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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6月的第七個早晨，金先生一寐未起，遽然撒手。這一天他在上海，我在伊犁，從東到西，橫隔一個中國大陸版圖，冥冥中似有巨手，竟讓我們以如此遙遠的距離分手？心惶惶萬里奔喪，舷窗外冰山雪封，浮云蔽日，三十年師生情風雨如晦，俱奔眼簾。

那一年也是在西北，金先生剛從牛棚“解放”不久，參加在西安召開的法國史年會。會長張芝聯是他民國時期的中學校長，當時年近七十，風度翩翩，卻不忘拿他這個早年學生打趣：“哪有你這樣取名的？已經姓金，還要重，還要遠？”一群年青人就這樣記住了金先生的姓名。那時他50歲上下，作學術報告輪番引英語、法語、俄語、德語、西班牙語，后來知道他還通塞爾維亞語、保加利亞語，如此淵博，鎮住了所有與會者。我參加會議交的是碩士論文初稿，初出茅廬，基本傾向卻與張先生、金先生相左，他們還在充分肯定法國大革命，而我已流露不同觀點。兩位前輩并不介意，還熱情鼓勵：“不妨把未盡之言說完，可以寫得更開闊一些。”那時有一個比我更青澀的與會者，來自新疆偏遠某地，既沒有學位，也不是歷史系畢業，只是一個大革命史業余愛好者，竟拿著一份向學會主流觀點公開挑戰的論文來敲門，一定要參加會議。張先生、金先生還很重視，專門開過一個小會商議，不僅開門迎納，還安排他做一次主題發言。會議結束，他要我陪他去找附近的郵局發電報，電文是發給尚在新疆等待音訊的妻子：“論文被接受，挑戰成功，我們勝利了！”我為這夫婦兩人的精神而感動，但也知道他的論文并不是“勝利”，而是“幸運”，他碰上了80年代初期張先生、金先生這樣的老一輩學者剛恢復中斷二十年的學術生涯，對年青一代殷殷期待。年青人率性挑戰，前輩人虛懷如谷，三代人共同構成80年代特有的學術風氣。那真是一個黃金十年，二十世紀后五十年僅有的“光榮與夢想”，斯時不再，斯人何在？

一年后畢業分配回上海，金先生恰好也開門招收博士生。他立刻托人帶話，讓我去報考在職博士，說早已看出你的碩士論文還有話未說完，來復旦，我給你創造小環境，擴展論文，繼續寫下去！考試前夕，他要去法國參加一個會議，臨行時說：“我不擔心你的專業筆試，就擔心你的外語口試。你是自學出身，學成個啞巴英語。我教你一個辦法：見考官爭取主動，一上場先交代自己的短項，是在什么條件下學的英語，面對外文系來的那些老師，千萬不能裝，也不要怕發音不準人家笑話。我們都是文革過來之人，聽得懂，也能理解。你越老實就越不會吃虧。”

進復旦第二年即遭遇風波，所在部隊院校為逼我在處分決定上簽字，竟片面通知復旦，停止此人學業！“不服從者不得食”，首先是“不得學”，接著是大門“不得出”。兩校相距一箭之地，師生見面發生困難。金先生憂心如焚，夜不成寐。當時復旦有兩個研究生因同樣原因被停學，一位新聞系碩士生此前在獅城參與大學生辯論，給新加坡各界留下深刻印象，此后李光耀來華，在高層會談時過問他下落，這位同學得以恢復學籍。金先生當然沒有李光耀那樣的位勢，他只是向校方反復訴告，為我鳴不平。復旦為先生所動，兩次派人來交涉，查看我究竟有何問題。部隊拿不出像樣材料，雙方僵持數月，復旦漸趨強硬，最后也作出一個“片面”決定：恢復學業，立刻來校！師生再次見面，已是半年之后，金先生苦笑說：“你看看我的黑眼圈，為你熬成‘熊貓眼’啦。”

