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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紅利”本來是人口學家才使用的學術詞匯，但在中國卻已經成了一個日常用語。人們在媒體上以及平常的聊天中都會聽到下面的說法：中國經濟過去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人口紅利，但現在人口紅利已經消失，中國經濟必須尋找新的增長動力（例如改革“紅利”），否則將難以為繼。

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在中國從來都是一個熱點問題。中國最重要的一項試圖提高經濟增長速度的政策就是舉世聞名、前無古人的“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

不過，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首先需要弄清的是，一個國家的人口總量及其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即人均GDP增長）之間并沒有簡單的、必然的關系。不管是人口大國還是小國都有增長快的，也都有增長慢的，這個事實應該不難理解。

主流觀點認為，人口紅利是前三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因素。但本文作者有不同看法。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口紅利呢？簡單地說來，隨著一個國家生育率的下降，需要撫養的兒童占人口的比例會下降，勞動年齡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會上升，這時候，即使勞動生產率（即每個勞動人口的產出）不變，按總人口計算的人均產出都會增加，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帶來的經濟增長上的好處可以稱之為“直接的人口紅利”。

另外，由于撫養比下降，家庭儲蓄可能會上升，社會上能夠用于固定資本投資以及教育上的投資的錢也可能增加，從而導致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由此給帶來的經濟增長的好處可以稱之為“間接的人口紅利”。

不過人口紅利是不可持續的：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均壽命的延長最終會導致老年人口占比增加，使得撫養比停止下降，轉而上升。事實上，中國在2013年已經達到了撫養比的最低谷，也就是說人口紅利已經消失，而開始轉為所謂的“人口負債”。

在中國，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紅利的產生通常歸功于嚴格的“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但事實上，中國在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前生育率已經開始大幅下降，而很多沒有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的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也同樣有顯著的下降。

所以說，計劃生育政策并非中國生育率下降的唯一原因，甚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原因。現在放開了生育政策，中國未來的生育率不見得就會有顯著增加，甚至還可能繼續下降。

如何度量人口紅利以及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究竟有多大，在學術界還有爭議。讓我們引用人口學家王豐教授的一段話：“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除了制度變化的因素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人口轉變過程中所產生的人口紅利，即由于年輕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比例擴大而帶來的經濟收益。

這部分年輕勞動力與大量的外來資本結合，造就了歷史性的無法重復的經濟增長。各種不同的估算認為人口紅利對中國20世紀末20年中經濟增長的貢獻為15%至25%?！蓖踟S的這個結論似乎主要基于兩項研究。

一個是他本人與梅森教授的一項研究，他們發現撫養比的下降使得中國在1982-2000年間的人均GDP增長率多出1.3%，同期中國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調整后）的年增長率是8.4%，即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15%。

另一個是由“人口紅利”這個概念在中國的主要倡導者之一蔡舫教授與他的合作者做的研究，他們用不同的方法得出同一時期的人口紅利相當于2.3%的人均GDP增長率，即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國經濟增長是來自于人口紅利的貢獻。

學術界的研究普通讀者不一定看得懂，但要知道，任何單篇論文的研究結果都不是真理，因為這些研究所用的假設、模型和數據都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例如，根據另外一個研究可以推算出，人口紅利在1978-2008這三十年間只是使得中國人均GDP增長率多了0.43%，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只有二十分之一。

不管怎么說，即使承認人口紅利給中國帶來了額外的1.3%-2.3%的人均GDP增長率，我們還是遠遠不能解釋中國增長之謎，畢竟，中國的人均GDP增長率在過去三十多年里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要多出7%以上；而且，除了中國有人口紅利，很多發展中國家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同樣也會有人口紅利。

為了更好地理解人口紅利的大小和作用，下面我們就通過表1來比較一下中國與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人均GDP（即GDP/人口總數）的增長率、勞動年齡人均GDP（即GDP/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和人口紅利。

勞動年齡人口指的是年齡在15-64歲之間的人口。表中所謂的“直接人口紅利”就等于人均GDP年增長率減去勞動年齡人均GDP增長率，其反映的是勞動年齡人口增長超過總人口增長速度對人均GDP增長的直接效果，不包括因為被撫養人口的比例下降所帶來的儲蓄和投資的增長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好處。

從表1的數據可以看到，中國的直接人口紅利在1982-2012年間只是每年帶來0.5%的額外的人均GDP增長率，與9.1%的人均GDP增長率相比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更有意思的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直接人口紅利并不高，具體說來，與拉美和加勒比地區、歐洲和中亞地區發展中國家非常接近，只是略高于南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甚至還低于中東和北非地區。雖然我們這里只計算了直接人口紅利，沒有包括間接人口紅利，但是所有間接的人口紅利都是以直接紅利為基礎和前提的。

