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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政治維度下的階級意識與反商情結

1、貧富分化與階級意識

臺灣的貧富分化與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緊密聯系，是一個長期的演化過程，不過最近十多年來出現加速分化的問題，并引起階層分化和階層意識的崛起。

從家庭所得/收入來看，受薪資停滯、通貨膨脹以及相對剝奪感等因素的影響，臺灣家庭之間的所得分化逐年擴大，近年來更加明顯。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最新家庭收支調查數據，對臺灣家庭可支配所得進行分組統計，描繪出最近三十多年來臺灣家庭所得分組變化圖（圖1），可以很直觀地看到富有的上層家庭和中下階層家庭的所得差距正在不斷擴大。

圖1：臺灣家戶五等分組所得差異變化（1980-2013年）

（資料來源：臺灣“行政院主計總處”編印：《家庭收支調查報告》，2014年10月。）

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階級（class）的劃分標準是以生產資料為核心的經濟因素，而社會學劃分社會分層（social stratification）的標準則比較多元，包括經濟、職業、權威、受教育程度以及社會聲望等，社會分層的內涵因此根據劃分標準的不同而有差異。由于“中產階級/中間階層”本身日趨多元和復雜，今天階級與分層的概念常常混合使用。

臺灣在工業化時期沒有階級固化的弊病，但是隨著二十多年來服務業的發展和產業內部生產率差異的擴大，階級意識逐漸抬頭。在工業化時期，臺灣的中小企業靠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張才得到出口謀生的良機，鍛煉了臺灣中小、小微企業主們的生命力，促成了比較順暢的階級流動，因而缺少穩定的階級意識。1980年代中期以后，一個規模龐大、組成復雜、邊界模糊的中產階級已經成為臺灣社會的主體。這個階級規模自2000年以后十年間一直處在40%左右。[9]

在經濟停滯的年代，隨著貧富差距的擴大，臺灣的中產階級出現了分化，其中一小部分發展成高收入群體，另一部分則掉到工農階級和弱勢群體的隊伍里。這種社會分化說明：近年來臺灣流行的階級話語體系，是階級分化和政黨競爭下被建構的產物。從“反馬”與“恐中”情緒在階級話語中的發酵可以看出，臺灣的內部公共政策問題和兩岸關系問題都被卷入這個建構過程之中。

2、新世代的危機感

在貧富差距和階級意識崛起的社會背景下，以“首投族”為代表的臺灣新世代青年出現了很深的危機感。首先是高學歷青年的失業問題。圖2顯示了1990年至2014年7月的臺灣失業率變化，2000年后總失業率上升，專科學歷的失業率也急劇上升，但是，2004年后大學以上的學歷的失業率開始攀升，甚至超過了專科學歷的人群，到了2011年后大學以上的失業率甚至超過了總失業率，而專科學歷的失業率反而下降。

圖2：臺灣每月總失業率和大學及專科失業率（1990.01-2014.07）

（資料來源：臺灣“行政院主計總處”總體統計資料庫）

臺灣新世代的危機感還體現在薪資停滯和黯淡的預期上。圖3顯示了臺灣從1990年后平均經常性薪資的年增長率，呈下滑趨勢，而且在2000年低端震蕩，亦即經常性薪資沒有變動，甚至出現負增長的情況。特別是，按圖中所示，當2010-2011年臺灣經濟出現短期復蘇之時，薪資停滯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改善，而且薪資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大幅落差十分突出。到2014年初，這個落差仍然存在。這就引發“無感復蘇”在臺灣社會輿論的傳播，引發新世代青年對馬英九行政當局的不滿。

圖3：臺灣平均薪資增長與經濟增長比較（1990.01-2014.01）

（資料來源：臺灣“行政院主計總處”總體統計資料庫）

3、選舉與社會動員中的階級政治

表面上看，“太陽花學運”骨干們與民進黨保持一定距離，但即便民進黨內部人士也不諱言這些骨干與蔡英文系統比較親近。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學運骨干們不僅在經歷上與蔡英文系統有聯系，而且在政策觀點上深受蔡英文推動的民進黨路線轉型的影響。這個路線轉型，就是要推動民進黨走向以階級政治為主軸的動員方式。[10]