天下有師生之誼者多矣！但在那年那月能如此救起一個溺水者，凡過來人皆知其不易。我之罹禍并沒有什么了不得的事，皆因不忍而觸犯時忌，金先生亦因不忍見自己的學生遭難而見死不救。不忍之心人皆有之，那年那月更是為人師者之天職。但因我觸犯的是部隊院校，金先生直接面對那年那月最為強勢的軍方壓力，他自己也剛出“牛棚”不久，如此義舉實屬罕見。感恩之余，自然珍惜重這來之不易的機遇。金先生則囑我盡快安心，既是上山讀書，那就一頭扎進論文——批判法國革命的紅色激進。其實一直到那時，他在學術觀點上還未必同意我這“一家之言”。我雖多舛，亦有大幸，錯過了歷史系本科，但此后考上的碩士導師與博士導師卻格外開明，放手鼓勵我自由探索，從未想過要把我摁回那個模子里，重新塑造；一旦遭逢橫逆，他們如出一轍，以各自方式為我奔走呼鳴，救人第一。金先生對我的論文只擔心一項：史料與翻譯。他畢竟是名校名師，出不得史學界通常所言之“硬傷”。更何況當時的政治氣候，我雖出虎口，畢竟是刑余之人戴罪之身，尚有“看客”在幸災樂禍。他本來就生性謹慎，此時更是小心。學生一稿去，先生一稿來，三易其稿，每一次不會間隔半個月；學生筆跡是藍黑，先生筆跡是紅色，所引西文史料，大至語義斟酌，小至重音符號，錯漏處親手訂正，有時還旁添一個驚嘆號，予我以警示。最后定稿打印，因經費限制，又只能去崇明島一個鄉辦印刷廠。我在那里蹲守，一校、二校、三校，他一遍遍打電話隔江督問。終于能拿回復旦并請他在導師欄簽名，先生手撫封面說：“在人家眼里，這一下我和你就綁在一起啦！”

不料答辯時又起風波，隱隱擔心的事情終于發生。論文分寄京滬兩地同行評審，張芝聯寄來的評閱意見是熱情鼓勵，上海史學界一位老前輩則全盤否定，問題不是出在“史料硬傷”，而是出在比“硬傷”還要“硬”的“基本立場”，評語寫得很嚴厲：“資產階級右翼保守主義史學觀，違背四項基本原則！”沒想到最后關頭會出這個岔子，金先生又是幾個晚上難以入眠。此前我被清查，扣上的是自由化“激進”罪名，此時論文被否定，又被視為右翼“保守主義”，兩面翻著烤，每一面都被烤焦，這是持此觀點者必然承受的命運。但金先生并未因此動搖，而是想出一個緩沖辦法，邀請王元化先生來主持答辯，同時也邀請那位持否定意見的前輩。元化先生此前在顧準遺稿與我的學位論文中看出思想史的邏輯繼承，曾在書面評語中特意強調了這一點，此時有難，慨然應允，出任答辯委員會主席。他的博士點在華東師大，出校外主持答辯只有兩次，兩次都鬧得沸沸揚揚。他告訴我第一次是80年代，為北師大中文系那位“黑馬”主持答辯，這一次則是為金先生和我來復旦，同樣不平靜。風波過后，金先生如釋重負，指著他的黑眼圈笑著說，“第二次為你熬成‘熊貓眼’啦，當初招你，系里可是有老師勸我，這樣的人你也敢招？果然，果然！”

畢業后搬過兩次家，不知扔掉多少無用之書，但當年那一摞手稿則舍不得扔。不僅僅是敝帚自珍，而在于那上面有金先生心血，雖字跡漫漶，卻見證那三年歲月如何度過，先生如何以他政治、學術生命作雙重抵押，才為我爭回這份失而復得的學業。

豈料二十年后還有第三次風波。2010年7月9日，上海《東方早報》刊出匿名網貼，指控這篇20年前的論文是抄襲之作，輿論洶洶，真假莫辯。7月11日，我去復旦學術委員會，申請啟動審查程序。委員會征請匿名者前來檢舉，刊出網貼的那位記者提供匿名者聯系方式，對方卻始終不愿現身。“原告”如此缺席，僅“被告”要來申請調查他自己，委員會本來可不予受理，但最后還是決定破例，正式啟動審查程序。我知道金先生秉性認真，一有心事即容易失眠；在當時那種輿論下，我作為“被告”也不便與金先生聯系，僅在7月11日那天打電話告知他此事。此后去委員會遞交申請，以及等待調查結論的半年里，既未與他通話，也未與他見面。但我知道他肯定支持這一申請，我們分別保持沉默，在沉默中共同等待委員會結論。半年后，經南北調查、反復勘證，委員會召集嚴肅傳媒，正式公布調查結論，抄襲之說不能成立。這一結論不僅還此事清白，更重要的是，還金先生這位復旦首席教授之清白。結論公布當晚，金先生打來電話：“我是一家一家電視臺看，一家一家報紙讀，也讓兒子給我收集網上的評論。哪怕是重復，我也要看，也要聽，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但這一次我吃得下，睡得著，不會熬成‘熊貓眼’。他們那些人，怎么知道當年我們是在什么壓力下寫這篇論文的啊！”

