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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鄢一龍】

社會主義將資本作為手段，以實現自身的目標。同樣，資本也可能將社會主義視為宿主，如同在沙漠中借主人帳篷取暖的駱駝，一點點擠入帳篷，并希望有朝一日，把主人趕跑，自己獨占這個帳篷。

這個比喻并非危言聳聽。資本這只駱駝已經不是原先那個可愛的寵物了，它已經成長為龐然大物，資本的體量與其能夠影響的經濟規模都與改革開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語。

資本增殖的方式也越來越體現出其腐朽性、壟斷性的一面，這種變化還在與日俱增，使人不禁追問：資本要走向何方，這對社會主義意味著什么？

就其本性而言，資本不會滿足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限定的結構，它正努力掙脫加在其身上的社會主義束縛，日益要求成為不受束縛的，既自主、自在又自為的力量。

（一）底層侵蝕：新基礎結構的私有制

底層結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互聯網時代經濟活動的基礎結構不再是公有制了。土地、交通、電力等基礎設施主要是工業時代的基礎結構，而平臺經濟是互聯網時代最重要的經濟命脈，構成了其他經濟活動的基礎設施與共用的生產資料，平臺經濟是由私人資本絕對掌控的。互聯網平臺的用戶規模、經濟體量都達到了宏觀經濟的規模。

例如，2019年，線上綜合購物平臺天貓“雙十一”一天的成交額為2684億元，超過了海南省一年的消費品零售總額（2018年為1717億元）。這種類型的互聯網企業已經不能用傳統的大型企業加以看待，而是具有“準公地”特征。

同時，互聯網平臺具有其他經濟活動基礎設施的自然壟斷、外部性以及以平臺租為收益的特征。

互聯網企業前期大量“燒錢”，就是為了搭建平臺。互聯網平臺傾向于自然壟斷，是由于它的價值取決于使用者的數量，平臺的用戶規模越大，平臺的價值越大。

競爭對手之間一定會不斷壓低價格來吸引更多的使用者，導致平臺前期不但完全免費，還給用戶大量的補貼，而小企業根本“燒不起錢”，最終占據市場的是少數巨頭，它們發現聯合比競爭更有利，會進一步推進市場壟斷。

這和地方政府通過“三通一平”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然后再招商引資的方式是一致的，但是規模要大得多。平臺和基礎設施一樣投資周期長，前期投入大。

二者的不同之處在于：基礎設施具有外部性，所以只有給企業壟斷經營權的時候，企業才愿意投資；而平臺的收益是外部性的內部化，企業前期“燒錢”，后期如果成功站穩腳跟，幾乎會一勞永逸，能夠獲得巨大的回報。

平臺收入并非傳統企業的利潤，而是平臺租與平臺稅。平臺租是壟斷租金，是用戶使用平臺進行經營、交易活動付給互聯網平臺的租金，由于平臺是自然壟斷的，這種租金也是壟斷租金。

由于法律框架和強制性機構執行的市場交易保障機制，被技術手段所替代，平臺的收益還包括平臺稅，這也使它的利潤率遠高于傳統企業。

（二）中層分化：貧富分化與階層對立激化

如同隕石要受到地心引力作用的影響，社會分化趨勢也受到私人資本的“地心引力”，在一個螺旋運動中日趨嚴重。

我國已經是一個收入差距很大的國家。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長期超過國際警戒線，2008年最高達到0.491，隨后有所下降，到2019年降到0.465，但這主要是地區差距和城鄉收入差距縮小造成的，資本和勞動差距擴大的結構性矛盾并未改變。

根據《2021年胡潤全球富豪榜》，中國身家超10億美元的富豪有1058位，比美國多696位，居世界第一。考慮到我國GDP按照匯率計算仍然只相當于美國的70%左右，這一數據是很令人驚訝的。

與此同時，我國還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初次分配中的勞動報酬占GDP比重下降的趨勢并未得到根本遏制。研究表明中國的勞動者報酬比重比美國低十幾個百分點，比德國、日本也都低好幾個百分點。[2]

更嚴峻的不是收入差距問題，而是財富差距問題。資本與經濟虛擬化、新技術、全球化的結合空前放大了財富差距。

21世紀以來，全球都經歷了金融深化過程，金融資產總量與GDP的比率，以及全球外匯交易量與全球貿易量的比率不斷提高。與全球虛擬經濟的海量交易活動相比，實體經濟規模壓根就不在一個數量級上，大量群體就是靠收割金融財富積累了巨大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