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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因為民進黨抱持“臺獨”立場，其政客經常妄議大陸社情與兩岸關系，許多大陸民眾對民進黨往往有怨氣。但是從理解島內政治的角度，我們也應該做到知己知彼，對民進黨的政治變化要早有所知，以把握臺灣政治動向，特推薦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臺灣研究所鄭振清副教授文章。本文發表于香港《中國評論》月刊，經作者修訂，授權觀察者網發表全文。】

從1980年代末到2008年，主導臺灣歷次選舉運動的政治模式，無疑是“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每逢重要選舉，省籍、族群與國家認同觀一再被炒作和操弄，塑造出臺灣政治的基本面貌。不過，自2008年以來，隨著臺灣出口產業在全球產業分工與競爭中逐漸掉隊，加上全球金融危機對臺灣經濟的嚴重沖擊，延續了半個世紀的均富增長模式在臺灣已經難以為繼了。這種全新的經濟社會格局，對臺灣主要政黨的政見主張和社會動員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野的民進黨逐漸認識到，回到社會分配議題，走“分配政治”（distributive politics）道路，才有可能吸引更多選民的支持。因此，從2010年底的五都選舉，到2012年初的大選，再到2014年的七合一地方選舉進程，我們可以觀察到，雖然“九二共識”、“對中政策”以及“凍結臺獨黨綱”等兩岸關系議題在民進黨內部還沒有取得共識，但是民進黨在臺灣內部公共政策和社會動員上卻形成了新的政策路線，這就是倡導社會公平分配的政治話語體系。而催生民進黨這種新政策路線的人物，就是2008—2012年和2014年5月以后兩次擔任黨主席的蔡英文。

蔡英文

同時，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時期日益綿密的經濟社會交流也在倒逼民進黨調整兩岸政策。2012年大選，蔡英文以6%的得選比例差距惜敗，她感嘆說輸在“最后一里路”，亦即兩岸關系議題。不過，到了2014年，蔡英文的政治理智和領導力還得經受重要考驗。一方面，臺灣經濟狀況持續低迷，民進黨的地方實力派精英不得不務實地尋求兩岸區域經濟合作和城市交流，實際上為蔡英文推動調整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創造了有利條件。另一方面，過去二十多年來片面強調“臺灣主體性”和強化“國家認同”的臺灣社會與教育滋養出一種激進的青年社會運動，以2014年春“太陽花學運”為代表，正在不顧一切地撕裂臺灣社會，沖擊兩岸關系，拉扯民進黨向民粹主義方向靠攏。

本文將梳理2008年以來民進黨政治路線的演變，結合臺灣社會分化狀況與兩岸關系進展，探討蔡英文在社會分配正義和兩岸關系上領導民進黨進行政策調整的空間和方向。

一、民進黨“中間偏左”路線：背離與回歸

整個1990年代，民進黨的支持者主要是本土工農階層和都市自由知識分子。民進黨帶有強烈的反國民黨威權統治情緒，并且將模糊的社會公平作為政黨路線。不過，由于國民黨長期壟斷臺灣的政治經濟資源，民進黨采取了訴諸“省籍—族群”的認同動員方式進行反抗斗爭。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長期被壓制的臺灣本土意識，在1990年代后期重大選舉中反彈，陳水扁等民進黨政客利用這種形勢，刻意宣揚“本土”對抗“外來”、“臺灣認同”對抗“中國認同”的認同政治路線，擱置了注重社會公平的政治主張。

民進黨雖然針對國民黨與大企業財團“金權合流”的政商關系弊端，提出了一系列照顧中下階層利益的財經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但是，陳水扁執政八年間與大企業聯手，建立政商尋租聯盟，并且貪腐問題肆虐。這些問題不僅使民進黨與中小企業關系疏遠，也失去了很多基層社會運動團體的支持，實際上背離了早期“中間偏左”（centre-left route）的社會公平路線。

2008年民進黨敗選之后，黨內青壯派人士反思陳水扁的路線錯誤和貪腐弊端，要求改革民進黨。其中2009年羅文嘉推動“二次黨外”運動和周奕成籌組“第三社會黨”影響較大。羅文嘉認為需要第二次“黨外運動”以抗衡國民黨的一黨獨大；同時認為國民黨的兩岸政策不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代表著龐大的利益集團，因此民進黨應該站在受薪階級、傳統農工階級及白領階級的立場上說話，走“中間偏左”的進步路線。 2010年“五都選舉”期間，蔡英文與蘇貞昌雖然在黨內有競爭，但是民生議題都成為兩者選舉論述的主要內容，這正是民進黨“中間偏左”政治路線在選舉路線與動員中的反映。當時蘇貞昌、蔡英文都注重社會邊緣族群、弱勢群體、失業群體、脆弱中產階級等群體的利益要求，連續打出社會住宅、失業危機、貧富差距等民生議題牌，雖然最終在藍大綠小的臺北市、新北市敗選，但穩固了綠營基本盤并爭取到部分中間選民的支持。五都選戰中民進黨“中間偏左”的路線基調也被復制到2012年1月的“總統大選”中。

