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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德宇】

當地時間7月16日，拜登發表的一份“反華宣言”，跟百年前的一群烏克蘭納粹流亡者有關

每年七月的第三周（今年是7月18日至24日），是美國的一個法定節日，叫做“被奴役國家周（Captive Nations Week）”。

這是冷戰時期國會立法創造的一個節日，本意是為了攻擊被蘇聯和共產主義“奴役”的社會主義國家，號召那些國家的人民反抗“奴役”。冷戰結束后，“被奴役國家”就不限于蘇東陣營，而是一切被美國認定的“流氓國家”和“獨裁國家”，中國自然也在其列。

2021年“被奴役國家周”，截圖來自美國白宮網站

去年特朗普在“被奴役國家周”的聲明中特意點名了中國，聲稱中國造成了全球的疫情，并講到了香港。

雖然拜登推翻了很多特朗普的政策，但在“被奴役國家周”的聲明里面，在對華的對抗態度上，兩人保持了高度一致。

比如拜登在今年的宣言里，除了點名白俄羅斯、委內瑞拉、俄羅斯之外，還重點提到了中國的新疆和香港。

那么，這樣一個“被奴役國家周”，究竟是怎么被美國立法的呢？這件事的淵源其實比大多數人想得都要遠，我們還得從百年前的一群烏克蘭納粹流亡者說起。

初出茅廬——烏克蘭極端民族主義者在大國間“縱橫捭闔”

一戰結束后，烏克蘭地區一部分留在了蘇聯，一部分被劃給了波蘭，并沒有獨立建國。為了建國夢，一群極右翼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以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和雅羅斯拉夫·斯特茨科（Yaroslav Stetsko）為首，建立了“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簡稱OUN）”。

班德拉

斯特茨科

OUN在意識形態上接近法西斯主義，想要靠極端手段來爭取烏克蘭獨立，視波蘭和蘇聯為仇敵，主要在波蘭境內從事暗殺和縱火等暴力活動。由于烏克蘭的獨立有利于打擊波蘭和蘇聯，英國和德國的情報組織在二戰前都對OUN進行了資助。

到了二戰時期，OUN與納粹德國進行了更為直接的合作。德軍入侵波蘭后，大量波蘭監獄里關押的OUN成員被釋放，并積極配合德軍的行動，很多人甚至直接加入了黨衛軍和蓋世太保，為納粹服務，共同屠殺波蘭人和猶太人。

到了1941年，跟著德軍一道入侵的OUN覺得復國時機已到，便在利沃夫宣布“建國”，斯特茨科自命為烏克蘭總理。當然，這種撿漏的行為顯然沒有得到德國主子的認可，于是班德拉和斯特茨科又被軟禁了起來。不過軟禁并沒有持續多久，到了1943年，納粹德國敗象已現，終于意識到需要拉攏各族裔的民族主義者共同對抗蘇聯，于是又將OUN和他們的武裝力量放了出來，由他們承擔一部分反蘇反共的任務。

二戰期間納粹德國有個主要由烏克蘭人組成的黨衛軍“加利西亞志愿師”，就在今年四月份，基輔還有幾百人游行紀念這支部隊

為此，在納粹德國的安排下，OUN集合了其它的東歐反共勢力，建立了一個名為“反布爾什維克國家集團（Anti-Bolshevik Bloc of Nations，簡稱ABN）”的組織，由班德拉和斯特茨科擔任領導。

當然，ABN也并不能挽救德國的敗局。隨著第三帝國的覆滅，為納粹服務的ABN也隨之解散，領導層逃往西方以避免蘇聯的審判，這些民族主義者們又開始尋找新的出路。

而此時，歐美情報部門，特別是戰前就與OUN有過合作的英國情報機構，對這些流亡者產生了極大興趣，想要通過他們來搜集蘇聯和東歐的情報，甚至顛覆蘇東的社會主義政權。而OUN的領導人也極力夸大自己的能力，聲稱自己在東歐潛伏著大量抵抗力量準備起義，萬事俱備，只欠西方支援。

