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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第一個見到中國村級選舉的西方NGO，國際共和研究所主席洛恩•克拉納表示，和中國的合作非常愉快，雖然有時候局勢會變得相對緊張，但從來沒有真的遇到過什么麻煩。對于我們介紹的經驗，中國政府的官員有時候會說，盡管他們的做法很好，但是不適合我們學習。

本文節選自趙憶寧新書《探訪美國政黨政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8月），作者授權觀察者網首發。】

趙憶寧新書《探訪美國政黨政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

時間：2013年6月27日10:30—11:30

地點：1225 I St NW, Washington DC

國際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IRI）是美國在國外推銷其“民主計劃”的“民主核心集團”的重要成員之一。IRI與國際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NDI）這兩大研究所均接受來自美國國會資助的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的財政支持。在全球范圍內，今天幾乎所有國家發生的政變與叛亂都與它們有千絲萬縷的聯系：2004年海地政變，2009年洪都拉斯政變，東歐的“顏色革命”以及中東的“阿拉伯之春”。

采訪中，主席洛恩•克拉納（Lorne Craner）突出強調了兩個觀點，其一是“公開透明”。眾所周知，此前無論是尋找“外國代理機構”還是提供活動資金乃至幫助培訓人員，在25年前都是由美國中情局秘密進行的。如今，在“公開化”的旗幟下，美國現有20多家向外輸出民主的NGO活躍在全球各地。它們之間既合作又競爭，因為可爭奪的資源頗豐。根據美國國務院和國際開發署的數據計算，2012年美國政府斥資26億美元用于海外推銷民主。

其二是與“民主促進行動所在國家的政府合作”。這是IRI不同于其他輸出民主促進機構之處。主席洛恩用很多時間闡述了IRI與中國全國人大乃至中國共產黨對外聯絡部的合作項目，包括福建的村級民主選舉與法官的培訓。

洛恩主席給出的最重要觀點是：“過去10年里，美國學到了非常重要的一課，就是不要在人民不想要民主的地方，把民主強加給他們。”這不是他們刻意的“低調”，因為在西方價值觀中，“民主”與“獨裁”不僅是兩種制度之爭，也是意識形態之爭。IRI之所以沒有在中國內地設置機構（設在香港），不是不想，而是因受到中國安全部門的嚴密監控不能有所作為。IRI一直在其他一些國家扶持反對黨，之所以沒有在中國內地設點推銷，正如主席洛恩所言，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高層領導人非常坦然”地表明，“中國不需要兩黨、多黨制”。

主席洛恩說道：“我知道美國的政治體制在中國是賣不出去的。”

國際共和研究所主席洛恩•克拉納

在中國希望變革的方面提供協助

洛恩：歡迎你。我在大學時就對中國問題感興趣，其他人都說我瘋了，因為在他們眼中，中國永遠不會像蘇聯那么重要，但是30年之后一切都改變了。我第一次去中國時還是個大學生，當時我去的是臺灣，因為大陸還沒有對美國人開放。后來又去了香港。在香港我給媽媽打電話，為了去臺灣已經休學一年了，在電話里告訴媽媽，我還要再休學一年，結果電話那頭就沒了聲響。過了一會兒，我媽媽說，如果你還想回來的話，就得自己交學費了。（笑）在我第一次去大陸之后，我又多次前往。1996年，我和太太的蜜月是在中國度過的。 

在為前國務卿鮑威爾（Powell）工作期間（國務卿助理），和我職務相當的是中國駐聯合國大使，我們當時合作得相當愉快，一起推進了許多事情。

1981年夏天我陪同當時任副總統的老布什訪問了中國，這也是我第一次訪問中國大陸，見過江澤民、胡錦濤。對我而言，這是一次最重要的旅行，當時的中國和現在非常不同。人人都說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我真真切切看到了這些變化。在1981年，人們出行幾乎全靠自行車，開車的更是寥寥無幾，所有人都穿著中山裝。而現在，許多人都有了自己的汽車。我的普通話已經忘得差不多了，但是還能聽懂一小部分。

趙憶寧：我這次的調研主題是了解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但是在我確認可以采訪您后，我想或許我們應該換個話題，您更感興趣的民主話題。

