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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其最新兩本著作《中國模式：經驗與挑戰》和《未來三十年：改革新常態下的關鍵問題》中，對中國學界的現狀及發展做了深入的探討。在談到智庫的時候，鄭永年認為，中國當然需要大量的智庫，而且現在有幾千家機構自稱為智庫，但對那些所謂的智庫他并不樂觀。

鄭永年

鄭永年：我對中國所謂的智庫很悲觀

主要是因為很多智庫沒有獨立性，不客觀。這實際上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問題，更是知識分子的態度問題。新加坡的知識分子比較獨立客觀。我以前寫過文章說，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也不見得一定跟政府有關系。但是中國知識分子往往跟權力或者利益靠得太近。

但換個角度看，中國的智庫還是有發展的空間。中國有兩撥人太多了，拍馬屁的人太多了，罵政府的人太多了。這兩撥人都沒有建設性的東西，無法滿足現實需要。因此有用的智庫是非常少的。

要搞好智庫，獨立觀察與客觀是最重要的。具體來講，比如機制的設計、政治環境、知識分子的人格問題和文化問題等。美國的智庫跟歐洲不一樣，歐洲各個國家之間也不一樣，日本、新加坡又不一樣，但不管怎樣，客觀性都是普適性的標準。怎樣做到客觀呢，我想不同的政治環境、文化體系有不同的方式，中國目前也正積極探索。

中國目前的智庫雖多，但很多都是有庫無智。2013年在北京開了個全國智庫大會，大家就談怎么對政府產生影響力。我認為智庫不能老想著怎么產生影響力，只要我們能做出實實在在的研究，自然就會有影響。根據我的經驗，只要你說的是真話，接近現實，即使政府不認同，最后還是會有影響。因此影響力只是一個副產品，而不是一個智庫應當追求的東西。

智庫就是要在知與行之間建立起一個橋梁。馬克斯·韋伯提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我們首先要問價值有沒有可行性，沒有可行性就是沒有理性的東西，是烏托邦。智庫的任務則是研究通過什么樣的工具來實現這個價值，這是我們可以做到的。智庫可以告訴執政者實際情況如何，有幾條路徑可以實現這個目標。至于選擇哪條路徑，則由政治人物來決定，我們也無法干涉。

具體到政策上，政府首先要鼓勵民間智庫，讓其探索不同的道路，曲折一點也沒問題。其次，要給它寬松的政治環境，允許大家進行理性的爭論，這是非常重要的，沒有理性爭論的空間就沒有理性的共識。

不過我的擔憂還是在知識界自身，我覺得中國知識界不成氣候。政府并不會限制你怎么想，只要你能客觀地反映問題。而中國的知識界比較缺少獨立、客觀研究問題的傳統。

鄭永年：中國很多學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識

鄭永年在2015年12月接受FT中文網采訪時談道：

“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識界。改革開放30多年來，有沒有提出某種自己的思想。左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沒有自己的東西？

我在寫一本新的書《知殤》。中國的文明是一個對話文明，但是以我為主的對話文明。中國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體系，后來受到佛教的影響，宋朝之后又出現新儒家。先秦的百家爭鳴是文明內部的對話，然后和印度文明對話，吸收了一些新的東西。近代以后中國和西方文明對話。但到現在為止，我們自己產生了什么?到現在還在照抄照搬。中國社會轉型比起歐洲不知規模要大多少，歐洲轉型產生了多少偉大的思想家，我們現在的轉型呢？我們對世界社會科學的貢獻呢？

中國很多學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識，用中國的素材來論證西方的命題，而我們自己的命題還沒找到，都是假命題。社會科學領域大部分發表的內容，都是西方的命題加上‘來自中國的證據’(evidenceofChina)，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我們大部分學者的腦子還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

很多學者連西方實際上怎么運作的都不知道。把民主、自由、社會公正等在西方有獨特歷史的東西，都看成普世的東西，都是拿一個抽象的、西方都不見得存在的理想狀態來評判中國，這能產生知識嗎?

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么主義我不管。但如果是做學問，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東西是怎么產生的。從經驗出發，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來的。中國現在很麻煩的是，誰都想當公共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都還沒有當好呢，就想當公共知識分子，這不是自欺欺人嗎？這不是把自己當成政治家了嗎？你在規范層面，因為有自己的政治傾向性，支持反對也好，都沒有問題，但作為學者就不應該。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東西實際上是怎么樣的。現在誰知道中國的社會、經濟等體系是怎么運作的嗎？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來看待中國的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