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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如果沒有這樣的氣度，單靠軍事力量，是難以達到這種狀態(tài)的。從曹操建安十二年以前那些令和作品，可以確認曹操真是當時難得的軍事家、政治家和文學(xué)家，東漢末的那么多群雄，讓曹操出人頭地，不是偶然的。此后的十多年時間，由于勝利多了，驕傲也多了，其光輝則遜于前期的曹操。人是會變的，隨著他的地位的變化而變化。研究曹操后期反常的各種矛盾現(xiàn)象，也是很有歷史價值的。

縱觀曹操一生，大體上可以建安十二年為界，此前為他的前半生，此后到建安二十五年他去世為其后半生，終年六十六歲，建安十二年時他五十三歲。他打敗三郡烏丸，袁尚、袁熙授首，他東臨碣石，這個時期可以說是進入事業(yè)的頂峰。此后的十三年時間，就沒有前面那么輝煌了，有一點起起伏伏，遭遇了赤壁之戰(zhàn)的失敗，統(tǒng)一全國的理想受阻，內(nèi)部矛盾重重，有一些問題的處理也不那么妥當。取得相當大的勝利了，人也容易驕傲，容易自以為是，任性而為，所以犯錯誤的機會比較多。建安十三年開始的事放在下一講說，從他的前半生看，他二十歲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做事那么認真，得罪了人，遷頓丘令。他二十九歲便參加皇甫嵩對潁川黃巾起義的鎮(zhèn)壓，三十四歲時，與袁紹一起成為西園八校尉之一，次年即起兵于己吾，討伐董卓。可見他在二、三十歲時便嶄露頭角了。兗州是他的根據(jù)地，建安三年他四十八歲時，破青州黃巾，受降卒三十萬，青州兵成了他的基本部隊，曹操的軍隊中，出身于農(nóng)民軍的比例相當高。討伐袁紹時，他收編了黑山黃巾張燕部，也是黃巾軍中能征善戰(zhàn)的部隊。在這段時間，他主要作戰(zhàn)的對象是北方各地的割據(jù)勢力，先后打敗了陶謙、張邈、陳宮、呂布，迎天子漢獻帝于許昌，最終打敗袁紹，占有冀、并、幽、青四州，打敗了三郡烏丸。這是曹操事業(yè)進入頂峰的階段。

