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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總統（兩個任期共十四年）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在逝世前與記者喬治—馬克·貝納姆（Georges－Marc Benamou）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密特朗說出下面這段令人驚心動魄的話，被后者發表在《密特朗的最后時刻》（Le dernier Mitterrand）一書中。

密特朗說：“法國對此一無所知，但我們與美國正處于戰爭之中。是的，一場永恒的戰爭之中，一場生死攸關的戰爭，一場經濟戰爭，一場看上去似乎不會死人的戰爭。是的，他們冷酷無情，這些美國人，他們貪婪成性，他們一心要獨自攫取對世界的權力。這是一場人所不知的戰爭，一場永恒的戰爭，看上去似乎不會死人，但實際上是一場會死人的戰爭。”

貝納姆將這段話稱之為“密特朗的政治遺言”。

法國在位時間最長的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

密特朗還說：“我是最后一位大總統。我想說的是，最后一位堅守戴高樂路線的總統。在我之后，法國再也沒有這樣的總統了，因為有了歐盟，有了全球化。在未來，法國可以一直稱為第五共和國，但一切都不同了。法蘭西總統將成為某種超級總理，地位脆弱的超級總理。”

戴高樂堅持的就是法蘭西的自主獨立。而在密特朗看來，法國已經失去這一獨立，而且是在與美國進行的一場永恒的、人所不知的（尤其是法國人所不知的）戰爭中失去的。為什么這位法國第五共和國半個多世紀來在位時間最長的總統會說過這樣的話？實在是值得人們深思。顯然，密特朗所言的“美國”，實質上就是當時由金融跨國資本控制的美國。

當民族產業資本的代表人物特朗普上臺后，美國開始策動的則是與此前完全相反的行為，是為了解體歐盟。因為美國的代表變了，其所代表的美國利益也就一起變了。特朗普的目的同樣是為了征服和控制歐洲，方式方法卻是“逆全球化”行為。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對特朗普的種種怪誕、非理性、表面上毫無邏輯的行為，就能夠一通百通了。而反過來，這時的法國卻選出了馬克龍，代表著跨國金融資本的利益，繼續與特朗普產生種種矛盾……歷史就是這樣令人匪夷所思！

今天，美國和“美國”的決斗仍在繼續。代表著民族產業資本力量板塊的特朗普正在試圖卷土重來，而跨國金融資本力量板塊則明里暗里正在使用一切手段來阻止特朗普再現輝煌。2024年的美國大選將是決定性的一年。民族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這兩大力量板塊已經到了無法共同生存的地步了。這是顯而易見的。

因此，我們可以預見，這一年，美國與“美國”的決斗將是異常激烈的。問題在于，會激烈到什么程度？會不會出現流血事件（特朗普會不會遭遇肯尼迪家族的不幸命運）？會不會出現猛烈的反猶浪潮（“侃爺”Kanye West之類的人物會不會大量出現）？會不會再度發生對大選結果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立場？會不會發生……內戰？一連串的問號擺在我們面前。

美國2024，我們拭目以待。

坐山觀虎斗：中國的對策

對于中國來說，我們不得不高度警惕的，則是美國和“美國”會不會在內部矛盾無法解決之際，向外轉移這一矛盾，共同轉身對抗一個共同的“敵人”：中國！這是我們最應關注的焦點。

事實上，“全球化”是一個綱，綱舉目張；以全球化劃線，可以讓我們對復雜的國際格局理出一條清晰的線路。特朗普當選就是“反全球化”政治力量的一次成功反擊。在特朗普上臺后，便率領產業資本和勞動階層對全球化背后的支持者和主導者發動了一場新“戰爭”。這場戰爭既是一場美國的內部戰爭（即反對華盛頓的權勢集團和金融資本、媒體三大權力構成的支持全球化的力量）、但也是一場“美國優先”的國際戰爭，即同時打擊所有支持全球化、且與美國有著貿易順差的國家的金融資本。這是一場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兩大力量板塊之間征服與反征服、控制與反控制的“隱形戰爭”。

拜登在爭議聲中贏得大選上臺后，美國與“美國”的爭斗并沒有就此劃上句號。相反，雙方的磨擦更趨激烈，前景十分危險。上面已經提出，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將是一場決斗。基辛格等美國戰略家們都看到了這一幕。于是便開始積極地尋找解決方法。而其中最主要的方案，就是矛盾外移，將他們共同的“戰略競爭對手”推至矛盾的核心位置。這個“對手”，就是中國，特別是二十大成功召開后的中國。這正是現在至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前最危險的時期。

中共二十大成功召開對于西方兩大力量板塊而言，是他們在中國經營了幾十年的“和平演變”戰略的徹底破產。對于產業資本而言，中國蛻變為西方的“加工廠”已經成為泡影。中國正在成長為一個足以與西方競爭的技術強國。中國繼續以物美價廉的工業產品保持著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繼續在國際市場保持著中國低、中甚至高端產品的競爭優勢，繼續經濟的強勁增長。也就是說，繼續在導致美國產業的衰落、失業率的增加、經濟增長率的減緩。

而對于跨國金融資本而言，盡管他們已經大幅滲入中國，在中國的眾多領域已經完成了布局，繼續賺得盆滿缽滿。但在最關鍵的兩點卻始終沒有得手。一是中國的金融—貨幣始終控制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中，不容外部勢力染指；另一點則是中國堅持現行的國家政治制度，堅定拒絕演變成西方能夠暗中操控的“民選體制”。正是由于這兩點，中國迄今一直保持著一個獨立自主的主權大國而屹立在世界東方。

