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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疑似病毒攜帶者的流動性追蹤很重要，新加坡直接上了手機檢測追蹤設備，全面分析可能的密切接觸者。而且新加坡不存在中國那樣的“央-地”關系問題，只有一級政府，所以整個國家一動起來就跟一個單位公司一樣。我覺得新加坡的很多防控措施太特殊，其他國家抄作業很難抄，而且相比西方，新加坡的老百姓很信任政府，也就是民眾和政府高度配合，紀律性很強。

新加坡政府制定的本地疾病爆發應對系統

觀察者網：您在闡述過去幾十年的中國政治思想脈絡時，緊緊抓住了國內自由派與“新民民族主義派”的論戰，并且認為中國民族主義的誘因不是國內發展出來的，而是外界（主要是西方）刺激的結果，那么中國國內的政治自由派是否是自發產生的呢？

鄭永年：中國的自由派基本上有兩個方向，即理論和實踐。在西方這兩者是統一的，即作為思想的自由主義是建立在作為實踐的自由主義之上的。但在中國，兩者分離開來了。我們先要思考這種思想的根源在哪里？從思想體系的角度看，它主要來自西方，但追求自由的動機則是內生的。這兩方面產生了矛盾。自由派學者向往自由，但追求的路徑是什么呢？我一直在強調，西方自由主義在中國已經失敗了，完全達不到自由派知識分子心中理想的自由狀態。

近代以來至今，中國具有了追求自由主義的實踐，但作為一種思想意識，中國還沒有產生自己的自由主義。救中國的只能是我們自己的自由主義而非借西方的援手。它必須要根植于自己的文化和歷史（大傳統），近代以來的中傳統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小傳統。把這些資源整合起來，創新式的建立起自己的一套自由主義才是出路。

觀察者網：在談及“金德爾伯格陷阱”這個話題時，您是否部分認同很多西方學者的論點，即現在中國尚未能夠扮演起世界性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而且您充分論證了中國成為新一輪全球化臨頭羊的困難性。可否說，中國必須要對目前全球經濟和政治秩序做相當程度的“顛覆”，以此才能跳出“金德爾伯格陷阱”，成為世界性公共產品的提供者？

鄭永年：國際秩序本身就是國際公共品。“金德爾伯格陷阱”是存在的。如果國際公共品不足，那么國際秩序就會塌陷下來。不過這個公共品由誰來提供？我覺得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單獨提供這些國際公共品。冷戰之后國際一分為二，再到冷戰結束美國一霸超強，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讓美國人意識到他們的能力不足問題，但如果中國想完全顛覆和推翻目前美國建立起來的有缺陷的這套國際公共品提供體制，而重起爐灶也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國際公共品需要各國之間的合作，因為國際體系越來越復雜，維護成本也越來越高，這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內涵之一。

2018年1月6日《人民日報》第5版文章：跨越“金德爾伯格陷阱”之道

觀察者網：在“新民族主義官方話語”這一環節中，您認為中國官方在反擊西方反華理論時一直保持了理性，并且將反攻話語分成了三類。但您同時又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話語建設做的還不夠，應該主動出擊，那么在新全球化以及西方民粹主義思潮涌動的背景下，中國官方的此類話語還有沒有別的突破口？

鄭永年：我一直在講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反應”性的，即議題由西方設定，然后中國再回應西方設定的議題。這次新冠狀病毒疫情也證明了這一點，在病毒的冠名權問題上，中國也同樣是反應性的。這是遠遠不夠的。我們不能只回答“我不是什么”，還要回答“我是什么”。這個話題就可以回到我們一開始談到的儒家“天下主義”和“文化普遍主義”等等。

西方是nationalism（民族主義），中國則是culturalism（文化主義），前者帶有強烈的排他性，后者的包容性很強，只有主動回答了“我是誰”的問題，才掌握了議題的設定權。

觀察者網：最后一個問題談一下您之前曾經關注的企業家精神。疫情在國內最嚴重的時候，全國各地的企業家們自發組織起來，頂住復工的壓力向湖北各地捐款捐物。總體來看，您心中理想中的企業家精神是怎么樣的？

鄭永年：我覺得中國很多的企業家和NGO在抗疫的過程中發揮了很大作用，這些企業家和社會組織是自發的。我們的制度設計中，有關企業家和社會組織的責任條款太少了，給他們的空間太少了，他們在危機到來時只能暫時自我組織起來。我們在下一步社會治理體制改革時，可以考慮體制如何可能釋放更多空間給他們，讓他們擔負起更大的責任。危急時刻，單單政府一個角色是遠遠不夠的，而且規則制定和企業家“自治”需要搞得更平衡，政府和企業家的關系必須要納入到更廣闊的理解軌道上來。

《大趨勢：中國下一步》鄭永年 著 東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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