢收買政治精英的強調，在此顯得十分突兀。但我們也許可以回想起1899年他在流亡日本時曾經提出的以每年五百萬金贖買慈禧太后權力的提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