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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若麟】

常常有人問我，你常駐巴黎超過二十年，如今離開法國后，你對法國有何印象？

我常常回答說：一言難盡啊……

確實，法蘭西共和國是歐洲、甚至是世界上一個倍受矚目的國家。人口僅中國的二十分之一，但卻有諸多領域與中國并駕齊驅：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是核大國，都是文學領域的“超級大國”——我們有曹雪芹、法國有維克多·雨果，我們有魯迅、法國有讓—保爾·薩特；都是科技大國：中國古有造紙、印刷、指南和火藥四大發明、法國直到上個世紀還有新四大發明：（一度）跑得最快的高鐵、飛得最快的超音速協和式客機、技術最先進的核電和最早普及的民用互聯網Minitel……更不能忘記的當然就是中法兩國絕對超越了世界所有其他國家的……烹調！法蘭西大餐和中華廚藝絕對是俯瞰全球的！

不過，我印象最深的，卻是法蘭西民族！是法國人！是我諸多的法國朋友！

2002年7月，作者出席朋友家宴期間與時任法國國防部長阿利奧-馬里（右二）、前外交部長韋德里納（左一）、著名電視新聞主持人多米尼克·布隆貝爾熱一起交談。

應該坦承，我最注重人生友誼的歲月，是在法國度過的。因此我似乎有著更多的法國朋友。他們對我的幫助、影響是巨大的。而我從來沒有機會在我的任何文章里面談及我的法國朋友們。真是太不應該了。他們大多才華橫溢、為人正直善良、政治理念各異，但都對中國懷有濃厚的興趣和誠摯的友情……今天我就要借《中國新聞發布》的一角，來談一談我的法國朋友們。

當然，我要說明一句的是，下面我將提及的法國朋友的“排名”是不分先后的。他們都各有千秋，我對他們都有著深厚的友情；而且我也只能在有限的篇幅里介紹有限的幾位朋友……

說到我的法國朋友，首先浮現在腦海里的是已經逝世的幾位年長于我的先輩。

第一位是Michelle Loi，一位研究魯迅而聞名的漢學家。我是在北京結識到她的。當時我還是一個小青年，還在《中國青年報》供職。大約是84?85年左右，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聽說有一位酷愛魯迅、畢生致力于將魯迅文學作品翻譯成法文的教授正在中國訪問。我立即就想方設法去找到了她，采訪她。她叫Michelle Loi。為了表達對魯迅的崇敬和對《阿Ｑ正傳》的喜愛，她將自己的中文名特意取名“魯阿”。

魯阿是一位非常熱情、充滿善意的法國人。她很晚才開始學習中文。當時她33歲，已經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大學教授。但她信仰共產主義，是法共黨員。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屹立于東方。對外中國志愿軍在朝鮮打敗了美帝，震動全球；對內，中國也在進行著轟轟烈烈社會主義改造，民眾生活水平在迅速改善，而國家則在工業化的道路上迅猛發展。

這時，魯阿等一代左翼青年開始對中國產生濃烈的興趣。而中國文學對于魯阿來說又以是一個無法拒絕的巨大寶藏。因此她決定學習中文，研究中國文學。她師從著名的比較文學教授勒內·艾田蒲（René Etiemble），1970年即通過中國白話詩歌的論文而獲得博士學位。翌年，魯阿第一次來到中國。很快，魯阿被魯迅所吸引，進而成為研究和翻譯魯迅作品的專家。她組建并指導著一個小組，“魯迅小組”，發誓要把魯迅的小說、詩歌、雜文等盡可能地介紹給法國讀者……

我采訪她時發現，她對魯迅的熱愛完全是出自內心的。她堅信，魯迅精神不僅對中國人是一個啟蒙之源，即便對于法國人來說，“阿Ｑ精神”也具有警世之含意。魯迅的反權威主義、反教條主義一度成為法國六十年代末學生運動的精神支柱……事實上，上個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魯迅在法國一度風行一時，魯阿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而魯阿與《毛主席的新衣》一書作者彼埃爾·利克曼（Pierre Ryckmans）——筆名西蒙·蕾（Simon Leys）——有關中國的爭議在法國當時曾轟動一時。魯阿堅定地站在捍衛中國的立場上，與臺灣培養出來的利克曼南轅北轍……