洛恩：沒問題。你知道嗎，IRI從1993年起就在中國國內開展工作了。

趙憶寧：請問你們在中國都做了什么項目？

洛恩：我們在1993年來到中國，算得上是第一個見到中國村一級選舉的西方非政府組織。從1994年起，我們開始與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合作，當時的委員長是喬石。

首先是村級選舉。在村一級選舉中，我們和當地領導人談話，介紹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選舉制度、流程。開始時是在福建，后來又去了其他地區。我們介紹保密的投票站、選票設計等等。

其次是經濟立法。在和人大的合作中，我們在破產與銀行業等5項經濟立法方面提供了許多幫助。我們介紹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相關立法情況，并且邀請日本、歐洲、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到北京來，給中國做參考。

再次是法官培訓。在經濟立法過程中，參與的人大代表提出，希望IRI能夠幫助中國法官解釋這些新的法律，我們隨后開始為中國的司法系統提供幫助。

最后是關于法律援助。在培訓法官時遇到關于法律援助的問題，中國方面希望IRI提供關于法律援助的參考，于是我們就把這些法官帶到新建立了法律援助的國家。我們不僅把法官帶到南非這個上世紀90年代末才新建立法律援助的國家，還帶到了印度這個許多人需要法律援助的國家進行參觀。

趙憶寧：如果僅僅是這些內容，聽上去比較正面。

洛恩：2001年我離開了IRI，到國務院擔任國務卿助理，負責人權和民主事務，直到2004年才又回到IRI。在2004年之后，IRI開始和中國的公民團體合作。汶川地震中我們也做了不少事情。之后我們又和中國共產黨對外聯絡部合作，與他們進行交流對話。我們每年見一次面，在北京或者華盛頓。今年秋天，我們會去北京訪問。這種交流機制非常有益，我們能夠理解北京在伊朗、蘇丹等問題上的外交政策是如何考慮的，同時也能分享美國對中東等問題的看法。

現在，IRI在中國開展工作已經20年了，沒有遇到過什么問題。只是在遠東“顏色革命”等等事件之后，中國國家安全人員開始有點擔心我們在中國的行動了。雖然有時候局勢會變得相對緊張，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真的遇到過什么麻煩。因為IRI在中國的一切行動都是開放透明的，而且我們提供協助的領域，也是中國領導層希望進行變革的地方，例如選舉、公民社會、人大改革等等。我們非常開放透明，電子郵件內容都是公開的。因此我有時候會和在人大的朋友開玩笑說，北京一定持有大量關于IRI的存檔，因為我們什么都是公開的。

趙憶寧：IRI在中國有多少工作人員，大概在哪些省區工作呢？

洛恩：在香港有兩名工作人員。他們只在香港工作，因為這樣比較方便。在1998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之后，卡特（中國）中心（Carter Center）被關閉了一年多的時間。我認為做事還是低調為好，沒有必要跑到北京去引起過多的關注，使IRI成為兩國關系的一個風向標。所以IRI一直在香港保持低調。而且我們一直和中聯部保持較好的關系。在協助村一級選舉時，我們也向民政部詳細匯報具體的工作內容。我們一直向中國當局告知具體的工作和動向。

趙憶寧：也就是說，IRI都是與中國政府相關部門合作，這是您的意思嗎？

洛恩：我們也和社會團體合作，但是所有事情都是告知政府方面的。因為我知道中國安全部門一直很在意我們的動向。

趙憶寧：您是說IRI一直是受到中國安全部門監管的？

洛恩：我是這么認為的。

趙憶寧：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通報中國政府的，那么IRI為何受到安全部門的監管？

洛恩：這取決于具體的事務。如果是和人大打交道，就要和人大保持信息的溝通。從1993年開始，我們一直在向民政部報告行動。但是現在我們更多地與共產黨的部門打交道。如果中國的安全部門和政府說：你們應該小心IRI的這些人，那么我會說，IRI在中國的工作都是完全公開的，有什么擔心的必要呢？

