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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30多年前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力，改善了農民生活。但隨著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農業作為低收益產業的弱點逐漸突顯。分散經營、缺乏協作的小農戶，面對高度市場化、規模化的二三產業，處于弱勢地位。

近20多年來，農民大規模進城務工，改變了我國城鄉人口比例。隨之而來的問題，一方面是要在城市中保障農民工的基本權益，創造條件讓他們逐步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廣大農村“人走，地荒，村空”，農村社會治理渙散，農業處于困局。

黨中央高度重視“三農”問題。進入新世紀，中央提出“統籌城鄉，反哺農業”的方針，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國家取消了農業稅和各項稅費，不斷加大支農投入。中央出臺了多項有關三農的政策：耕地承包權長期不變，鼓勵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發展農業專業合作社，推進西部貧困地區農村脫貧攻堅，等等。

農村改革的原則是實行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但長期以來，農村工作中重視“分”而忽視“統”，廣大地區的集體經濟或者被削弱，或者垮臺。沒有集體經濟的基礎，農村基層組織處于渙散無力狀態。取消農業稅費后，鄉村行政機構得不到制度性的資金保障，負債嚴重。由于基層政權組織權能缺失，市場化缺乏社會公正與社會秩序的制約，造成支農項目資金使用缺乏效率，政府支持建設的基礎設施缺乏維護，專業合作社的發展也難實現“強幫弱”的初衷。

凡此種種說明，面對新時期和新的特點，農村深化改革需要重新重視“統”的一面，要重視加強農村基層建設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我們在基層調研中不斷聽到強烈的呼聲。

鄧小平同志在1990年就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農業改革和發展的“兩個飛躍”的思想，指出：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為主的責任制之后，要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

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七次深改小組會議上提出了“土地公有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這一農村深化改革的原則。

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指示“堅持農民集體所有，不能把集體經濟改弱了、改小了、改垮了，防止集體資產流失”；并規定集體資產股份的有償退出和農戶承包土地的流轉應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以保障集體所有性質。

集體經濟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經濟基礎。加強農村集體經濟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是振興貧困地區農業的必由之路，是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堅強后盾。

許多研究三農問題的學者，長期堅持田野調研，深入農村，參與鄉村建設，指導和推動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各地農村也出現了一批堅持合作經濟，發展多種經營，帶領全村共同致富的典型。我們向帶領農民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基層干部和骨干表示敬意。

2017年2月25日，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邀請19位來自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和農村基層干部，就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問題進行了座談。本刊將連續刊發到會部分同志發言的摘要。

到會專家有（按姓氏筆劃）：王東賓、王宏甲、呂新雨、嚴海蓉、楊團、何平、張宇、周萍、周建明、周春光、鄭冰、鄭理堅、賀雪峰、徐俊忠、徐祥臨、崔之元、智廣俊、溫鐵軍、潘維。

目前農村社會存在的主要問題

青壯年流失，土地拋荒，社會渙散

當前農村問題在“三農”中比較突出，和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相比，越來越顯得滯后和邊緣化。

農民大規模進城打工，農村空心化。留在農村的大部分是老人婦女兒童。王東賓說，張家口地區有的三四百戶人家的村莊，這幾年只剩下了一二十戶，留在村里的老人生存困難，要合并村莊，建養老院，組織土地復墾。

土地被不同程度拋荒。如貴州湖南一些山區，拋荒地已飛籽成林；內蒙烏盟一些多年棄耕的土地，政府種了防護林。一般認為承包地確權有利于土地經營權流轉和集中種植，但基層干部普遍反映，承包地確權后，農民反而不愿意流轉，因為他們認為土地確了權就是自己的了，轉租出去可能要不回來，所以寧可拋荒。

基層治理渙散，社會失序。集體經濟分散后，村干部說話沒人聽，無錢辦事、無人辦事、無章理事。青壯年長期在外，家庭破碎，帶來種種社會問題。集體合作觀念淡漠，私有觀念膨脹，精神生活貧乏，大操大辦成風。歪風邪氣抬頭，賭博成風，宗教迷信活動擴張。

勞動力流失導致人才缺乏，影響基層干部的選拔。很多村基層組織基本靠50-60多歲的人維持，組織管理能力不足。由于基層民主水平所限，村里留下的能人很容易成為寡頭式人物，把持村集體經濟。

農民打工難致富，貧富分化加劇

在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的大潮面前，農村一家一戶為單位的經營模式呈現高風險和低收入的狀態。我國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45%，而農業增加值只占GDP的8%，農民收入的提高大部分來自二三產的就業，進城打工。但遇到家人大病、工傷、孩子上學等等情況，就只好舉債，據調查，農戶平均負債率達到30%，打工難以致富。農村貧富分化加劇。

集體組織癱瘓，國家支農扶貧政策缺少依托

周春光說，由于農村集體組織作用的缺失，國家資源的投入產出比與社會公正性降低了。如國家對農村的土地道路綜合治理有大量投入，搞了不少工程，但工程實施中存在諸多問題。參與競標的施工企業的“工程資質”水分大，普遍存在幕后交易，工程層層轉包、偷工減料，嚴重影響工程質量。當今市場經濟，工程建筑領域長期存在管理缺失、有章不循和腐敗問題，這和計劃經濟時期嚴格管理、群眾監督的情況很不同。

在靠近城市的農村，因城市和工業交通建設發生的土地性質用途的變化，馬上引起土地價值的變化。農地征用補償費隨周邊地價提高，形成超級地租。超級地租收益引起農村內部的矛盾。能否在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實現合理分配，取決于村集體組織的把控能力。很多情況下，這部分利益歸了承包戶，造成貧富不均。

到了認真落實“二次飛躍”的時候了

農村改革的原則是“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這是寫進憲法的。專家們一致認為，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不是純粹以市場化的手段進行“分”。但多年來在指導思想上沒有凝聚形成共識，是否還要堅持集體經濟，即“統”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今天農村問題更加突出，而且出現了許多新問題，“統”的問題已經不僅是“三農”問題，也關系到整個社會基礎的穩定，是關系國家的前途命運和方向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