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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三年，我們不僅打了一場抗疫戰，還打了一場輿論戰。

這三年，中國人民經歷了痛苦和抉擇，也感受到了國家對個人生命的尊重和保護。然而在西方的敘述中，中國這場抗疫戰，卻變成了另外一副模樣，可以說是和身處其中的中國人的感受完全不同。

針對西方對中國抗疫的抹黑，常駐巴黎20多年的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鄭若麟對觀察者網表示，新冠疫情是一場全球災難，對這三年的歷史書寫，不能只有西方主導，任由西方描繪甚至篡改。中國的抗疫史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書寫，建立正確的疫情史觀，把真相還給全人類。

觀察者網：中國放開管控措施后，歐美國家針對中國游客提出了限制性措施，包括強制核酸檢測、疫苗記錄等等。對于歐美的這些反應，我們該以怎樣的心態看待？

鄭若麟：實實在在地說，這里需要厘清國家層面和我們個人層面兩個不同的視角。

從國家的角度出發，歐美國家針對中國游客所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明顯是一種“歧視性”做法，是不可接受的，事實上也是無效、多余的。因為中國放開管控、實施乙類乙管政策，中外旅客可以自由往來，這不是歐美一直在要求中國做的嗎？現在又以中國感染規模擴大而對中國游客采取限制性措施，這不是一種“歧視性”做法嗎？

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防范疫情從中國傳播到歐美？問題是，就連法國醫學專家也認為，目前中國正在流行的新冠毒株如BA.2.5或BF.7，在法國本土都已經存在并且也在流傳。因此，對中國游客的限制性措施沒有任何意義。相反，美國正在盛傳的XXB.1.5倒是法國本土沒有的。對美國游客不加任何限制，而對中國游客要檢查這個、檢查那個，實際上對法國并沒有什么益處。

按人口比例換算美國、歐盟、新西蘭和中國新冠累計死亡病例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就認為，對來自中國的旅客強制進行新冠檢測，是一種“沖動”和“無效”的應對措施。當然，從輿論角度來看，這種做法倒很有可能是法國從公眾到官方的一種共同需要：我對來自“危險地區”的游客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至少可以放心一點……

對于中國政府而言，這種做法顯然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肯定會采取對等態度的立場，這是外交慣例。對此，我也非常支持，因為這涉及到國家的尊嚴。前幾天我國外交部指示我駐韓使領館暫停簽發韓國公民赴華訪問、商務、旅游、就醫、過境以及一般私人事務類短期簽證，作為韓國方面對中國旅客“歧視性”做法的反應，就是非常正確的。

而從個人的角度，每個人應該都會有自己的研判。事實上，我們要到西方去旅行總是會有很多原因的。有的是不得不去、非去不可，那只好接受歐美國家強加給我們的所有限制性措施。有的是可去可不去，只是為了換個環境調節放松一下心情，那我們就可以自問，我到底是要自尊，還是情愿接受羞辱也要出去逛一逛，調節一下壓抑的心態？那就是個人的選擇了。

因此，我想我們應該放松心態、冷靜抉擇、不卑不亢。經歷過這個特殊時期之后，我相信各國也都會看清楚現實，及時調整入境政策。

觀察者網：之前國內要求放開的輿論中有一種論調，認為只要中國放開，歐美就會接納我們。但現實來看，情況并非如此。為什么會有這種誤判，或者這種論調背后是一種什么心態？

鄭若麟：從好的方面來說，人總是將心比心。有些國人以為歐美人“豁達大度”，“文明程度高”，因此所有的問題都是中國的問題，是中國不開放，是中國的“動態清零”導致歐美不接納中國人。

事實上，是我們太大度、太天真了。歐美輿論是不愿意看到中國抗疫比他們更成功的。中國的放開，標志著中國抗疫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我們一方面擺脫了因封控而導致的種種被動局面；另一方面則在遭受了一定的困難和犧牲之后，全社會度過第一波感染高峰，逐步恢復正常生活節奏。

這時，中國與西方對抗疫所采取的應對策略，就開始分出高下了。畢竟由于人口龐大，中國感染人數有可能比例和絕對數值都更高，但中國的死亡率則幾乎可以肯定會比歐美低得多。因為在新冠原始毒株和最猖獗的Delta毒株全球肆虐——也就是死亡率最高的時期，中國正確地采取了“動態清零”策略，避免了大量人口的死亡。而當新冠疫情進入到奧密克戎毒株時期，感染性雖然更厲害了，但致病性卻已經大削弱。這時，中國采取了逐步放開的優化政策。

事實證明，盡管我們在放開過程中還有一些地方應該可以做得更好、更有序，但從總體上來說，在這場席卷全球的疫情中，中國很有可能是大國中死亡比例最小的國家。這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功。對此，西方是非常不情愿接受的。因此，當中國放開時，他們一定要表現出強烈的戒備姿態，以示他們高中國人一等。說實話，這種心態蠻可憐的。

2020年3月，歐洲正處于疫情高峰，圖為在意大利布雷西亞的一家醫院里，醫務人員在臨時病房里護理病人。圖片來源：FRANCESCA VOLPI/BLOOMBERG NEWS

觀察者網：正如您所說，這三年，中國對全球抗疫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包括對其他國家的援助以及中國疫苗走向世界。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三年抗疫，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發生了哪些變化？

鄭若麟：實事求是地講，中國在這場全球抗疫中確確實實做出了很大貢獻。從2020年武漢戰疫開始，中國在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病毒襲擊時，能夠做出有效反應，而且中國建立方艙醫院、采取嚴格封控措施等等做法，都給世界樹立了非常好的樣板。

如果世界各國都采取同樣的“動態清零”策略的話，一是傳染的人數肯定不會那么多，相應的死亡率也就會使病故數量減少而降低；二是也許病毒就有可能在整個地球上被“清零”。大家還記得2020年9月7日這個日子嗎？這一天，中國本土原發病例徹底清零。也就是說，后來再流傳開來的均為境外輸入的。

當然，我們也知道，歐美并不是不想學中國的封控對策——比如法國就曾在2020年3月宣布全國進入“戰爭狀態”，進行封城，當然是學中國的做法。但法國卻無法像中國那樣有效做到真正意義上對病毒的封控，最終原始毒株在法國以及歐美大流行；后來還在印度產生了變異的Delta等新毒株，，致死率更高。

我曾就這個問題咨詢過多位專家。他們中很多人都承認，如果全球都采取“動態清零”政策的話，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作為專家不能承認這一點，因為風險太大。今天我們回顧，“動態清零”與任其傳播（并導致很高的死亡率之后）進而實現“群體免疫”，兩者相比，孰優孰劣，從死亡率上即可得出結論。

我們都知道，如同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姆博所說的那樣，世界新聞是“從發達國家而來、朝著發達國家而去”。就是說，世界接受的新聞往往是從發達國家也就是西方傳出的；而反過來，也只有西方感興趣的新聞才會流向發達國家而成為世界性新聞。

其結果就是，三年來在抗疫這場人類共同進行的重大戰役中，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在歐美并沒有多少回響，甚至很多人都根本不了解。因為歐美感興趣的恰恰是中國在抗疫戰役中的任何一點點失誤、挫折、失敗；他們會一哄而上，死死抓住不放。而對中國的抗疫戰績，則是盡一切可能回避、忽略、“忘卻”。所以，在三年抗疫之后，中國對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顯然是大幅提升了，但對西方國家的影響力卻一直在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