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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政】

兩會召開前夕的2月25日，中國共產黨以隆重的儀式對脫貧攻堅進行總結表彰。習近平總書記向世界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

兩會開幕后，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重提：過去的一年，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決定性成就，中國政府“交出了一份人民滿意、世界矚目、可以載入史冊的答卷”。

關于中國扶貧這個事業，中國自己這方面是這樣敘述的：

·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是世界上貧困人口最多的國家。2020年，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在那么短的時間內幫助那么多人擺脫貧困。

· 世界銀行2008年確定的貧困標準是每人每天1.25美元。2010年，中國政府制定了每人每年2300元的新貧困線。按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這一價格相當于國際上每人每天2.3美元，已超過世界銀行當時執行的1.25美元貧困標準，也超過聯合國每人每天1.9美元的標準。

· 2012年至2020年，中國開展了一場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脫貧攻堅戰。中國實際執行的最低貧困標準從每人每年收入2625元提升至4000元，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

· 不僅如此，中國提出的脫貧目標任務，除了從數字上衡量貧困人口收入水平變化，還強調多維度提升貧困人口生活質量，穩定實現吃不愁，穿不愁，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安全住房有保障。

這的確是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夠得上“偉大光榮”之稱頌。

但還要看到，這個人間奇跡既屬于中國，也屬于全世界。為了讓全世界不同文明、不同信仰的人民也能一聽就懂、理解透這個精彩故事，不能只用中國大陸人民所熟悉的敘事語言講述，還需要通過更加世界性的敘述方式對這個故事進行多角度的解釋。

本文就是這樣一個嘗試。

1. 放在人類近現代歷史上看，驗證“三級解綁”理論

中國數億人口的脫貧、數億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在現代化這個進程中順勢實現的。中國政府通過大力推動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和經濟發展，帶動了整個扶貧事業，這是一個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關系。那么，這個近代以來發生的現代化進程，到底是如何為相當于一個大洲規模的貧困人口創造了擺脫貧困的機遇和條件的呢？

關于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宏觀理論，是由瑞士日內瓦高級國際關系及發展學院的國際經濟學教授理查德E.鮑德溫在他2016年的《大合流：信息技術和新的全球化》（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一書中創造的。

理查德E.鮑德溫在《大合流：信息技術和新的全球化》一書中提出“三級解綁”理論

這個被稱為“三級解綁”的理論，為理解近代以來世界范圍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這樣一個理解框架：

·人類交往活動受到三種成本的約束：交通運輸成本、思想交流成本和人體本身流動的成本。在歷史進程中，三種約束條件漸次放松。

· 1820年以前，由于三種成本都極高，人們基本上生活在自給自足的小共同體內，大多數人的生產和消費都被捆綁在同一地點；1820年之后，由于蒸汽機、蒸汽船以及鐵路的技術創新，交通運輸成本大大降低，出現了生產和消費的第一次“解綁”分離（Unbundling）,但思想連貫交流的成本和人本身流動的成本仍然很高，電報和固定電話的發明還是不能把思想交流的成本真正降下來。這次“解綁”直接導致了世界范圍的“大分流”的發生，即工業生產集中在了率先從交通運輸成本降低中獲益的少數西方發達國家，使它們迅速拉開了與其他欠發達國家的差距。

· 1990年代之后，信息與通信技術（ICT）革命帶來的移動電話和互聯網，大大降低了思想交流成本。信息技術的發展遵循摩爾定律，即計算能力呈現指數增長，芯片的性能每十八個月就會翻倍。而吉爾德定律則表明，帶寬的增長速度要比運算能力的增長快三倍，即每六個月就會翻倍。梅特卡夫定律進一步指出，一個局域網對用戶的效用和用戶數量的平方成正比。由于第二種約束條件（思想交流成本）被信息與通信技術所放松，全球范圍的生產協調成為可能，生產和消費的第二次“松綁”帶來了與“大分流”方向相反的“大合流”（The Great Convergence）和一次新的全球化。

· 但是，信息與通信技術革命雖然大大降低了思想交流成本，卻還是未能放松第三種約束，即人本身流動的成本。可喜的是，第三次“松綁”已經初顯端倪，即降低人本身流動的成本的技術已出現，只是目前還十分昂貴。遙控機器人（telerobotics）和遠端現身（telepresence）技術將實現勞動者和勞動服務的地點上的分離。鮑德溫認為，“三級解綁”完全實現之后，一種大合流的全球化就可以惠及所有國家。

鮑德溫教授創造出這個理論，主要是為了解釋國際經濟與貿易的不平衡，應用這個理論，他解釋了西方發達國家與世界其他地方之間貧富差距的經濟-技術原因，也解釋了為什么在第二次“解綁”發生后，只有少數幾個發展中國家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大多數國家還是沒有實現追趕，有些國家甚至距離更大了。

從中國人的角度看，這種理論多少有點“技術決定論”的偏向，還帶有曲解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歷史的誤導，不能當作關于近現代世界歷史的主流理論。但如果只作為一種中性的分析工具，這個“三級解綁”的理論框架其實還是很有用的，尤其在解釋貧富差距的形成和分布，以及政府的扶貧事業方面。

2021年春運熱門遷入地，截自百度地圖

將這一理論應用于中國一國，即可將中國在全面工業化進程開始之前的大部分農業經濟地區，理解為“三級解綁”實現之前的狀態，好像是1820年之前的世界。由于交通運輸成本、思想交流成本和人本身流動的成本這三大成本每一個都極高，人們的生產和消費都被緊緊束縛在同一個狹小空間內，經濟發展停滯，人們長期處在貧困狀態。

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開始之后，部分地區率先實現了交通運輸成本大大降低的第一次“解綁”，大中城市、部分通衢輻輳之地和沿海通商口岸的居民都開始享受到遙遠地方生產的價廉質優商品，于是，就像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一樣，中國一國之內也形成了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之間的“大分流”，貧富的地區分布格局很快形成。

從理論上講，一國政府的扶貧事業從“大分流”發生之后即應及時啟動，以免貧富差距在一國內地區之間形成固化，積重難返。但在現實中，一個按計劃、分階段、統籌協調推進的扶貧事業，對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都心有余而力不足，進行起來非常困難。因為這個事業的推進，所要求的前提條件非常多——沒有完全獨立的主權不行，沒有外部和平環境不行，沒有國內政治穩定不行，沒有適宜的社會制度不行，沒有經濟和財政基礎不行，沒有決心和意志也不行。

所以，中國的扶貧事業，從長程歷史觀察來講，是中共從新中國建立之前就開始的，因為創造完全獨立的國家主權、和平環境、保持政治穩定、改革土地制度等與扶貧事業直接相關的大事業，都是建國之前中共作為解放中國人民的大目標，就已經在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