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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并傳播中國政治自信

在談到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問題時，一位香港代表問道：“外國有多少人支持我們的道路和模式？怎么樣去講中國故事才能讓他們認可我們的道路和模式？”

張院長以自己這幾年的感受說，西方人接受中國觀點的越來越多了。對中國模式的接受有一個過程，對于西方世界，會有一個極限，不可能全部接受。更多時候不用過多地解釋，大可讓實踐來說話。而非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經驗很感興趣，非洲有“向東看”的口號。張院長說到最近參加福建省泉州舉辦的金磚國家治國理政研討會時，現場很多外國人對中國模式表現出了興趣。“我們要相信，中國正在崛起，中國制度是具有優越性的。你不聽，是你的事情?！?

其后，有香港代表對內地的政治參與發問。范勇鵬研究員回答了這個問題，他首先肯定了西方1960、70年代的政治參與的確所上升，但所謂多元政體本質上就是讓金錢講話的政體，不可能真正實現政治參與，到了1980年代后，參與程度明顯下降。反觀中國共產黨，1949年之后，一直通過包括直接民主、群眾路線、政治協商等在內的各種政治參與方式。

他對比中國干部和美國議員的工作模式，說起自己對美國的觀察：美國議員每天做兩件事，一是打電話籌款，第二是做算術——一個提案要成立法律，只要設法獲得51%的議席即可。而中國官員要走基層、做調研、要招商引資、要應對重大事件，同時承擔著來自上下兩個方面的責任。在美國，投完票大選結束，接下來的政府治理和你沒有關系。而中國政府治理和社會之間處于持續的互動過程之中。范勇鵬研究員因此將中國稱為“無限責任公司”，事無巨細都要負責，美國則是“有限責任公司”，很多問題它自認為沒有義務去解決。

香港的中國話語建設

在接下來的討論中，話題從自由、民主等大議題轉向了香港代表們在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問題。

多位香港青年都感到香港媒體話語的困境。有人提到，每當有涉及分裂的事件發生，反對派咄咄逼人，愛國派在話語上總是處在防守狀態，不能很有底氣地反擊。香港也有一批愛國新媒體，但是在報道數量上被反對派媒體壓制。

香港部分媒體一覽（圖/myappwiz）

寒竹研究員表示，如果純粹從理論上講，香港的反對派其實沒有任何優勢。香港所有宣揚西方“自由民主”的人從來沒有在理論上講清楚過任何東西。各位可以想一想，香港的反對派哪一位講清楚過任何理論問題？香港反對派主導輿論話語不是靠講清楚理論，而是靠對香港的現實問題進行歪曲而誤導香港市民。香港反對派在1997年回歸后做的一件事是有效果的，當然這是一件壞事，這就是把香港社會的各種內部矛盾，統統歪曲為成香港與內地、香港市民與中央政府的矛盾。在現今的香港社會，相當多的社會問題都被反對派歪曲為“中央政府與內地居民造成的。”，這是香港與內地產生隔閡的一個根本原因。

他認為，反對派之所以在香港有相當市場，主要是因為現實因素而非理論因素。香港反對派一方面把把所有民生困難都歸罪于政府，另一方面也確實在某些民生問題作了一些工作。比如，具有“泛民”色彩的“香港教協”就頗為深入群眾，確實為教師的福利做了不少工作，這個組織對教師有相當的吸引力。在香港的教育專業人員中，將近90%的人都是“教協”的成員。事實上，香港不是一個熱衷于政治理論的社會，而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商業社會。誰能夠抓住民生問題，誰就能把民生問題解決好，就容易獲得民心。至于政治理論，普通香港居民是不太關心的。他認為，如何深入民眾，如何解決老百姓的民生問題，是香港建制派必須考慮的。

內地與香港的愛國青年從哪里來

數位香港青年對內地青年也頗有觀察，有人將香港激進青年與英國反對脫歐的中老年人對比，認為兩者都是不愿改變的保守派，提問如何改變青年的這一現狀。

對于這一悲觀的看法，范勇鵬研究院員出了另一個視角，在他對美國和歐洲的歷史觀察中，他發現凡是青年造反的地方，恰恰會迎來一個黃金時期。而老年造反的地方，未來走向堪憂。美國大選和英國脫歐都反映出最應該持保守意見的年長人群產生了普遍不滿，說明社會危機已經十分嚴重。香港年輕人中支持港獨的極少，但是年輕人的失望不滿是存在的，根本原因是面臨著買房、就業的生存困境，缺乏發展的機會，這些恰恰是可以解決的，香港現在需要重點解決經濟平等問題，讓年輕人看到希望。融入祖國的發展大潮，是香港的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