就這樣，1946年，在英國情報部門和流亡者團體的資助下，曾經的ABN在慕尼黑正式復活，仍然是一個以OUN為核心組建的反共聯盟，仍然由班德拉和斯特茨科擔任領導（班德拉1959年死后由斯特茨科完全接管OUN和ABN），企圖整合歐洲各地流亡的反共反蘇勢力，推翻東歐、蘇聯甚至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政權。

為了獲取西方的支持，ABN試圖轉型成為一個更加符合西方意識形態的組織，淡化了原先威權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轉而強調自己與西方接近，是追求自由民主的組織。

最重要的是，ABN完全抹除了自己與納粹德國合作的歷史，聲稱自己在二戰中同時抗擊德國納粹和蘇聯共產主義的侵略，反復拿著納粹對他們的暫時打壓說事，避而不談與納粹的合作歷史以及犯下的戰爭罪行。

當然，二戰時期東線各勢力的關系就是一團亂麻，不是一兩句話能說清楚的。OUN旗下的“著名”的“烏克蘭起義軍”（Ukrayins'ka Povstans'ka Armiya, 一般簡稱UPA），在二戰期間屠殺過無數波蘭人、猶太人，甚至烏克蘭人。所以你說他們有沒有打過德國人，那肯定有，但他們殺的德國人怕是都沒有殺的烏克蘭自己人多。

1943年UPA在波蘭進行屠殺的受害者

但二戰過后，被ABN一洗白，不光是班德拉與斯特茨科成了抗德英雄、UPA和OUN成了反法西斯先鋒組織，大量與納粹德國合作的東歐法西斯主義者也都被ABN贊揚為追求民族解放的正面人物，比如克羅地亞的法西斯領導人安特·帕韋利奇 (Ante Pavelic)，就被ABN稱為“民族英雄”，認為僅僅是為了追求民族獨立、抵抗俄國侵略而與德國合作，絲毫不提他參與種族屠殺的歷史。

ABN繼承著二戰的老傳統，不光迫害蘇聯人、猶太人、共產主義者，就連烏克蘭普通民眾和海外流亡者也都不放過，凡是不同意見或不愿意合作的人都是他們的眼中釘。所以，即便是同樣反共的東歐流亡者，很多人也認為ABN的極端傾向是為了一己私利而破壞團結，甚至將其視為“繼承了希特勒和戈培爾的傳統”。

一些跟ABN不對付的烏克蘭反共流亡者組織出版過一個名為《什么是ABN》的小冊子，呼吁大家認清ABN的納粹真面目，不過似乎沒啥卵用

因此，歐美政府一開始對ABN還是有些戒心的。雖然情報機構想要利用他們，但主流政界還是持觀望態度。美國國務院也認為ABN的成員具有集權主義傾向，擅長殺戮異己，應當與其保持距離。比如1952年，當ABN在紐約組織會議的時候，ABN的領導人斯特茨科卻無法參會，只能在加拿大多倫多遙祝一切順利，原因正是他被美國拒絕了簽證。

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由于ABN的地下武裝力量在當地本就不得人心，加上蘇聯一直在清掃潛伏反共人員，ABN承諾的東歐和蘇聯的起義根本沒有出現，歐美派過去的情報人員也有去無回，ABN的武裝顛覆思路算是徹底泡湯了。

可是，你以為這就是ABN的末日了嗎？并沒有。當ABN逐漸放棄暴力活動這種極端路線，嘗試把自己包裝成主流組織之后，他們反而在美國重啟了新生活。

新起點——重生之烏克蘭納粹流亡者竟在美國“洗白”

雖然美國主流政界并不熱衷于跟蘇聯進行激烈對抗，但很樂于在意識形態上占據道德制高點。因此，即便美國并不歡迎ABN試圖武力顛覆蘇東政權的極端主張，但ABN對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指控和抹黑，特別是將蘇聯視為歐洲乃至全世界侵略者的意識形態宣傳，還是在美國受到了廣泛認同。

美國主流政界在五十年代雖然一直跟叫囂武裝斗爭的ABN保持距離，但為了選票，一直積極參與東歐裔流亡者的民族主義活動。這些民族主義活動的背后，實際上仍有ABN的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