趙憶寧：您剛才提到，無論是推動中國的村級選舉，或者培訓法官，IRI認為這些都是通向民主的工具嗎？

洛恩：這些工作不能算是民主工具，而是利用民主工具的方法。中國共產黨在特定的領域或者方面，希望能夠有所改革。例如人大和司法系統需要更大的權力，而社會團體需要有更多的自由。那么在改革過程中，如果IRI能夠提供美國以及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經驗，可以對中國有所助益。盡管這些經驗可能和中國國情不符，但是也可以作為反面案例，讓中國少走一些彎路，少犯一些錯誤。

對于我們介紹的經驗，中國政府的官員有時候會說，盡管他們的做法很好，但是不適合我們學習；但有時候也會說，這個問題懸而未決已經兩年了，正好這位巴西專家提到了巴西的做法，對我們很有啟發意義。IRI在各個國家和許多政治黨派一起合作（一般是反對黨），但是許多經驗和中國沒有關系，所以也不會在中國開展這些工作。我們的工作是由中方決定的。只有在他們希望改革的領域，我們才會開展工作。

需要了解被協助者的需求與歷史

趙憶寧：聽了您的介紹，我感到是哪里有需求，你們就提供什么樣的產品？

洛恩：完全正確。我一直向工作人員強調兩件事。首先，我們提供協助的國家并不是我們的國家。它們的國情和美國可能完全不同。不能把美國的做法強加給對方。其次，變化是需要一定時間的，美國人性子是很急的。但是美國情況不同——我們的歷史包袱很小。我們的政治體系甚至和英國的都不一樣，何況與別的國家相比呢？而中國的歷史非常悠久，人們的目光也更加長遠。在IRI和中共黨內領導人討論的時候，中國這方總是會暢想2050年中國會變成什么樣。但是在美國，沒有人能告訴你2050年的美國是什么樣的，而且幾乎也沒有人想過這個問題。讓我舉個例子來說明這種不同吧。美國人看中國的時候，總是會說中國曾經積弱積貧，而現在怎么突然想要變成強國了呢？但是我對中國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中國其實在過去好幾百年都一直非常強大，只是在近代經歷了短暫的衰弱，現在中國不過是重新崛起罷了。如果沒有對中國在歷史上的考量，對中國的看法就會非常不同。盡管我們的工作是基于對方的需求，但是同時也要基于對對方歷史的了解。

趙憶寧：我們的報紙專注經濟類新聞，看問題的角度也是經濟視角。通常在市場上，供給方總是希望給市場提供更多的產品。您剛才已經講到，IRI在中國做了不少事情，下一步，IRI還希望給中國市場提供什么產品呢？

洛恩：IRI擁有全球這個龐大市場，而中國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用經濟語言來說，作為供給方，我需要知道什么產品在哪些市場能夠賣得出去。我知道美國的政治體制在中國是賣不出去的，而世界其他地方或許會需要這個產品。現在一些地區，如中東、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國家，就對美國的政治體制很感興趣。但是中國肯定沒有興趣。所以當我聽說您想來采訪，我的第一反應并不是“這是個宣傳IRI的大好機會，能夠把美國的政治體制賣到中國去”，而是希望這次采訪能夠幫助我更好地了解中國及其需求。

趙憶寧：毫無疑問，中國的最大需求是和平環境。我們的采訪也是希望能夠增進雙方的了解。如果缺乏必要的了解，兩國無法真正建立起“新型的大國關系”。

洛恩：我擔心，隨著中國變得越來越強大，中美兩國都可能變得更加強硬。當然如果能夠控制強硬的程度，這就不是一個大問題。但是我真正擔心的是，雙方對于對方的行為，可能會因為不了解對方做這件事的原因和背景而做出錯誤的判斷。如果中國領導人看到我們的所作所為，但是無法根據美國的國情來加以理解，同時美國領導人也不能理解中國的做法的話，雙方都會產生誤解。這就會成大麻煩。現在即便是美國高層領導人，都不能完全了解中國的體制和機制。所以我非常高興能夠和你們交流。

趙憶寧：您剛才提到，中國不愿意買美國某些產品。但是我們已經有了村級選舉、法律援助。您還提到，一些國家和地區對美國的產品很感興趣，而中國不愿意買。所以我想知道，您認為中國不愿意購買的是哪些產品呢？