當魯阿聽我談到家父鄭永慧是一位法國文學翻譯家時，她便執意要結識我父親。她與我父親促膝長談、共同語言甚多，彼此相見恨晚……當她閱讀了我父親翻譯的法國諸多文學大師的作品后，執意向法國政府提出申請，要給予我父親翻譯獎；而且執意要求法國政府出面專門邀請我父親到法國進行文學考察……

后來我到法國留學、工作，與魯阿一直保持著密切交往。她曾邀我家宴，我發現的是一個非常樸實、簡潔的一個法國知識分子家庭，住在巴黎郊區“窮人”聚集的奧貝維利埃市，過著極其簡撲的物質生活、但同時又是極其豐富的精神生活……我她身上看到的是一位平凡而偉大的真正的左翼知識分子的縮影。

魯阿給予我的一個啟示，就是中國文學——從古典到現代——完全可以與世界最璀璨之精華相媲美，這就是為什么她以畢生之精力致力于魯迅作品的法語翻譯，直到2002年離世。魯迅在天之靈一定會盛情歡迎魯阿教授……最為關鍵的，則是魯阿為中法友誼所做出的杰出貢獻。將魯迅這樣偉大的、象征著中華民族靈魂的作家介紹給具有文學天賦的法蘭西民族，是拉近兩國人民心靈的一條捷征。魯阿為此付出了畢生的精力。

法國學者、作家扎維耶·瓦爾特

另一位我始終難以忘懷的法國朋友，是一位同時“籍籍無名”但卻又“大名鼎鼎”且著作等身的學者、作家Xavier Walter：扎維耶·瓦爾特。說他“籍籍無名”，是因為你在維基百科等書里是找不到他的名字的；但“大名鼎鼎”則是法國學術界都知道，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有一位“捉刀人”，法語叫“Nègre”，也就是某種意義上的“代筆”，他就是瓦爾特！

我在來到法國之前，曾閱讀了不少法國書籍。雖然當時法語水平有限，讀得半懂不懂，但有一點是清晰明了的，就是書是誰寫的、寫的是哪個方面的主題……我常常吃驚于法國學者涉獵面之廣、出版書籍之迅速、學識之廣博……就以阿蘭·佩雷菲特為例：他一生出版的書籍，僅涉及中國的就有《當中國醒來之時，世界將為之顫抖》、《停滯的帝國》、《中國悲劇》、《中國已經醒來》等多部。其他涉及法國政治的有《這曾經是戴高樂》、《論戴高樂I、II集》等；涉及法國經濟的有《經濟“奇跡”》、《法蘭西之病》等；涉及法國社會的則有《信任社會》等……而且其中很多都是暢銷書。

他還是一位在位時間幾乎是最長的政府部長、議會議員、法蘭西院士！一個人怎么可能有如此精力、完成如此宏大的人生工程？我一直認為這可能是天才人物與我們這種普通人之間的差距吧……直到有一天，我在一次招待會上遇到了瓦爾特。

當瓦爾特得知我不僅采訪過佩雷菲特，甚至到他家里去進行過交談，他立即打開了話匣子！而令我震驚不已的，則是他與佩雷菲特竟已合作了二十多年！他居然是佩雷菲特的“捉刀人”！在中國，“捉刀人”一說是很罕見的，但在西方卻是一個常用詞。后來我又遇到一位曾經與法國集學者、政治家、銀行家等多種生涯于一身、且及其多產的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的“捉刀人”時，我就不再驚訝了。

瓦爾特本來是一位記者兼作家，經常在《費加羅報》上撰文發聲。后來佩雷菲特成為該報的主管人物后，瓦爾特與佩雷菲特達成協議，轉而成為佩雷菲特的助手，協助他撰寫新著，其中相當一部分涉及中國。從此瓦爾特在公眾場合“失蹤”了，但他卻進入了幕后的文字世界。瓦爾特當時并不是一位中國問題專家，他只是通過對西方歷史上去過中國、并撰寫了文章、書籍的歐洲人的材料進行整理，根據佩雷菲特的需要而撰寫成書，最后由佩雷菲特修改后署名出版。

我當然對他的職業生涯非常感興趣。于是我們開始一起喝咖啡、一起共進午餐、一直到成為朋友而密切交往……在我們的談話中，佩雷菲特當然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瓦爾特坦承，多虧了佩雷菲特，他才發現了中國這個“精神王國”。從1987年開始，瓦爾特不但經常前往中國，而且一直在深入研究中國；事實上，他自己說，他已經將中國視為自己的“靈魂樂園”，自己尋求、認識、理解和發現真理的“思想黃金國”。