有直接人口紅利的發展中國家理論上也都可能有間接的人口紅利，至于能否實現這個紅利，則是人口以外的問題。所以，表1的數據極其清楚地說明人口紅利根本無法解釋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增長速度上的巨大差距——中國在1982-2012這三十年里的人均GDP年增長率比經濟發展相對較快的南亞地區還高出5%，比其他發展中地區高出7.3%-8.8%。

除了中國以外，其他東亞國家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也享受到了一些人口紅利，但其程度也同樣遠遠不足以解釋東亞增長之謎。表2-3轉引自美國哈佛大學的兩位學者的研究結果，從中可以看出在1965-1990年間，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獨領風騷，人均GDP年均增長率（6.11%）不只是遠遠高于發達的歐州（2.83%）和北美（1.61%）——這可以用追趕效應來解釋，更高過所有其他發展中地區，尤其是南亞（1.71%）、非洲（0.97%）和南美（0.85%）。

除了亞洲地區以外，非洲和拉美的經濟增長在這二十五年里竟然是慢于歐美發達地區的！那么人口紅利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解釋各地區在經濟增長速度上的差異呢？從表2中看，除了非洲地區可能是個例外，所有其他地區都存在一定的人口紅利，因為這些地區的勞動人口的增長率超過了總人口的增長率。

東亞的地區的人口紅利最多，東南亞次之。在這個意義上，人口紅利確實能部分地解釋東亞高速的經濟增長。但是人口紅利到處都有，東亞地區的人口紅利最多只是比別的地區高出1%，但在人均GDP增長率上，東亞地區比增長緩慢的南亞、非洲和南美卻高出4.4%-5.26%。結論很清楚，用人口紅利是遠遠不能解釋東亞與其他地區在經濟增長速度上的巨大差別的。

數據來源：Table 7 in David E. Bloom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2(3), 1998, 419-455。表中的經濟活動人口（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是聯合國國家核算體系中定義的勞動力供給，東亞地區只包括中國大陸、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日本、韓國和新加坡。

退一步講，就算是人口紅利在中國經濟增長乃至東亞經濟增長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那么問題就來了：如果人口紅利真那么重要，別的發展中國家為什么就不能通過人口紅利來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呢？有人可能會說中國政府因為強勢，可以推行一胎化政策，別的國家做不到。但我們已經看到，除了中國以外的其他東亞國家都沒有推行過一胎化政策，為什么也有同樣的人口紅利呢？可見，人口政策的影響被大大高估了。

其實，人口學家只是想說人口紅利是中國（以及東亞）經濟高速增長的因素之一，并不是要用人口紅利來完全解釋中國（或者東亞）的經濟增長。人口學家還想指出，人口紅利只是一個暫時的現象，隨著老齡化的到來，人口紅利會變成人口負債，對經濟增長會有負面影響。

不過，人口紅利和人口負債是一個銅板的兩個面，如果人口紅利有限，人口負債也不會太大。但是到了大眾傳媒，人口紅利在過去的作用以及人口負債在將來可能的影響都被數倍地夸大了。

不久的將來中國將面臨人口的老齡化，這個問題是發達國家已經在面對的。這些國家在人均GDP增長1%-2%的水平下也并沒有出現由老齡化造成的危機局面。

很多人可能會說，人家已經富裕了，所以養得起老人，而中國是“未富先老”。但就算是“未富先老”也并不會對經濟增長構成多大的挑戰，因為中國只要還處在“未富”的發展階段，就還有追趕的潛力，經濟增長速度仍然會較快（這是前面說的追趕效應），多出一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就可以應對人口老化的問題。

其實，只有將中國的高速增長完全歸因于人口紅利，才會得出中國會因為人口過早老化而永遠追趕不上發達國家的結論?！拔锤幌壤稀币苍S會是二十年后的現實，但是不等于人口開始老化后就不會繼續變富！

蔡舫教授本人就明確地指出，中國“未富先老”的缺口“主要應該依靠持續的經濟增長來予以縮小，并最終得以消除”，而不是認為中國經濟的增長會因為人口紅利的消失而前景黯淡。

本文系朱天教授新書《中國增長之謎》的節選，作者賜觀察者網獨家發布，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微信號羽扇觀經guanchacaijing，即將推出該書的抽獎贈書活動，敬請讀者朋友們關注。羽扇觀經，分享中國經濟崛起背后的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