洛恩：目前中國不需要關于如何組織全國性政黨（反對黨）的知識。中國有8個非執政黨，但是力量很小，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對黨，對政治的影響力比較小。但是在突尼斯、尼日利亞、哥倫比亞等國，人們就非常需要這方面的知識。

不需要的還有全國性的選舉。中國政府已經說過，如果你想了解地區選舉，沒問題；但是全國性的選舉是不行的。所以美國關于全國性選舉的一整套體制在中國是沒有市場的。而我們不會花力氣去推銷一個沒有市場的產品。

趙憶寧：在市場中，產品需求者是需要向產品提供者付費的。IRI向中國提供這些產品時，你們收了多少錢？回報是什么？

洛恩：不，我們不收費，在任何國家地區都不收費。美國相信——而且歷屆總統也是這么說的——一個國家越開放，美國就能和這個國家建立更好的外交關系。因為對于一個政治透明的國家，你不需要做許多的猜想，這就是美國在世界各地（推銷民主）工作的回報。

趙憶寧：我在您的個人簡歷中看到，您獲得了許多獎項。但是僅就您在中國的業績來看，實在是名不副實——您只賣了幾個產品！您未來在中國有什么拓展業務的想法嗎？

洛恩：我們已經開展的業務還是做得不錯的。當地官員對其他國家的基層選舉經驗很感興趣。我想關鍵在于你怎么定義“成功”這個概念。我認為，如果在我們提供的這些經驗的幫助下，改革能夠較快地進行，那么IRI的工作就是成功的。但是中國會決定他們需要的是什么產品。如果他們不需要的話，也沒有關系，因為我們的市場很大。我們和中國合作已經20年了，也開展了許多頗有成效的工作。但是每個國家的情況都不同，都需要分別看待他們的需求。

趙憶寧：剛才您提到你們幫助其他國家與地區建立了全國性的反對黨，但是中國不需要這個產品。您有沒有想過為什么中國不需要呢？您是否認為中國沒有你們推廣的這個產品的環境呢？

洛恩：我在臺灣非常封閉、一黨制的時期待過一段時間。但是現在臺灣已經實行兩黨制了。臺灣和中國大陸有著同樣的文化根源，所以我認為大陸并非缺乏多黨、兩黨制度的文化土壤。而且這也并非因為中國不夠發達。中國非常棒，不僅成功地舉辦了奧運會，還實現了載人航天，甚至計劃要登陸月球。中國經濟總量龐大，軍隊實力很強。所以中國是一個非常發達的國家。而許多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都實現了民主。所以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實行兩黨、多黨制。實行一黨制是中國政府做出的決定，中國的高層領導人對此也非常坦然、坦誠，認為中國不需要兩黨、多黨制。過去10年里，美國學到了非常重要的一課，就是不要在人們不想要民主的地方，把民主強加給他們。如果每個國家根據自己的節奏來發展，那么現在中國向全世界傳達的信息，就是他們不需要美國式民主，不要向他們推銷這樣的民主。所以我們為什么還要推銷呢？過去，中國也曾經說過，他們不需要外國汽車，不需要外資企業，不需要外資工廠。那么當時何必還要跑到中國去推銷自己的汽車、企業和工廠呢？如果用經濟的語言來說，就是這樣。

民主并不一定能夠產生好的政府

趙憶寧：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明年就是東歐“顏色革命”十周年。IRI是東歐推銷民主產品的提供商之一。十年后，你們有沒有對自己推銷的產品使用情況做回訪？現實情況是，人們雖然看到在這些國家里出現了反對黨，人民也有了投票權，但是從國家宏觀數據看，例如經濟增長、社會穩定等方面一團糟。

洛恩：我們在這些國家進行過民意調查，詢問民眾是更喜歡現在的制度，還是過去的制度。絕大多數人都選擇了現在的制度。所以我們認為，當時的革命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們的確看到，現在擔任政府職務的人，表現并不是很好。有鑒于此，現在我們希望和有執政潛力的人們合作。例如在津巴布韋，我們和反對黨合作，不僅在政黨事務、選舉方面提供幫助，而且還會把可能當選的人們帶到最近經歷過變革（政變）的國家中，看看新當選的官員剛上任之后應該做什么，包括如何恢復經濟，使人民滿意。以前我們只是協助政黨競選并贏得選舉勝利，而現在還要幫助這些可能走進政府的人做好準備。這是我們希望彌補的地方。

