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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基于經(jīng)驗事實之上的理性辯論成為我們塑造“另一種制度選擇”話語的最大障礙。如果陷入高度情緒化的指責，則失去了很多機會來和西方辯論，這里僅舉幾例。

第一，對美國的“言論自由”面臨的困境沒有進行認真的學理分析。

2020年的美國總統(tǒng)選舉過程中，美國主要社群媒體如推特和臉書禁止總統(tǒng)特朗普使用，此舉引起了民主、共和兩黨陣營更大的對立和不滿。推特上特朗普的支持者發(fā)起改頭像運動，呼吁使用者將自己的頭像換為特朗普原來賬號的頭像以表達不滿。但也有反對者表示，一些特朗普支持者利用社群媒體散播選票被偷竊的不實信息，甚至鼓吹暴力，構(gòu)成了明顯而即時的危險，有禁言必要。

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推特上表示，禁止言論是危險的，不是美國風格，可悲的是，這并不是左派的新招數(shù)，他們多年來一直企圖讓反對派噤聲。美國前常駐聯(lián)合國代表妮基·黑利也特別以“難以置信”的推文表示“讓人民噤聲，讓美國的總統(tǒng)（噤聲），是發(fā)生在中國的事，不是在我們國家”。更多的政治人物則表示，到了反對美國大型科技公司特別是社交媒體的審查制度的時候了。

美式的言論自由正在成為美國內(nèi)部矛盾沖突的推手

美國針對憲法第一修正案明列的言論自由和可能因散播不實信息煽動暴亂的辯論，因雙方陣營各持己見而加劇。歐洲政治人物，包括當時的德國總理默克爾也做了理性的表述。但中國社交媒體除了大量的嘲諷和譏笑之外，缺乏對言論自由邊界的理性分析。

第二，沒有沿著西方主流社會易懂的邏輯來論證中國實踐的合理性。

很多西方名人觀察到了中國奇跡，說了中國很多好話，對此我們表示歡迎。但我們光贊同這些西方名人的言論是不夠的，我們需要順著其邏輯來呈現(xiàn)更為完整的敘述。西方觀察家語言的背后是西方人的邏輯思維方式。如果我們沿著他們的語言做“中國為什么如此”的論述，那么效果會好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西方觀察家往往是用比較（西方國家與中國）的方式來闡述的，這更能讓人直接或者間接地理解中國和西方制度的優(yōu)劣。

這里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埃隆·馬斯克。馬斯克于2021年1月4日接受《商業(yè)內(nèi)幕》（BusinessInsider）雜志對話時稱，他在訪華期間與中國官員交談時曾有過十分正面的經(jīng)歷，“他們可能比美國官員對人民更有責任感，比如他們總關(guān)心本國人民是否會為某件事感到高興或者這件事能否為人民造福”。他指出，“這似乎具有諷刺意味，盡管中國采取一黨執(zhí)政，但他們似乎真的十分關(guān)心本國人民福祉”，“事實上，他們可能對公眾看法更加敏感，比我在美國所看到的更甚”。

英國《每日郵報》報道稱，這不是馬斯克第一次公開贊揚中國。他于2020年7月曾表示，他對中國的看法大為改觀，“中國的活力非常充沛，那里有許多聰明且勤奮的人民”。他還指出，美國人是享受特權(quán)且自滿的，尤其是在洛杉磯、加州其他地方和紐約。他認為，美國憑借科技贏得太久了，“當你贏得太久，你就會將之視為理所當然”。

中國的基建成果令世界矚目 圖片來源：新華社

更早前，馬斯克在2020年4月曾說，美國的基礎(chǔ)設(shè)施真的很糟，尤其是普通道路和高速公路，機場也是，很多情況下令人難堪，但“我去中國訪問時，我看到他們的基礎(chǔ)設(shè)施比我們好得多，這太棒了。歐洲的也更好”。他還曾在2018年評論一段“中國工人9小時建成火車站”的視頻時稱：“中國在先進基礎(chǔ)設(shè)施上的發(fā)展要比美國快100多倍。”

在西方的傳統(tǒng)觀念中，只有在多黨制下，民意才可以得到有效的表達，政府才會真正對人民負責。但西方社會的現(xiàn)實在動搖這種信念。實際上，很多年前，西方一些觀察家就注意到，較西方多黨制，中國一黨執(zhí)政下的政府更關(guān)切老百姓的訴求，更對老百姓負責。為什么？這是一篇大文章。但這么多年來，我們一直沒有把背后的邏輯講清楚。

第二個例子是德國汽車生產(chǎn)商大眾集團總裁赫伯特·迪斯在達沃斯經(jīng)濟論壇的一次視頻會議上對中國經(jīng)濟政策的贊揚。據(jù)德國《世界報》報道，迪斯在論壇上表示：“我認為中國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去年我們的兩家在華合資企業(yè)都由大眾公司占據(jù)了多數(shù)股權(quán)。這在過去30年里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迪斯還表示，中國公司在歐洲投資時遇到的困難要比歐洲公司在華投資時遇到的更多。一同參加這次網(wǎng)絡(luò)討論的還包括歐洲央行總裁拉加德、德國經(jīng)濟和能源部部長阿爾特邁爾以及法國經(jīng)濟和財政部部長勒梅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