更令整個西方——包括兩大力量板塊在內——憤怒不已的，是中國不僅走出了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不僅已經成為世界很多發展中國家意欲跟隨的榜樣，而且中國還提出了與西方“歷史的終結”完全不同的一個未來前景：人類命運共同體。

本文已經詮釋了“歷史終結”和“世界政府”的潛臺詞。而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是所有國家不分大小、不分體制、不分宗教、不分人種、不分富裕程度一律平等，共同發展，共同應對人類面臨的種種挑戰。我們可以想象得到，當這一幕前景傳播給世界大多數國家民眾時，任何追求正義和公平的人們會如何反應。這對整個西方——包括“美國”和美國——而言，都是最大的挑戰。

“美國”和美國必然是欲置中國于死地而后快！

因此，今天我們必須盡快制定面對磨刀霍霍、有可能一朝聯手的西方兩大力量板塊的應對策略和戰略。

首先我們應該精準打擊真正意欲推翻中國政治體制的人物，不管他是跨國金融資本力量板塊的人馬如索羅斯、佩洛西，還是產業資本力量板塊的人馬如班農、蓬佩奧之流。精準打擊這類人物的最大收益，必然是“消滅”反華生力軍，使之失去戰斗力。

打擊這類人物，懲戒累犯、警戒后人；而國家不會有任何重大損失。我們實際上已經開始在做。但顯然做得還不夠。竭盡全力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將會起到釜底抽薪、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在短期內就會立竿見影，對美國和“美國”形成直接的、兵刃見血的打擊。

其次，從國家和國家集團的角度出發，確實，歐盟、俄羅斯、美國和中國構成了今天世界諸多錯綜復雜的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我們應該北連俄羅斯、西通歐羅巴，這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歐洲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因為歐洲不僅是“西方”的一員，而且也是民族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爭斗博擊異常激烈的地方。前面提及，特朗普甚至一度公開將歐盟視為“敵人”。

而與此同時，中國與歐洲之間的關系卻可能是最具有可塑性的。中歐關系具有三個特征：一是經濟上具有強烈的互惠互補性，合作共贏的機率甚高；二是地緣政治上沒有直接、必然的沖突；只有歐盟一些國家單方面地要介入南海、臺海事務；且完全沒有任何民意支持；三是意識形態上只有歐洲、特別是歐洲議會對中國的單向批評，且多建立在謠言和謊言基礎上。由此可見，改善中歐關系的牌在歐洲手里。

事實上，歐洲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從德國總理朔爾茨于2022年11月訪問中國以來，中德雙邊關系開始明顯改善。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最近異常成功地訪問北京之后，亦明確地宣布歐洲應重新思考其戰略定位，應該拒絕在華盛頓與北京之間擇邊而站。這證明歐洲政界對中歐關系正在開始一定的新思考、新舉措。當中歐關系出現轉機時，美國和“美國”試圖建立起西方反華統一戰線的圖謀就必然會破產。

但最重要的，則是認清、理解西方民族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兩大力量板塊的歷史構成、現實矛盾和動態前景，以及他們對中國在政、經、金融、文化、意識形態等領域的滲入程度和深度、廣度，真正從思想上建立起一道強有力的防線。既要防止其建立反華統一戰線，利用臺獨、南海等危機對我發動一場熱戰，以阻止中國的崛起；更應防止其通過滲透、收買、尋求代理人等多種方式對我進行一場“看不見的”意識形態領域的“精神戰爭”。這場“精神戰爭”可以說一直沒有停過（還記得尼克松是如何描述對蘇聯《1999：不戰而勝》的嗎？）。

我們其實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兩大力量板塊中均有少數支持中國的友華人士的存在。我們要力挺這些人士，使之在國際舞臺上擁有更大的發言權。我們雖然也在做這項工作，但力度遠遠不夠。今天在西方，公開說一句客觀評價中國的話、撰寫發表一篇客觀介紹中國的文章，均已成為一種“政治不正確”的行為，作者要由此承受巨大的政治和輿論壓力。我們應該盡力扭轉這種局面，在對方陣營中建立起一支友華、親華、挺華的政、經和輿論隊伍。

除此以外，我們同時要對美國和“美國”之間的激烈爭斗采取超然態度。當普京總統斷言今天的形勢與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有著類似的局勢，我們應該理解其言下之意。這時，忍耐、等待、韜光養晦、坐山觀虎斗……應該成為我們的國策。

如果我們來濾一下即將可能發生的這場“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的話，從俄烏沖突到北約與俄羅斯之間的可能的戰爭，從中東以巴、以伊（朗）沖突到猶太—基督教與伊斯蘭世界在全球范圍的爭斗，從美國暗中支持臺獨到美國與中國在臺海、南海諸領域的磨擦……我們可以發現的一個突出事實是，“美國”——即跨國金融資本力量板塊在各大沖突中幾乎都處于核心地位。由此出發，我們難道還想不清楚，到底應該如何規劃未來、孤立對手、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以回應我們的對手向我們發出的挑戰？

【本文首發于《文化軟實力》，經作者修訂授權觀察者網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