趙憶寧：我今年年初訪問了埃及。那時前總統穆巴拉克正被關押在警察學院里。我看到埃及革命兩年后，仍舊有一大群人坐在總統府門口，焚燒穆斯林兄弟會旗幟，反對現任總統。在推翻舊政府之后，人民盡管選出了新總統，但是新總統又沒有能讓人民滿意，這是什么原因？現在埃及經濟陷入停滯、無法償還外債、房租飆升、人民生活困難的境地，您如何解釋這種情況呢？

洛恩：我想說的是，民主并不一定能夠產生好的政府。在美國歷史上，也出現過非常差勁的總統。例如尼克松總統——美國人甚至覺得他算不上一個總統；吉米•卡特也是糟糕透頂。但是在民主體制中，如果政府不好，人們可以推翻它。人民可以說“謝謝，您請回吧。我們另找個人來干這件事”。而專制體制下，即便政府不好，你也得忍著。

趙憶寧：但是尼克松總統在中國非常受歡迎，是他改變了中美關系。

洛恩：我本人也覺得他不錯，但是大多數美國人不喜歡他。卡特總統改善了和中國的關系。埃及在變革中做的每一個決策都是錯誤的，包括如何進行選舉，怎樣制定憲法，新的投票體制應該是怎樣的——這些都是錯的。而且他們也不愿意聽取其他地方的經驗和教訓——歐洲、美國、澳大利亞的經驗，他們都說不需要。而突尼斯等國的態度就有所不同。埃及人說，這是我們的國家，由我們來做主。但是如果能夠借鑒其他人的相關經驗，我們也很樂意幫助。但是埃及人沒有這么做。所以埃及就成了現在這樣。

趙憶寧：您是說埃及新政府沒有像津巴布韋政府那樣接受你們相關的培訓？

洛恩：現在我們沒有為埃及政府提供任何培訓，因為他們表示不需要任何人的建議。他們說，“我們有5000年的歷史，我們什么都知道”。

趙憶寧：我在埃及看到，大多數埃及人痛恨美國。我的一個朋友的妹妹是埃及著名的紀錄片導演，她住在開羅美國駐埃及大使館的隔壁，長時間以來，她都不敢回家住，唯恐憤怒的人群焚燒美國使館時會殃及池魚。我的埃及導游對我說，新政府在經濟治理、外交關系等等方面毫無經驗可言，他們甚至對執政感到害怕。

洛恩：他們拒絕了其他人的幫助。他們非常驕傲。這種驕傲是能夠理解的，但是這么做并不明智。

民主體制可不斷修正前進的方向

趙憶寧：我還有一個困擾我很長時間的問題想請教。美國一直在全球推銷美國式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追求的是平等自由。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定義，資本主義是社會不平等制度的根源，而美國處于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階段。在美國，資本力量非常強大，同時美國又非常強調民主。那么這兩種力量誰強誰弱呢？

洛恩：美國和越來越多的國家發現，民主和資本主義的結合，對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而言是最好的選擇。但這種結合不是完美的制度，也不會對所有人是好的。我記得3年前，韓國外交部長曾經提到，韓國在專制政府的帶領下，實現了高速的經濟增長。但是，如果能夠更早地采用民主制度，經濟增長的速度可能會更快，韓國經濟總量也會更大。

趙憶寧：這次我分別調研了美國的兩黨，訪問了它們的全國委員會，以及兩個州的委員會，也和普通黨員進行了交流。在調研中發現，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雙方都有一個共同的觀點——強大的資本勢力已經滲透到選舉中，表現在于選舉的費用越來越高。最近我讀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著作，他提到美國現在的選舉已經不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美元一票”。您對這個觀點有什么評論嗎？