二、蔡英文的分配正義觀與“中間偏左”路線

正是在黨內青壯派積極反思和醞釀改革的背景下，蔡英文啟動了檢討民進黨政治路線的改革措施。從2008年5月到2012年2月，在臺灣貧富分化和民進黨中生代推動政黨轉型的背景下，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逐漸走上“中間偏左”的政治路線。

2011年8月蔡英文謀劃已久的《十年政綱》公布，標志著她的分配正義框架的形成和民進黨“中間偏左”路線的回歸。該政綱“總論”列出民進黨的六項基本主張：就業導向的優質經濟、公平分配的互助社會、永續發展的安全環境、多元開創的教育文化、人民參與的民主深化以及多邊穩定的和平戰略。其中前兩項主張成為引領民進黨選舉策略和未來施政重心的主軸。按照《十年政綱》的闡述，就業導向的優質經濟，是指臺灣應進行產業結構轉型，以知識、創新提升全球競爭力，并促進產業發展和在地經濟與在地就業的結合。 至于公平分配的互助社會，是指面對臺灣人口老化、少子女化、家庭解組、失業增加及工作貧窮擴大等社會新風險，臺灣當局必須建構“永續的社會安全網”，重視各項社會保險的公平性及永續性，同時應維護就業穩定、所得成長與勞工權益，力行稅制合理化，以最大程度縮小臺灣的貧富差距，營造高就業、高平等的和諧團結社會。 不難看出，這些選舉政見主張正是“中間偏左”社會公平路線的要求。

2012年選戰期間，民進黨主動提出并且主導了ECFA負面效應論、貧富差距擴大、高失業率、軍公教調薪、租稅改革、工作貧窮、無薪假、老農津貼等基于公平分配的民生議題，體現了以階級和民生問題為主的選舉路線。到了選戰后期，越來越多的人質疑蔡英文的選舉政見集中于對社會分配端的公平正義的華麗論述，卻缺乏對經濟增長端的財源和產業政策的全盤謀劃，而如果沒有經濟增長提供財源的話，公平正義不過是民粹主義口號，無法令理性的中間選民放心。這就迫使蔡英文在選戰后期提出重視兩岸經貿、促進產業結構轉型的論述，不過為時已晚，并且受制于在野身份缺乏“政策牛肉”，難以得到多數經濟選民的信任，最終以6%的得票比例差距而敗選。

到了2014年，臺灣的經濟狀況依然低迷。更糟糕的是，臺灣的社會貧富分化有增無減，催生了激進的社會運動。不過，從蔡英文最近兩年來的言行來看，她對分配正義問題始終十分關注，并通過智囊人員尋找聯結社會運動，推進分配政策議題的渠道。2012年蔡英文建立智庫“小英教育基金會”收攏人才，培育力量。而2014年太陽花學運的幾位骨干林飛帆、陳為廷、魏揚、黃郁芬等，或曾是蔡英文競選總部或小英教育基金會的青年追隨者，或本身就是民進黨員。他們的激進行動，未必直接受民進黨或蔡英文本人的策劃，但是從他們的很多言論中，可以辨識出蔡英文近年來政治路線和社會動員論述的痕跡。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黑箱服貿自救寶典》（媒體稱“反服貿懶人包”）的作者臺大經濟學系教授鄭秀玲也是小英教育基金會成員。學運一開始以“反服貿黑箱”為主訴求，跟2010年蔡英文反ECFA時主打反“黑箱作業”的論述如出一轍。除了“黑箱”問題亦即程序問題外，激起更多社會民眾跟著學運質疑和反對服貿的，恐怕是“批發零售生活產業將被陸資替代”、“弱勢產業將受沖擊”、“服務業勞工就業不保”、“兩岸開放不對等”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觀點。由于馬英九政府對兩岸服貿協議宣導不力，這些觀點謬種流傳。這些都是典型的“中間偏左”論述觀點和階級政治動員話語，在臺灣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經濟民生連年凋蔽的時代背景下，極易激起傳染性的社會焦慮。

可以預期，在分配正義方面，蔡英文將發揮過去幾年的政策積累和社會動員經驗，結合臺灣內部分配問題進行更詳細的闡述，使之成為民進黨對抗國民黨的選舉新利器。同時，蔡英文將更加重視社會運動的力量，籍以發揮分配正義議題的選舉動員效果。不過，如何與社運的激進主義路線保持距離，對蔡英文也是一個新的挑戰。

三、蔡英文的兩岸觀與民進黨兩岸政策調整

蔡英文是李登輝炮制“兩國論”時的重要幕僚，她的兩岸觀迄今仍然深受“兩國論”的影響。馬英九認同兩岸同屬中華民族，主張“兩岸同屬中華民國”，但強調“維持現狀”。而蔡英文回避臺灣人的民族歸屬問題，強調“臺灣主體性”，繼續用“兩國論”思維理解兩岸關系。可以說，學國際貿易法出身的蔡英文雖然擁有經濟全球化視野，深受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影響，但對兩岸共同民族情感的體認不足，習慣于用僵硬的“主權獨立”觀念思考臺灣“國家定位”。在這種情況下，她在兩岸關系上主張“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明確表示不承認“九二共識”。