但他也告訴我，佩雷菲特對于“捉刀人”的存在是非常謹慎的。他與佩雷菲特幾乎沒有公開一起參加過公眾活動。佩雷菲特也僅僅對瓦爾特在他還活在世上時出版的第一本書《John Barrow, 一個英國人在十八世紀的中國》撰寫過序（Barrow，英王特使馬戛爾尼的助手）。兩人的公開關系僅此而已。

但事實上，兩人的關系卻是非常深的。瓦爾特在佩雷菲特逝世后專門撰寫了一本書：《有關中國、法國和其他地區的編年史：從1979至1999年》，里面詳盡回憶了他與佩雷菲特二十年的交往與合作。在書中，瓦爾特專門說明，當他提及佩雷菲特的某本書，并在書名前加上一個星號的話，就說明這本書是佩雷菲特在他的合作下完成的。

我仔細看了一下，一共有九本，其中有五本是涉及中國的，包括我們都很熟悉的《停滯的帝國》、《文化之間的沖突》、《中國悲劇》和《中國已經醒來》等。當然，瓦爾特從來沒有對我說，沒有他，佩雷菲特就寫不出那么多有關中國的書。他與佩雷菲特顯然是有嚴守秘密的約定甚至是協議的。但我自己慢慢地理解到，在西方，所有的真實表象下面，都有可能存在著某種我們難以想象的另一幕真相……而這幾乎是西方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

這不像中國。在中國，除了官方史冊以外，還會有各類詳細的民間歷史紀錄，甚至會有多個版本的記錄。都是公開的。中國歷史因此而極為透明、易懂。而西方則相反，所有的紀錄都被權勢集團所壟斷、把持。因此，我常常將西方社會比喻成一個“俄羅斯套娃”：在最外層被壟斷、把持的表層娃娃里面，還隱藏著另一個、甚至另外多個套娃——也就是真實的歷史，就看我們能否具有足夠的慧眼去看破它、穿透它、認識它……

瓦爾特一生同樣撰寫、出版了大量的書籍。他本人就曾贈送了一本他撰寫出版的厚達596頁的《北京終點站》給我，作為我們第一次相遇的紀念。這本書是通過一位法國旅行者在上個世紀初從歐洲一直來到北京所看到的一切，非常引人關注……到今天，我手頭就有瓦爾特的多種書籍：《河馬之旅》、《中國傳教士的第三次死亡》、《有關中國的小故事》、《孔子是否在等待耶穌》等。

特別引起我關注的是，這些書都是在1999年之后出版的、而且大多與中國有關。也就是說，在佩雷菲特逝世之后。瓦爾特從來沒有告訴過我，這些書究竟是他自己要寫的，還是為佩雷菲特準備的；如果佩雷菲特繼續活下去的話，這些書是否會以他的名義出版……瓦爾特從來沒有做出過任何明確的說明。但我卻有自己的理解方式，而且我認為我的理解方式是符合事實的……

在瓦爾特整理或親自撰寫的有關中國的書中，他一直是用贊賞和崇敬的態度來理解和介紹中國和中華民族的。他熱愛中國。在他家里，擺滿了他從中國帶回來的各種各樣的紀念品，從瓷器、國畫、文房四寶一直到紅木擺飾，應有盡有。正是因為他從心底里對中國充滿感情，因此他的有關中國的著作也往往能夠打動讀者。讀過他的書的人，很多都會成為熱愛中國的“業余漢學家”。中國官方幾乎不知道瓦爾特的存在。法國官方也同樣。但正是在法國社會中存在著一個又一個的“瓦爾特們”，在為中法兩國民間的友誼夯實基礎、造福雙方，中法友誼方能長存。我欽佩“瓦爾特們”。

可惜，瓦爾特不幸患了癌癥。在法國，癌癥病人的治療費用由國家全包，這是其他國家幾乎都做不到的。但與此同時，坊間卻在傳言，當國家發現治不好的時候，就會悄悄地中止治療，任病人在安詳的狀態下離世。瓦爾特本來與我約好，翌日我會到醫院去看他，陪他聊聊天。但當我到達時卻獲悉，他已經平靜地去了天國（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但愿他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