2008年民進黨敗選之后，不少民進黨青壯派人士反思陳水扁時期的路線錯誤和執政弊端。羅文嘉就曾掀起一陣“二次黨外”運動，認為國民黨的兩岸政策不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代表著龐大的利益集團，因此民進黨應該站在受薪階級、傳統農工階級及白領階級的立場上說話，走“中間偏左”的進步路線，才能抗衡國民黨的一黨獨大。[11]在黨內青壯派要求改革的背景下，2009年初蔡英文啟動了檢討民進黨政治路線的措施，并宣示2009年為“社會運動年”，試圖重建民進黨與社運界的聯系。2011年8月蔡英文謀劃已久的《十年政綱》公布，標志著民進黨“中間偏左”政治路線成形。該政綱“總論”分析臺灣發展的新形勢：“經濟發展偏差造成失業率持續攀升，貧富和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已嚴重沖擊社會的和諧發展，分配正義的挑戰陸續浮現。”[12]為了應對這個新形勢，《十年政綱》列出民進黨的六項基本主張，其中“就業導向的優質經濟”和“公平分配的互助社會”兩項主張成為引領民進黨選舉策略和未來施政重心的主軸。在2012年選舉進程中，蔡英文的不少政見主張正是“中間偏左”政治路線的要求，也是階級政治話語體系的重要內容。

2012年臺灣“總統大選”中，蔡英文不愿承認“九二共識”，又無法提出令人信服的兩岸政策，得不到中間選民特別是經濟選民的支持，最后以6%的得票比例小負馬英九。此后蔡英文辭去民進黨主席，建立智庫“小英教育基金會”收攏人才，培育力量。而本次學運的幾位骨干林飛帆、陳為廷、魏揚、黃郁芬等，或曾是蔡英文競選總部或小英教育基金會的青年追隨者，或本身就是民進黨員。他們的激進行動，未必直接受民進黨或蔡英文本人的策劃，但是從他們的很多言論中，可以辨識出蔡英文近年來政治路線和社會動員論述的痕跡。除了“黑箱”問題亦即程序問題外，激起更多社會民眾跟著學運質疑和反對服貿的，是“批發零售生活產業將被陸資替代”、“弱勢產業將受沖擊”、“服務業勞工就業不保”、“兩岸開放不對等”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觀點。由于馬英九政府對兩岸服貿協議宣導不力，這些觀點謬種流傳。這些都是典型的“中間偏左”論述觀點和階級政治動員話語，在臺灣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經濟民生連年凋蔽的時代背景下，極易激起傳染性的社會焦慮，煽動民意形成“反服貿”的浪潮。

三三零凱道游行前后，學運支持民進黨提出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從“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國關系”入手定位兩岸協議的性質。于是，服務貿易自由化這一經濟事務被轉換成高度政治化的議題。在這一轉換過程中，在國族認同的刺激下，同時在階級政治路線的影響下，學運對大陸經濟力量和兩岸經濟交流的恐懼超過了對臺灣經濟利益的考慮。不管服貿協議對臺灣經濟有沒有好處，只要它有可能削弱臺灣經濟的自主性，就是不正當的，因而反服貿也就成了正當、光榮的行為，其價值超過占領“國家公署”、破壞公物的法律問題。

總結

“太陽花學運”的爆發及其廣泛的社會影響，與三十年多來認同政治的社會動員和階級政治話語的崛起密切相關。在兩岸關系日益緊密的年代，兩岸經濟交流及其利益分配直接影響到臺灣內部的公共政策。因此，在主觀性很強的國族認同觀的作用下，兩岸經濟關系及其利益問題被臺灣民意納入公共政策過程，進行重新評價與嚴格審視。

同時，在民進黨政黨路線轉型的背景下，主要源自家庭所得差距擴大所引發的貧富分化問題和不斷崛起的階級意識被政黨的選舉策略所激發，形成影響深遠的階級政治論述。這是“太陽花學運”和民進黨以兩岸服貿協議將沖擊臺灣社會民生為號召，進行廣泛社會動員并獲得不少響亮回應的政治社會學邏輯。從2010年反ECFA到2014年反服貿，在民進黨的支持下，弱勢產業崩盤、失業危機、階級矛盾、陸資陸勞危及“國家安全”等令臺灣社會恐慌不已的話語被不斷地生產出來和大肆渲染，有可能繼續成為今后臺灣政黨社會動員的主要議題。

