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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政】

回顧這三年，中國全國上下既在抗擊瘟疫，同時也在抵御著一場接一場的瘟疫戰爭。

抗擊瘟疫，指的就是面對非人類的新冠病毒，全國上下大力推出的一系列以壓低傳染規模、減少重癥率與病亡率為目標的行政性和醫療性措施。三年來，中國先后打贏了湖北保衛戰、武漢保衛戰、上海保衛戰，有效處置了百余起聚集性疫情，抵御了一波波境外輸入疫情的沖擊，這些都是抗擊瘟疫的顯著成果。

相比之下，瘟疫戰爭則是在人類之間暗中進行的，它指的是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一些國家不失時機地將疫情政治化、武器化，展開了針對中國的各種形式的打擊。這種戰爭不同于傳統戰爭，它借助疫情的爆發而發動，借助疫情的演變而進行，其具體形式也隨著疫情的變化而變化。戰爭原理來自于這樣一個信念：只要會使用，每一個事物都可以成為武器。

若要理解中國近三年來圍繞抗疫呈現出的總體行為模式，必須從以上兩個方面來認識，不能只看到抗擊瘟疫這一個方面。世界上一些國家將疫情政治化、武器化并針對中國進行打擊的瘟疫戰爭，可以說伴隨了近三年新冠疫情的全過程，直到今天仍在繼續，而中國的抗擊和應對同樣也持續了三年并仍在進行當中。

第一階段：“武漢病毒”vs“武漢保衛戰”

針對中國的瘟疫戰爭是在三年前與中國武漢突然發現疫情同時開始的。盡管直到今天病毒溯源問題仍未解決，真正的“零號病人”在哪里、新冠最早的原始株源于何處等關鍵線索仍是迷霧重重，但疫情最初的發展看起來確實就是一場武漢和湖北等地爆發的地方性流行病。于是，在一段時間里，針對中國的妖魔化言論順勢而起，通過“武漢病毒”的命名將中國鎖定為罪魁禍首，各種隔離中國、封堵中國的措施隨后紛紛出臺。

不難想象，如果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確只有中國是疫區，世界其他地方都沒有疫情，或者疫情的分布以中國為中心其嚴重程度向外圍呈梯度逐級擴散，那么，一場針對中國進行精準打擊的瘟疫戰爭必定會全面展開。政治上的攻擊、經濟上的制裁、貿易上的封鎖等等，一樣都不會少。除非中國盡早結束瘟疫的流行，否則，對某些國家來說猶如天賜良機的瘟疫戰爭，絕不會自動停下來。

但是，形勢并未如某些人所愿那樣發展，2020年春夏之交，新冠疫情按照其自然演變規律迅速發展成了一場全球大流行。就在武漢和湖北疫情在中國式抗疫的強力阻擊下得到了有效控制的同時，歐洲和美國等地的疫情迎來了第一波大爆發，成了全球疫情梯度分布的最新“高地”。

全球部分國家新冠感染人數統計，來源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

隨著疫情的快速發展，各種嚴重后果也開始在這些“高地”顯現，由于中國式抗疫與歐美式抗疫形成了鮮明對照，無論從哪方面看，歐美都更像是新冠遭遇戰中的戰敗者。一時間，原來那個借機將中國推入火坑的戰爭劇本沒用了，而且在劇情的逆轉之下，中國反倒更有機會成為贏家了。

4月8日武漢宣布“解封”，4月26日武漢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經過了一場長達76天艱苦卓絕的“武漢保衛戰”，中國重新贏得了主動權。世衛組織宣稱武漢給世界帶來希望，而與此同時，在那些處心積慮想要打擊中國的國家中，黑暗期才剛剛降臨。在這形勢下，針對中國的瘟疫戰爭只得暫時偃旗息鼓。

第二階段：“群體免疫”vs“動態清零”

2020年3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將新冠疫情定性為全球大流行。短短6個月后的9月28日，全球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數突破了100萬。

表面上看，這時的世界各國就都只有抗擊瘟疫這一個戰場了。考慮到疫情的嚴重性，重癥人數和死亡人數在多個國家居高不下，按說各國開展國際合作、全力應對疫情尚且力有不逮，不應該再有發動瘟疫戰爭、打擊對手國家的企圖了。

遺憾的是，人類社會從來不這么簡單，新的瘟疫戰爭劇本很快編寫了出來。在新的劇本里，將疫情武器化的設計工作更加復雜了，其用心也更加險惡了，因為其巨大的殺傷力正是包藏在所謂的“群體免疫”這個醫學術語當中的。

“群體免疫”作為一個總體應對措施，于2020年3月由時任英國首相的約翰遜首次公開提出，引起了全球嘩然。從中國的角度看，通過放任病毒在人群中自然傳播達到“群體免疫”效果的概念簡直不可理解，其中所包含的任由脆弱人群在疫情中犧牲的觀念，無論從哪方面講都是不能接受的。當時正在通過全國動員實施阻擊戰、總體戰的中國，通過官方媒體評論將這種消極抗疫的做法描述為“掩耳盜鈴”，認為“其本質是罔顧生命，既不科學，更不道德。”

但是很快，隨著疫苗的普及，“群體免疫”被世衛組織重新定義為在達到疫苗接種閾值之后即可以保護人群免受病毒感染的一種有效措施，并成為了歐美國家普遍實行的政策。在這種政策推動之下，這些國家出現了大量令中國人感到匪夷所思的社會現象，包括民眾中此起彼伏的拒戴口罩運動，毫無防護措施的人群聚集，以及超高的重癥率和死亡率。

北京：醫護人員多跑腿 流動小分隊上門為老人接種新冠疫苗。圖源：視覺中國

2020年和2021年，美國和歐洲多國連續兩年死亡人數增幅創下有統計數字以來的最高記錄，在最高的時期，美國單日病亡人數曾一再超過9·11的死亡人數。在這種情況下，還會有針對中國的瘟疫戰爭新劇本嗎？難道有人會企圖通過在本國加快實現“群體免疫”獲得反向的戰略優勢嗎？

答案是肯定的。很多人未能充分認識到的一點是：關于烈性傳染病，關于人群通過染病獲得免疫，在不同民族中是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記憶的。對于大多數民族來說都是痛苦和災難、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爆發，對于某些歐洲民族來說卻猶如是神的禮物一般，與他們充滿了光榮與夢想的對外征服史緊密相連。

美洲文明整體上被滅絕的歷史過于宏大，今天很難完整復原其真相。但是20世紀以來的一些現實案例提供了滅絕過程的微縮模型。20世紀初，某個位于南美洲的原住民部落接受了一名歐洲傳教士，僅僅因為傳染病，這個原本有著6000-8000人口的部落，在不到兩代人的時間里就只剩下了幾個人。在1942-1943年，阿拉斯加某個偏僻的印第安群落，由于一條公路的開通，短短一年時間就接觸到了麻疹、痢疾、百日咳、腮腺炎、扁桃腺炎、腦膜炎以及黃疸性肝炎等一系列傳染病，最后由政府實施緊急救援幸存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