如此三十年風雨，先生待我恩重如山，但外界難以想象的是，他為人淡泊，淡泊到師生間一年中幾無來往。他似乎厭煩那種中國式的師生來往方式？只有每年春節年初二上午，我登門拜年時可有一番長談。他早早泡好茶，留一包好煙等我前往，三十年始終如一。有時我剛在樓下拐角出現，就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在窗口高喊：“這里這里，別走錯了！”

2011年春節，恰好復旦學術委員會剛公布上述結論不久，他因為興致好，談著談著帶我走進書房，從書櫥里拿出一本本法文原著，細說來歷。其中有《九三年》、《悲慘世界》等，如數家珍，都是19世紀晚期法國原版舊籍，距今百年有余，可謂“巴黎——彼得堡善本”，我估計現在的國家級圖書館都難有典藏。這些跨過兩個世紀流轉三個國家的大部頭舊籍，從歐洲到亞洲，蘊藏多少個舊日書主的秘密？誰把它們從巴黎帶到彼得堡？又經過十月革命、二戰圍城，如何能劫后幸存？此后漂流至中國上海，又如何躲過文革之大劫？史家之史籍，不僅僅是他的著作，即以他收藏的古籍、善本，或許還是“洋善本”，每一本也是歷史，每一本都會有可圈可點的故事。

說起他當初去的是蘇聯，為何又在那里苦讀法語：“我的英語在張芝聯當校長的民國時期已大致過關，到了十月革命圣地，才發現那里的紅色教授私下里還是以說法語為榮，不說法語者被視為鄙俗：俄語是說給母親聽的，德語是說給敵人聽的，英語是說給商人聽的，只有法語最高雅，是可以說給情人聽的，做學問怎么能不說法語？布爾喬亞得很哪！這才下決心在蘇聯學法語。后來發現學外語最好的辦法，是盡快閱讀這門外語的文學名著，快速入門，觸類旁通。俄語、法語、英語、德語、西班牙語，一年考一門，五年五門！這些雨果、大仲馬、巴爾扎克，是用使館發給我們的零用錢，在彼得堡舊書店里一本一本淘來的。”當年他每天讀書十二小時，留學生中傳為奇談，如此苦讀成才，一回國竟打成“蘇修特務”，困厄二十年！

歷盡磨難，心有余悸，我臨畢業時，他曾關照我一個令人心酸的“戒律”：以后你接待外國人，只能到辦公室，而且要把門打開，開得大大的，讓外面人聽得到，才能避免“里通外國”的猜疑！他生性寬恕，有一次曾說到59年回國被打成“蘇修特務”，是同室同事翻看他日記去告密，此人姓名他后來終于知曉。我問是復旦哪一位？他擺擺手說：“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我都原諒他了，你們沒有必要知道。”他通曉七國外語，學術探索從拿破侖遠征墨西哥至沙俄侵華史，從歐盟源流至巴爾干半島，巨細無遺。復旦校方接待歐洲政要，凡需一人同時翻譯多種歐洲語，還涉及歷史、政治、外交縱深背景，只能請他出場。故而他也曾有過豪言戲語：“我的校友普京如果來訪，我可以給他做翻譯！”先生執教時間長，門生子弟多，卻有意避嫌，不立門墻。我算他開山弟子，有責任卻沒有機會請同門學友聚會一次，哪怕是給他做七十壽，或紀念他從教五十年，一提及，都被他堅決制止。如此避嫌，不善“經營”，在今天這樣的大學環境里，大概只能被認為“迂”，甚至是“傻”？2009年75歲高齡上最后一節課告別講臺，恰逢他執教五十年，臺下竟然只有十幾人聽講，連個獻花的都沒有！消息傳開，眾師友為之不安，校長打電話慰問致歉。1989年下半年，偌大復旦圖書館西文閱覽室曾出現無一人進出，一整天只有他一人在座的“奇觀”。提及此事，他黯然神傷：“復旦的學生都不讀書啦？這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啊！”每次拜年提及時政，有無盡話語憂國傷懷，但他又擔心我罹禍，往往突然收住話題，眼一閉，擺擺手：“捂著過，捂著過吧！”

