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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朱云漢】

在奧巴馬時代，美國霸權的兩面性隱而不顯，因為傳統上美國外交精英非常重視價值論述與道德外衣包裝，會刻意掩飾對其他國家行徑的陰暗面。而特朗普的國家安全團隊則毫不遮掩美國的超級大國“流氓行徑”，讓我們更容易認清美國霸權的真面目與其國際角色的兩面性。

我們對美國霸權本質的理解應該從下列四個角度來檢視，這樣可以看得比較清晰而全面。

第一，美國主導的戰后國際秩序與公共產品的提供對象，并非真正全面開放、包容與一視同仁：相反地，這個秩序有明顯的排他性，以及基于文明及種族優越感的階層秩序與歧視待遇。在貨幣、金融、貿易與科技領域，與美國有戰略利益沖突的國家是長期被排斥的。聯合國體系建立之初，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美國與蘇聯仍維持同盟國關系，所以蘇聯得以成為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國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蘇聯代表也曾受邀參與布雷頓森林會議。

但以美元為定錨貨幣的布雷頓森林貨幣與貿易體系要想讓所有主要國家放心參與，其必要條件是美國愿意通過借貸或援助，讓缺乏外匯儲備的國家能得到足夠的美元頭寸。在蘇聯正考慮是否加入布雷頓森林協定之際，歐洲戰事已經結束，美國與蘇聯對戰后歐洲政治秩序安排的分歧開始浮現。

1941年3月11日，羅斯?？偨y在白宮簽署了著名的《租借法案》。來源：維基百科

杜魯門總統就斷然中止了通過《租借法案》提供蘇聯戰后重建所需的長期融資承諾，于是蘇聯選擇放棄作為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世貿組織的前身）的創始會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因中國代表權之爭，中國也長期被排除在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與世貿組織之外。

長期以來，在采取加權投票機制的國際組織內，美國堅決維持其最大份額決策權，長期獨占關鍵領導職位，堅持保有對重大事項擁有否決權的特權，并不斷利用這些它可以主控的多邊體制來抵制與懲罰那些與美國有戰略競爭關系的國家。在采取多數表決制的國際組織內（例如聯合國大會與許多聯合國專門機構），美國一旦失去對多數會員國的號召力量，它就任由其職能弱化或局部癱瘓，甚至不惜退出。

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有明確的階層秩序。與美國維持最緊密關系的盟國是所謂盎格魯-撒克遜集團，也就是美國加上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與新西蘭，它們構成西方世界的內核，這些國家享有最高等級的軍事與情報合作關系。其次是由美國的歐陸盟國構成的第二層核心圈。然后才是日本、韓國、土耳其、沙特等這些非西方同盟國等構成的第三層盟友。最后才是更外圍的依附者或順從者。

由于文明親疏關系的遠近，不同國家在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內之地位、待遇與發言權一向是有明顯差別的。如果我們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如何對待需要緊急紓困的韓國與印度尼西亞的經驗，來比對其處理2009年歐債危機時，如何對待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等傳統西方國家， 就會發現，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亞洲國家開出的紓困條件遠比對歐洲國家苛刻，對經濟元氣造成的傷害更大。

第二，美國的國際領導角色是它的意識形態與國內權力結構的延伸。戰后美國所愿意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并不是從全球社會的實際需要出發，而是根據它的主流社會精英的意識形態框架，以及國內強勢利益集團的需求。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主流意識形態崇尚大市場小政府，美國政府也傾向于將國際公共產品的范疇極小化，排斥各種可能限制跨國企業與跨國資本行動自由的全球規約或監管機制，甚至主動要求現有的國際機構（例如世界銀行）減縮其業務與功能，以讓位于資本市場或私人企業。

1997年7月香港恒生指數大跌，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同時，美國扮演的國際領導角色最終也要符合國內強勢利益集團的需求，特別是軍工集團、華爾街、能源集團、醫療集團、高科技集團等的需求。例如，美國牽頭的TPP談判，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官員帶上談判桌的條文與巨細無遺的法律附件，基本上都是美國的跨國企業、科技公司、制藥公司、跨國銀行等雇用的紐約大律師事務所草擬的。

這些律師事務所刻意將提議的復雜規則與專有名詞弄得晦澀難懂，連一般的商務仲裁法官都搞不懂。這樣，將來在執行規則條文時，如果出現爭議與糾紛，還是得找這些受雇于跨國企業的大律師來幫忙解釋，貿易糾紛打官司也是他們承攬，因此這些大律師兩頭通吃。

由于美國的意識形態與國內政治的框限，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問題早已存在，現有的全球治理機制也明顯跟不上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帶來的社會風險與生態危機管理的需要，也無法有效滿足廣大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與包容性增長的需求。對于全球化所帶來的各類新興全球議題，美國只對全球反恐、知識產權保護等這些攸關切身利益的領域有興趣，而在企業壟斷、金融系統性風險、租稅逃漏、科技變革的社會風險、疾病控制、糧食安全、移民權利保障、難民收容、氣候變化、海洋生態環境惡化、水資源稀缺等領域，美國對全球協作平臺不足或監管機制嚴重缺位的問題根本置之不理。

第三，美國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美國推動制定的國際規則主要用來約束其他國家，但放縱自己可以選擇性適用或蓄意違反。也就是說，美國不時利用與其他國家高度不對稱的權力關系，任意濫用霸權地位而公然破壞規則和秩序，并處處要求享受豁免或特殊待遇，甚至可以用國家安全為借口，以美國國內法管轄權來凌駕國際規范，也就是惡名昭彰的“長臂司法管轄”。

1971年，尼克松總統突然宣布停止履行美元與黃金兌換承諾。來源：Maxdaom

國際關系領域內的自由派學者都會強調，“自由國際秩序”的精髓是“以規則為基礎”。一個負責任的領導者本應在各合作領域帶領成立多邊機制、制定規范與程序，以此來設定各國的權利與義務，從而協調行動、解決爭端、促進合作共贏。

作為國際領導者，不僅應帶頭創立規則，也需承擔維護規則合法性與權威性的主要責任，更絕不可濫用其霸權地位追逐自己的短期利益。但現實情況是，美國常將自身的短期國家利益或國內政治需要凌駕于國際規則之上，并不時拋出美國例外主義與美國單邊主義，肆意曲解國際規則，因此自由國際秩序的合法性與權威性一直難以鞏固。

例如，布雷頓森林體系下以美元兌換黃金為定錨的固定匯率制度，按規則，任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因長期國際收支失衡而要調整固定匯率，都必須與其他成員協商。但是1971年，尼克松總統突然宣布停止履行美元與黃金兌換承諾的顛覆性決定，事前完全沒有與其他成員協商，就一腳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設計踢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