從曹操發(fā)布的一些命令來看，如在《封功臣令》中顯示，他還能與他一起共同奮斗的將領(lǐng)和謀士保持同舟共濟、互相團結(jié)的狀況，從《求言令》可以知道他那時還比較謙遜，聽得進大家的不同意見，用現(xiàn)在的話講，他作風(fēng)還比較民主。對民間的疾苦還比較了解，華北地區(qū)經(jīng)過那么些年的戰(zhàn)亂和災(zāi)荒，在建安七年的《譙令》中講到：“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凄愴傷懷。”他所描述的現(xiàn)象，還是當時真實情況的反映，如裴松之注引《魏書》講到：“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shù)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那時人吃人的情況相當普遍。他的樂府詩《蒿里行》最后幾句講：“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又如他采集民風(fēng)民歌作的《謠俗詞》云：“甕中無斗儲，發(fā)篋無尺繒。友來從我貸，不知所以應(yīng)。”可見那時民間窮困的狀況。所以他能注重減輕農(nóng)民的負擔(dān)。建安九年定冀州時，頒布《河北租賦令》，免掉了河北地區(qū)當年的租賦。他的《收田租令》的第一句話便是：“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便有裁抑豪強的氛圍。他明確公布每畝每戶租調(diào)的負擔(dān)，其他不得擅自興發(fā)。要地方官“無令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裁抑豪強的傾向非常鮮明。早在建安元年，他便接受棗祗、韓浩的建議興屯田，恢復(fù)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在這一點上，曹操比當時其他割據(jù)勢力要高出一籌。《三國志•任峻傳》曰：“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jiān)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nóng)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得谷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shù)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這大概也是曹操得以戰(zhàn)勝其他割據(jù)勢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用人問題上，曹操的胸懷還是比較寬廣，敵對陣營的人材，只要過來，他都能重用。他打敗呂布時，呂布手下的張遼，他不僅接納，而且封侯拜將，委以重任，在討伐三郡烏丸時，正是張遼斬單于蹋頓。如果曹操不推誠待人，何以得人之力。如張郃本來是袁紹手下的大將，郃歸操，操不以降臣待之，而把他的歸附比之于“微子去殷，韓信歸漢”。張郃后來在西北戰(zhàn)場上起了非常大的積極作用。對武將是如此，對謀略之士曹操的態(tài)度也是如此。如郭嘉先見袁紹，認為紹未知用人之機，所以轉(zhuǎn)而投奔曹操，經(jīng)過荀彧的推薦，召見論天下事，曹操講：“使孤成大業(yè)者，必此人也。”郭嘉經(jīng)過這次談話以后便說：“真吾主也。”在亂世，君擇臣，臣亦擇君。在先征劉表，還是先征袁尚與袁譚的問題上，郭嘉主張待機而行，作南征劉表的姿態(tài)，待譚、尚內(nèi)斗譚乞降時，乘機而入，乘勢攻定了冀州。在征討三郡烏丸的問題上，他認為劉表是坐談客，不可能主動有所作為，且劉表與劉備面和心不和，不可能有任何作為，應(yīng)該乘勝追擊三郡烏丸，徹底解決北方邊境的安全。在如何打擊的問題上，他提出兵貴神速，輕兵兼道以出，突襲柳城。所以曹操稱“唯奉孝能知孤意”。郭嘉因病死在柳城回師途中，曹操對荀彧講：“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赤壁之敗，曹操在回鄴的途中講：“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可見曹操對郭嘉的看重。人才要靠自己鑒別和發(fā)掘，要靠自己去用，靠學(xué)歷、職稱，是假的，靠不住的。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薦大家讀《郭嘉傳》，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他求賢心切，同時也是鼓勵大家要時刻把天下事放在心上，要多謀善斷，別總是盯著鼻子底下的一點小事嘮叨個沒完沒了。如許攸，本來也是袁紹身邊的人，他倒到曹操這邊來，對曹操在官渡之戰(zhàn)取得勝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參謀不一定都是自己身邊的親信，有時從敵人陣營過來的謀略之士，由于了解敵情，反而能起到關(guān)鍵的作用。用人一定要五湖四海，不要只用同鄉(xiāng)的人。到一個地方，便要用那里的賢能之士。如他用崔琰，他是袁紹那兒士子中的領(lǐng)軍人物，他曾反對袁紹南下進攻官渡。曹操定冀州，召他談話，曹操講冀州按戶籍有三十萬眾，可謂大州。崔琰一開口便講：“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fēng)俗，救其涂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剛見面一張口便針鋒相對地向曹操提意見，曹操在冀州這幾條命令，若《整齊風(fēng)俗令》、《選舉令》的出臺，也許與崔琰的這次談話有關(guān)。曹操在冀州既注意用文人，如陳琳，文才高人一籌，盡管在檄文中罵了曹操祖宗三代，給曹操涂了一臉污水，但曹操還是用了他，讓他為曹操起草檄文，曹操讀了他的作品據(jù)說偏頭風(fēng)也立即好了。曹操在冀州還看重和表彰那里有學(xué)問的經(jīng)學(xué)大師，他在《告涿郡太守令》中稱：“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nèi)，學(xué)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表彰了盧植，實際上招攬了他的一幫弟子。曹操每開辟一個區(qū)域，就吸引那個區(qū)域的精英。田疇是右北平人，他在那里聚族據(jù)險而居，熟悉那兒的道路地形，與烏丸鮮卑多有交往，曹操就啟用他作為引路人，出盧龍，登白狼山，便是田疇引的路。如王脩是北海人，屬于青州，袁譚曾征辟過他，聞譚死，他曾下馬號哭，稱“無君焉歸”。誅袁譚時，曹操曾下令：“敢哭之者，戮及妻子。”王脩到了曹操那里，開口第一句話便是乞收葬譚尸，曹操不應(yīng)，他繼續(xù)說：“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尸，然后就戮，無所恨。”曹操見他如此忠于故主，也就聽之了。當時冀州諸郡皆定，唯樂安之管統(tǒng)不從命，曹操讓他去取統(tǒng)首級來見，“脩以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在遼東，曹操用邴原，東漢末邴原與鄭玄齊名，裴松之引邴原別傳云：

是時海內(nèi)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xué)。魏太祖為司空，辟原署東合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攬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shù)百人。

從這個故事一方面可以看到曹操虛懷若谷，以誠對待當?shù)刂看蠓颉Ａ硪环矫嬉部梢钥吹狡蕉ㄈ跬枰院螅懿俅_實已取代了袁紹對冀、青、幽、并四州的統(tǒng)治。北方地區(qū)的統(tǒng)一可以確認無疑了。曹操如果沒有這樣的氣度，單靠軍事力量，是難以達到這種狀態(tài)的。從曹操建安十二年以前那些令和作品，可以確認曹操真是當時難得的軍事家、政治家和文學(xué)家，東漢末的那么多群雄，讓曹操出人頭地，不是偶然的。此后的十多年時間，由于勝利多了，驕傲也多了，其光輝則遜于前期的曹操。人是會變的，隨著他的地位的變化而變化。研究曹操后期反常的各種矛盾現(xiàn)象，也是很有歷史價值的。

（選自朱永嘉《論曹操》第十一章：《給曹操前半生的為人行事作一個小結(jié)》，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