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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方面與近代中國曾經受的半殖民地歷史有關。西方殖民者仗著堅船利炮在中國橫行無忌，不僅強行推銷戰爭與商品，更熱衷于傾銷文化與價值觀。而在求富國強兵、民族復興之路中，一邊東洋西洋，負篋游學，一邊引進國外人才、技術和觀念，都非常重要。但在這個過程中，也有人“走得太遠，忘了為什么出發”，成為歧路亡羊。學習西方本是為了壯大自己，但在一部分人那里卻被異化成了西化；出國留學本是為了報效祖國，結果有些留學生卻成了黃皮白心的“香蕉”人。

體現在教材上，哪怕是在英語、語文等貌似與“價值觀”、“意識形態”較遠的教材上，也自覺不自覺地傳播和灌輸西式價值觀。而如果到了大學或研究生階段，無論是法學、政治學、社會學還是史學，甚至連哲學、文學、藝術學和史學，都不僅受到西方理論的主導，也常常都在自然而然地傳播和灌輸西方價值觀。有的教材、專著和論文，甚至已經完全服膺于西方價值觀，視其為不可置疑的真理。這種喪失主體性的作品，尤其是學術作品，已經很難再稱得上是“研究”，而是淪為對某種價值觀的廉價而低劣的宣傳。結果是，其“成果”不僅無助于理解中國的實踐與現實，無助于中國學術的進步，對人類思想的深化與智慧的精進也缺乏貢獻。

另一方面，這可能也與我們的外語教育、甚至整個的教育體系缺乏清晰的國家戰略有關。無論是外語教育，還是整個國民教育體系，首先是要培養學生成為“人”，然后才是成為“才。”人是主體，是有獨立思想、獨立判斷，有情懷、有關懷，能自己發現問題、自己思考并自己動手找出解決方案的能動的智慧生物；而“才”是工具，是人用來解決具體問題的知識、技巧甚至智慧。在編寫教材時，尤其是面對可塑性極強的中小學生，對于把孩子們培養“人”還是“才”，培養成什么樣的“人”，我們有一套清晰的思考嗎？有最低限度的國民共識嗎？在一個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時代，如何既有人類關懷，又有國家忠誠，既要面向未來，又能繼承傳統，我們的教育“肉食者”有過系統的思考嗎？答案很可能是沒有，最起碼是不清晰。

而這就導致，我們在教科書中，主要只是想“教”給孩子們“才”，而不是主要“育”他們成“人”，傳授給他們謀生工具的“器”，而不是思考人、社會與自然的“道”。結果，以己昏昏，連別人的價值觀都辨識不清，也當做知識傳授給我們的孩子。在大學里，外文系紛紛改為外語系、再改為外文學院，也許方便孩子們掌握了一門討生活的工具，但“語”再好，沒“文”化，還是沒戲（系）呀。然后，一幫討生活的、搞翻譯的開始搞外交，是不是黃皮白心不一定，智商當然也不低，但忠誠呢，意志呢，智慧呢，藝術呢，謀篇布局、舉重若輕、舉輕若重的風范呢，翻手云、覆手雨、找劫材、穩準狠的手眼呢？

洋洋灑灑，并不是對某個教材的細節作無限引申，只是想提醒我們關注，小小教材非小事，編好它，必須有一套清晰的國家戰略，必須有清晰一貫的價值和思維。日常生活中的價值觀熏陶往往如隨風潛入，潤物無聲，但卻深刻影響我們的生活和思維。當面鑼、對面鼓擺開車馬陣的政治價值觀對壘，很容易辨識，也易于去辨析；但日常生活中的價值觀浸潤，卻往往悄無聲息，連傳播者自己都習焉不察。以至于只有天真的兒童才能夠發現皇帝的新衣是什么。教材的編寫者很可能是非常重視國情，甚至有可能是文化本位主義，但整體上迷信西方的文化氛圍卻使之在無意識間出現了判斷上的盲點。

西方的迷信導致不少中國知識人喪失了獨立精神與自由意志，甚至成為西方價值觀不自覺的附庸和糊涂蟲。一是亦步亦趨，仿制西裝連褲子上的補丁都原樣照抄；二是不加區分，分不清西方文化中潛藏的利弊得失，“自由”、“開放”得令人瞠目結舌；三是僵化落后，一些在西方已經被修正甚至拋棄的過時觀念，比如性解放、快餐文化等，仍然被源源不斷地引進，并視為“先進”。在這種情況下，對西方文化“原汁原味”地堅持，很可能就會淪為教條主義。

當然，如果是作為個體的公民喜歡吃什么、秉持什么樣的價值觀，情況當然不同，那主要是個人的事，只要不妨礙他人和公共利益，就應該得到尊重。但教材的編寫就不一樣了，它是重要的載體和橋梁。雖然傳授西方先進文化、制度和理念的教材，不僅必要，而且必需，但由于具有高度的教導性，教材也是宣揚文化和價值觀最好的載體。哪怕再標榜中立，哪怕非由政府組織編寫，都必須嚴格審定，并且要體現一個民族的傳統價值與文明的核心理念。這與秉持開放、包容的心態去學習和借鑒域外有益的文明成果，并不矛盾。

因此，在堅持兼容并包，鼓勵中西學術交流和文化交流的同時，辨識西方文化和價值觀中未必健康或者與我國傳統核心價值觀不符合的成分，也同樣重要。中小學教材，必須考慮到孩子們的年齡與心智特性；人文社會科學教材，則必須強調科學性、專業性和主體性。不僅洋人編的洋教材要具體分析，中國人編的黃皮白心的“香蕉”教材，也同樣值得關注和反思。在互聯網和全球化時代，面對傳統與未來、域外與國情、開放與堅守之間的交織，腦子一定不能亂，必須有一套清晰的戰略、育“人”的目標，才能在編教材時有思維和價值的定性。

【作者支振鋒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文系支振鋒獨家供稿觀察者網。給觀察者網投稿或轉載授權請函至：zhuanlan@guanch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