洛恩：美國的體系中有缺陷。的確，選舉花費太多了。最高法院法官——這些被認為是充滿智慧的人——兩年前取消了競選中政治獻金的上限，而我們都得服從大法官的決定。老實說，他們的這個決定是非常糟糕的。他們的理由是，限制政治獻金的數額是對言論自由的侵害，這導致現在競選中越來越依賴金錢的投入，這是選舉制度中的一大缺陷。另外，我認為兩黨的對立越來越嚴重。所以我們的政治體系并非完美。我還得重申，民主并不一定能帶來好的結果，它只能保證在結果不好的時候，你有能力去修正錯誤。

我在其他國家一直和大家說，民主不是一個終點，而是一個過程。這就像駕駛一艘帆船，根據風向和洋流不斷調整航向，以便到達目的地。民主不能立刻把你帶到最完美的狀態，或者脫胎換骨，作為一種體系，是讓你有能力不斷修正前進的方向。

舉兩個簡單的例子。當我還是個小孩的時候，黑人和白人是不能共處的，他們必須坐在公共汽車的兩端，甚至不能在同一家餐館用餐。而等我成人之后，我為一名黑人國務卿（鮑威爾）工作。在他之后，接任的又是一名黑人女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而現在，我們有了一名黑人總統。在我出生的時候，這兩件事情都是不可想象的。這一切的變化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通過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國會、最高法院——推動的。

當我為小布什政府工作的時候，發生了關塔那摩虐囚事件。當這件事被曝光的時候，人們都嚇壞了。國會表示，不允許發生任何虐囚事件。所以他們通過了法案，禁止虐待俘虜。現在，我可以保證，這屆政府就不會發生虐囚事件了。所以民主本身并不能保證不會發生種族隔離、虐待事件，但是民主體系有公開制度，能夠讓你發現錯誤，并通過民主程序改正錯誤。

趙憶寧：這兩個例子非常有趣，尤其是第一個例子。

洛恩：民主體系有許多支柱。獨立的司法系統在民主體系中非常重要，它們是推動變革的重要力量。昨天在最高法院就通過了一項法案（同性戀婚姻法案）。盡管許多美國人可能并不贊同這個法案，但是司法系統是獨立的，他們可以做出自己的決定。

其他國家的民主化未必給美國帶來好處

趙憶寧：您在前面提到，IRI所做的向國外輸出民主，都是為了美國以后可以和這些國家更好地相處。那么，輸出民主有沒有出于國家安全角度的考慮呢？比如民主國家之間不容易發生戰爭？或者是因為民主是全人類的普世價值？或者從美國的經濟利益出發，有利于美國的商業甚至是戰略布局？

洛恩：從戰略或者軍事利益的角度來看，讓國家走向民主未必能給美國帶來好處。舉兩個例子。菲律賓就是一例。歷史上美國曾經支持菲律賓的一位將軍推翻專制政府，但是在菲律賓成為民主國家兩年之后，新上臺的政府就把美國趕出去了，美國因而失去了最大的海外軍事基地。第二個例子就是智利。當時智利的獨裁者是美國的鐵桿盟友，但是當智利變成民主國家之后，新政府就不再支持美國了。埃及過去的政府雖然獨裁，但還是親美的。而現在執政的穆斯林兄弟會對美國卻不友好。所以從戰略利益、軍事利益考量，其他國家的民主化未必會給美國帶來好處。

根據我的觀察，民主國家大多選擇了資本主義或者有資本主義特色的體系。為什么民主國家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呢？這是因為政府必須選擇有利于大多數人民的經濟制度。如果選擇了資本主義或者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體制，那么與美國的貿易機會就會增加。而政府本身也是相信這種意識形態的。

你說的對，民主國家相互之間的確不太容易發動戰爭。因為在民主制度中，當權者是很難發動戰爭的。他必須獲得民眾的政治支持才能開戰。而專制國家中，獨裁者可以很快發動戰爭，無須獲得其他人的意見。盡管現在很多人都說2003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是一個錯誤或者失敗，但是無論如何，小布什總統為了發動這場戰爭，還是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才說服民眾和國會。你必須讓民眾認可，才能在國家層面上發動戰爭。有多少父母親愿意讓自己的孩子上戰場去送死呢？所以如果所有國家都采用民主制度，那么發生戰爭的幾率就會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