直至6月13日下午，數百人佩黑紗佇立龍華銀河館，目送金先生遠行。堪能告慰的是，那個下午播放的是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制式哀樂被制止。那是曾經讓托爾斯泰淚流滿面的旋律，也只有這樣的旋律，才配送我們的先生遠行，他從彼得堡風雪中走來，執教終身，兩袖清風，僅有一項殊榮可以自豪，一人獲法、俄兩個政府頒發的國家級文化獎章，全復旦乃至全國難有第二人。先生帶出的老博士、小博士，天南地北散落四方，在他生前未曾聚首，竟在告別他時才第一次碰頭。數一數大約二十人，再數數我們掌握的語種，竟不及先生一人之一半！時代所然，一代不如一代。“捂得住”的是一時言論，“捂不住的”是一世郁悶。六月總是黑色的，這一月這一天總會過去，此后我們也會老去。人之棄世并不是瞬間事件，而是一個早就開始的過程，今天死這一部分，明天死那一部分。送葬者，隨葬也，每告別一位師長，我們自己也死去與之相關的一部分。這一生剩下的未死之日，我們還會聽《如歌的行板》，一遍一遍地聽。在那如怨如訴，低沉回旋，不忍飄散的旋律里，是否還能聽到我們的金先生也在另一個地方聽，一直聽到他壓在心底終于憋悶不住的那一聲長嘆，“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啊！”

金重遠先生學術簡介：

1934年5月12日，金重遠出生于江蘇常州。1952年考入復旦大學，1954年赴蘇聯留學深造，1959年畢業于列寧格勒大學歷史系，獲歐美史專業優秀文憑，回復旦歷史系任教。1980年任副教授，1985年任教授，1990年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為世界近現代史博士生導師。1991年獲全國優秀教師稱號，1997年任復旦大學首席教授。2011年獲復旦大學第八屆“校長獎”。

曾先后撰寫、主編、合編并出版《戰后西歐社會黨》、《20世紀的法蘭西》、《百年風云巴爾干》、《法國通史》、《第二次世界大戰百科詞典》、《20世紀的世界》等重要學術著作。金重遠晚年筆耕不輟，參與或牽頭負責了《辭海》一、二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史卷》、《大辭海？世界歷史卷》的編寫工作。

《20世紀的法蘭西》長達50余萬字，2004年秋問世后引起巨大反響。這是當時國內惟一一部全面闡述20世紀法國歷史的著作，講述了從20世紀初至2002年希拉克執政期間法國歷史的方方面面，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外交等，為金重遠半生心血積淀所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是金重遠自大學時代便予以關注的重要研究領域。從80年代起，開始系統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對于第二戰場、西班牙的“中立政策”、二戰中的波蘭問題、德國問題、土耳其問題、蘇南沖突等都一一做了專題探討。以這些專題研究為基礎，金重遠和上海的世界史專家通力合作，撰寫出版了迄今為止我國唯一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戰百科詞典》。而他從文化史視角考查和研究二戰史，更填補了二戰史上的一個學術盲點。專著《炮火中的文化：文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我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全面介紹二戰文化史的著作，填補了二戰史研究的一項空白。

金重遠所創建的分散與整體的分合世界史體系獨樹一幟，為人們認識和研究紛紜蕪雜的世界史構建了一種新的視角和方法。他主編的《戰后世界史》是對分合世界史體系的初步探索，該書在1997年獲得上海市高校優秀教學成果獎一等獎。在他主編的《20世紀的世界：百年歷史回溯》一書中，又對分合世界史體系做了更深入的探索。該書一經出版，便在學界內外引起了重大反向，復旦大學出版社曾兩次重印，2001年2月香港三聯書店還出版了海外版。其論斷之精辟、功底之深厚，所編教材反映出在本學科領域之先進性和超前性，都已經走在了這個學科的前沿。

此外，他多年來一直在探索一種著述歷史的方法，在準確翔實的基礎上力求生動活潑，嘗試用一種文學化的歷史敘述手法來展現歷史的真實。這種著述方法的第一次探索體現在金重遠的專著《墨西哥之夢：小拿破侖美洲覆師記》中，該書以人物為線索勾勒出了豐富多彩的歷史畫面。第二次探索體現在歷經18年的資料積累和仔細考辨的學術專著《半島戰爭：大拿破侖伊比利亞覆師記》中。這兩本專著大量引用英、法、俄等語種的歷史文獻，既有厚實的學術底蘊，又不乏文筆講究的風格，堪稱探索歷史敘述的典范。

2004年5月12日，金重遠榮獲由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京簽署命令，授予“圣·彼得堡三百周年榮譽勛章”及證書。2006年獲法國政府授予的“法國教育騎士勛章”。

“何謂大學？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感謝作者賜稿，原文刊登在《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7月7日，此為完整未刪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