（作者簡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清華大學臺灣研究院副教授。本文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臺灣研究》，2015年第3期。）

注釋：

1. 徐火炎，《臺灣的選舉與社會分歧結構——政黨競爭與民主化》，載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臺北：月旦出版，1998；徐火炎，《臺灣結中國結與臺灣心中國情：臺灣選舉中的符號政治》，《選舉研究》，2004，第11卷第2期；王甫昌，《族群政治議題在臺灣民主轉型中的角 色》，《臺灣民主季刊》，2008，第2期； Chang Andy G. and T. Y. Wang, “Taiwanese or Chinese? Independence or Unificatio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005, 1/2; Lowell Dittmer, “Taiwan and the Issues of National Identity,” Asian Survey, 2004, 44(4); Chu Yun-han, and Jih-wen L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20th Taiwan: State Building, Regim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China Quarterly, 2001, 165; John Fuh-sheng Hsieh and Emerson M. S. Niou, “Salient Issues in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Electoral Studies 1996, 15(2).

2. 徐火炎，《臺灣結中國結與臺灣心中國情：臺灣選舉中的符號政治》，《選舉研究》，2004，第11卷第2期；鄭又平，《民進黨選舉策略中“本土牌”運用之 政治分析》，《國政研究報告》，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安（研）096-008 號，2007年9月26日；T. Y. Wa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005, 40(1/2), pp.5-12.

3. Larry Diamond, “Anatomy of an Electoral Earthquake: How the KMT Lost and the DPP Won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aiwan’s Presidential Politics: Democratization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 By Muthiah Alagappa.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 Niou Emerson and Philip Paolina, “Exp1aining Chen Shui-bian's Victory in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the Rise of DPP and PAN in Taiwan and in Mexico.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2001.Lowell Dittmer, “Taiwan’s Aim-Inhibited Quest for Identity and the China Factor,”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005, 40(1/2).

4. Su-feng Cheng, “Ethnicity, Identity, and Vote Choice in Taiwan,” Electoral Studies, 2009, 16(2).

5. 陳明通：《五都選舉與民進黨轉型》，2010臺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臺北：東吳大學，2010年12月4日。

6. Dongtao Qi, “Globalization, Social Justice Issu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Taiwan: An Explanation of the Limited Resurgence of the DPP during 2008-2012,” The China Quarterly, 216, 2013, pp.1018-1044.

7. Zhenqing Zheng, “Taiwan’s Wealth Gap and the Evolution of Electoral Politics after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sian Survey, Vol. 53,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13, pp. 825-853.

8. 吳乃德：《中國崛起的政治效應：民族認同與政黨支持》，中國效應專題研究小組第一次小型研討會，2011年4月23日。第二種方法的問卷分析歸類如下：對 問題1的回答為肯定，同時對問題2的回答為否定的人，可以歸為具有“臺灣民族認同者”（即吳乃德所用的“臺灣民族主義”），他們不愿統一不是因為兩岸的政 經社會條件存在差距，而是認為臺灣本來就應為一格獨立的政治體。對問題1回答為否定，同時對問題2回答為肯定者，算是具有“中國民族認同”，他們反對臺 獨，不是因為戰爭威脅，而是認為兩岸本應為同一國家民族。此外，對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肯定者，歸為“雙重民族認同”，而對兩個答案的回答都是否定者，則可 以歸為“維持現狀”派。

9. 黃毅志：《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主觀意識》，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2年，第37頁；以及參見林宗弘：《臺灣的后工業化：階級結構的轉型與社會不平等，1992-2007》，《臺灣社會學刊》，2009年12月，第43期，第93-158頁。

10. 關于蔡英文路線的調整內容，參見鄭振清：《臺灣貧富分化與民進黨“中間偏左”路線的形成》，《臺灣研究》，2012年第3期。

11.羅文嘉：《民進黨的路線選擇與戰略目標》，參見：http://www.zhgpl.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NML.jsp?coluid=7&docid=100960819。

12. 民進黨：《十年政綱·總論》，201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