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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推廣“華盛頓共識”，誘導其他國家按照美國主張的標準建立金融體系并推進金融自由化。

按照美國主張的標準建立金融體系有助于財富集中，金融自由化則有助于美國對集中起來的財富進行周期性收割。而這些國家的政府不自覺地扮演了負責維護社會穩定，為美國的財富收割所造成的社會動蕩“背鍋”的角色。比如，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的“量化寬松”造成全球糧食價格大幅波動，中東因缺少糧食引發了大規模的政治動蕩，由此產生的大規模難民又引發了歐洲難民危機和政治動蕩。但很少有人去追問，美國的金融政策應該對此負有何種責任。

五是在“馴服”外國政權方面，除了強大的軍事威懾，美國大量的基金會、非政府組織、媒體和社交平臺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它們平時傳播美國的所謂“價值觀”，壓制被美國列入黑名單的國家、組織、個人和不同的價值體系，在形勢需要時則進行輿論造勢，組織社會運動，影響相關國家的選舉，抹黑反美的領導人與候選人，支持親美的政黨和政客。雖然美國的全球財富收割機制是造成其他國家經濟社會動蕩的深層原因，但這些勢力仍能經常動員起當地民眾將矛頭指向自己的政府，將民眾的憤怒歸咎于當地政府失政，并在其間扮演高高在上的民主“教師爺”、發展“教師爺”及爭端“仲裁者”的角色。

這種新殖民主義支配模式的本質是，表面上尊重各國的主權，運用形式上平等的條約，將實質上高度不平等的利益分配格局固定了下來。為此，美國會經常動員地方勢力、反對黨或所謂“公民社會”來對抗相關國家的中央政府；用美國主導的國際組織來限制相關國家中央政府的決策；以保護貿易與金融自由化及美國國家安全為由，削弱相關國家中央政府對資本、貨物、人員、信息跨境流動的控制。如果相關國家進行反制，美國會運用國內法進行制裁，并利用司法的“長臂管轄”脅迫其他國家的政府與企業予以配合。

新舊殖民主義的“私掠”基因與“權力網絡”

美國聯邦憲法第一條第八款規定，國會有權“對民用船舶頒發捕押敵船及采取報復行動的特許證，制定在陸地和海面擄獲戰利品的規則”。這條規定正是英國的“私掠”傳統所打下的深刻烙印。1243年，英王亨利三世頒發了世界上第一張“私掠許可證”，允許配備武裝的民船合法地掠奪敵對國家官民船舶上的財富。16世紀，為了與西班牙爭霸，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給海盜船船長們大規模頒發“私掠許可證”，允許其在大西洋上攻擊西班牙商船，俘獲所得與王室分成。在這個傳統中，就包含著新舊殖民主義的基因。

私掠船代表著這樣一種權力形態——它不是金字塔式的，而是網狀的。一艘艘私掠船正是權力網絡上的點，它們以民間力量的面貌出現，因而不會像正式的海軍那樣引起其他力量的警覺；但統治者可以利用私掠者的貪婪來實現自己的戰略目的，擴展可支配的空間。

殖民公司和千千萬萬的殖民者扮演了和私掠船一樣的角色，既是私人主體，也是殖民帝國的載體。它們借助私人主體的外表，可以很容易地深入其他主權者主張的空間之中。只要殖民帝國始終保護它們的利益，它們就可以在其“權力網絡”中扮演攫取與擴張的角色。這張“權力網絡”輸出的行動，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體現為舊殖民主義，在資本輸出階段則發展為新殖民主義。

美國今日的全球新殖民體系，集中體現了“網狀權力”的性質。比如，大量跨國公司與非政府組織，平時以私人主體和公益組織的面目出現，能夠很容易地進入其他主權國家的管轄空間，在帝國的“權力網絡”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尤其是一些高科技跨國公司，從其他國家大肆收割其國民的數據，這些數據既服務于公司自身的利潤，也能被用來服務于美國的國家戰略。平時它們可以宣揚“貿易無國界”“藝術無國界”“科學無國界”“新聞無國界”，但一到關鍵時刻，就可以成為美國對特定國家、組織和個人進行全面制裁的工具。

美國的“國”究竟在哪里？我們也許可以這樣回答：美國的“國”不僅僅在其版圖之內，更在一張覆蓋全球的新殖民主義“權力網絡”之中。這張“權力網絡”利用資本對利潤的渴望來擴張和維持自身的運作；這張“權力網絡”為美國的戰爭機器提供了基礎性支持；這張“權力網絡”也是美國意識形態輸出的載體。對于全世界人民而言，深刻認識這張“權力網絡”，看清它的壓迫性，才能為消除它的壓迫性做好認識上的準備。

北約轟炸南聯盟23周年，塞爾維亞多地舉行紀念活動。

【本文刊于《瞭望》2022年第13期，作者為北京大學法學院長聘副教授、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