不過，蔡英文無法回避臺灣經濟連年低迷而且日益依附中國大陸經濟的趨勢，無法阻擋臺灣地方縣市尋求兩岸區域與城市經貿合作的動力，無法排斥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對臺灣的巨大利益。因此，她在2014年1月派小英基金會執行長林全率團，以財經專業交流的名義訪問北京、天津的智庫機構和企業，探索與大陸建立直接溝通的渠道。這次訪問是蔡英文探索兩岸政策調整的重要嘗試。

蔡英文不是馬英九，談不出兩岸同屬中華民族、同屬“中華民國”的政治理念，她也不是謝長廷，談不出“憲法一中”之類的策略概念。但是，她一定會認識到為了突破“最后一里路”，可以不談政治理念，但一定要講兩岸在“低階政治”議題上的務實合作。這就涉及兩岸投資保障、城市交流、產業合作、陸生陸配權益維護等議題。同時，從2014年以來的言行來看，蔡英文并不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是反對馬政府在服貿問題上所謂的“黑箱操作”、違背民主程序和逃避“國會監督”，以及對《服貿協議》可能帶來的副作用的擔憂。為了爭取臺灣的經濟選民的支持，兩岸經濟議題、兩岸民生和權益保障議題有很大的可能會成為民進黨領導層摸索與大陸合作的領域。

另一方面，2014年以后民進黨內部派系權力結構的變化也有利于蔡英文推動兩岸政策的調整。2008-2012年，蔡英文雖然身為黨主席，但在民進黨派系角力中很難有足夠權威去主導爭議最大的兩岸政策，也無力突破民進黨內意識形態化的反中立場。到了2014年，形勢發生了變化。蔡英文重新擔任黨主席后追隨者日眾，一個強大的“蔡系”儼然成型，而民進黨其他派系要角的影響力加速衰退，同時黨內精英要求積極參與兩岸關系事務的人數增多，這些都使得她有條件在強調公平分配議題的基礎上駕馭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其中，最有可能的調整路徑至少有：

（1）支持民進黨內地方縣市長開展兩岸城市交流和區域經濟合作的行動；

（2）鼓勵綠營智庫建立兩岸智庫交流機制，探索兩岸政策對話的可能；

（3）發出維護臺灣“主體性”和“國家認同”的言論，試探大陸對民進黨的政治底線和政策空間；

（4）利用一般化的“臺灣意識”掩蓋“臺獨黨綱”里宣揚的“臺獨主張”，盡量回避“凍獨”議題引發的爭議，避免2015-2016年的選戰再掉進過去的統獨對決的老路上去。

四、余論

畢業于英國倫敦政經學院（LSE），具有國際貿易法專長的蔡英文，其政治出身是李登輝的“國安會”幕僚和陳水扁的“陸委會”主官，但其選舉活動的切入口卻首先選擇臺灣的分配政策議題，盡量回避兩岸關系，無疑令人深思。這就是“時勢造英雄”——近年來臺灣經濟社會局勢的變化決定了蔡英文的選舉策略，主打分配正義牌有利于民進黨跨過陳水扁時期的貪腐無能形象，還有利于回避民進黨在兩岸關系上沉重的意識形態包袱。但是，回避問題并不能解決問題，所以在蔡英文領導下民進黨雖然在2012年選戰中小幅反彈，重獲支持，但還是無法爭取到足夠贏得執政的選票。

有人說，今天臺灣的民進黨，和1990年代英國的工黨有一些相似之處。工黨曾經由于意識形態和僵化政策而連續十八年在英國政壇被邊緣化。直到1990年代中期在托尼·萊爾（Tony Blair）的領導下，工黨才調整政策，一方面吸取中間偏左路線的優勢，提出新的經濟社會政策；另一方面倡導超越傳統社會主義和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第三條道路”，去除意識形態，放棄老式國有化理念。由此工黨自1997年起才多次贏得選舉，連續執政十多年。反觀臺灣的民進黨，自2008年以后，在蔡英文的領導下逐步回歸中間偏左路線，重視中下階層和弱勢群體的利益，主打促進分配正義的政策議題，在臺灣選民中也擁有比較穩定的基本盤。某種意義上，民進黨的起伏與路線轉型，的確與英國工黨有類似之處。

那么，蔡英文能否成為臺灣的布萊爾呢？民進黨能否在蔡英文的領導下再爭取比2012年大選更多的選民支持呢？無疑，兩岸政策是蔡英文和民進黨目前最大的短板，也是邁向執政的“最后一里路”。蔡英文只有清醒認識全球與兩岸形勢，準確理解中國大陸全面發展的歷史趨勢，拿出政治勇氣，集合民進黨內外中道、理性、務實的力量，務實且積極地推動民進黨兩岸政策的調整，民進黨才能得到更多選民的認可與支持。盡管蔡英文的政治生命有限，但民進黨作為代表相當一部分臺灣人民利益的政黨的政治生命是無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