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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注定是政治上相當重要的一年，因為主要大國都將在本年完成政治交接，因此也為各自的社會帶來了或多或少的不確定因素。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奧巴馬的第一個也許是最后一個任期也將很快走到盡頭。在這一微妙的時刻，金融危機還是民眾新鮮的記憶，其社會和經濟影響似乎還在緩慢的釋放。失業率依然高居于8%左右；盡管去年第四季度GDP增長率暫時回升到3%，但這種艱難而緩慢的復蘇趨勢也不能挽回奧巴馬政府的頹勢。在市民社會空間中，茶黨運動依然在全國各地展開，多數時候與共和黨緊密聯合；而占領華爾街運動暫時處于低潮，但是也許很快還會復蘇。與此同時，相當一部分的社會資源和情緒正逐漸被動員、整合，以迎接11月的總統大選。也許，這正是一個觀察美國社會的有益時刻：雖然各種社會/政治力量并沒有最后攤牌，但階級、種族和意識形態各方面的裂痕正以新的方式糾纏在一起，或隱或顯地侵入政治舞臺。

一、“民權時代”的社會共識

意欲理解美國社會今日之成局，我們必須回溯至全面金融化之前的“民權時代”（civil rights era，指美國五十時代到六十年代末的歷史）。戰后美國實體經濟飛速增長，馬歇爾計劃打開了歐洲市場，縱向一體化的公司組織形式極大提高了效率，物質財富空前繁榮。而這種經濟上元氣淋漓的氣象，正是建立在政治妥協的基礎之上。簡言之，一方面，不同社會階級之間、精英與大眾之間就主要的經濟和政治格局達成了某種共識，形成了關乎利益分配的相對穩定的社會契約；另一方面，國家通過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層面的安排來實現這種政治/社會契約，而不是依靠單純的市場力量來完成社會分配的目的。

著名的美國政治學家雷吉（John Ruggie）將戰后的這種政治經濟秩序概括為“嵌入性的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也許是相當恰切的。所謂的“嵌入性”，說的是市場的力量并非自發作用，而是嵌入于一定的政治安排，受特定的社會和政治規范所約束。當然雷吉的本意是要描繪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制度，特別是國際貿易和國際貨幣制度如何在一定的政治框架和協商性多邊關系內展開，從而將國內的經濟和社會運行隔離于國際市場的巨大不確定性之外，保持相對的穩定性。實際上，“嵌入性的自由主義”也正是美國國內經濟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

比如戰后美國國內的金融制度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彼時金融機構的分工格局和信貸制度基本是延續了羅斯福新政期間所建構的基本框架。其中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分業經營，即不同金融機構的功能和服務對象都有所區隔，避免直接競爭。其中投資銀行負責一級市場公司債和股票的發行，商業銀行主要為公司客戶貸款，（互助）儲蓄銀行和貸款協會為消費者提供抵押貸款，而其他類型的金融公司則供給普通消費信貸。這種分而治之的金融制度正是通過事先的政治和社會契約分配信貸的一種方式，因為信貸的短缺和消費/投資能力的增長始終是戰后的一個矛盾，60年代后期通貨膨脹之后更甚。再加上對于存貸兩方面利率的控制，這一制度保證了所有的社會群體和不同的經濟部門都能以較低的成本獲取信貸，從而促進經濟的穩步增長和政治上的穩定。

金融制度的“嵌入性”反映了戰后美國社會階級關系的相對緩和，精英之間、精英與其他社會群體之間就資源的分配達成了較為一致的共識，并形成了穩定的政治經濟方案。在這種基本的政治—經濟格局下，政治過程面對風起云涌的社會運動不斷有積極的反應。種族、性別不平等的問題在60年代不斷進入政治議案，催生了一系列立法運動和社會改革，因此這一時期也被稱為“民權時代”。同時，社會福利政策也在不斷擴張。肯尼迪和約翰遜在位期間推動了諸多立法，增設了很多社會項目，雖然全民醫療覆蓋要遲到奧巴馬手里才最終通過。

（雖然各種社會/政治力量并沒有最后攤牌，但階級、種族和意識形態各方面的裂痕正以新的方式糾纏在一起，或隱或顯地侵入政治舞臺。）

二、金融化運動：共識的終結

然而，民權時代的體制存在一個根本的悖論：即一旦經濟停止穩步增長，這一政治妥協方案和社會共識如何才能維系？不幸的是，美國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陷入滯漲時，很快面臨了這一問題。當時各個社會階級和部門都不愿意承擔信貸和消費緊縮的后果，即使是政治資本相對薄弱的群體，也在60年代社會運動中被充分動員，此時在政治上也并非處于弱勢。根據社會學家克里普納（Greta Krippner）的研究，在70年代經濟停滯和資源約束的條件下，當國家面臨不同社會集團的經濟要求時，激烈的政治斗爭不可避免，而國家不論做出怎樣的政治安排，都會遭致猛烈的抨擊。這一進退兩難的極度“政治化”局面很快迫使國家放棄了推動政治協商的可能，而是把資源分配這一艱難的選擇推向了市場。

于是，從70年代末開始到里根時代，美國在國內經濟政策方面展開了一系列重大的調整。調整的初衷也許只是解決經濟和財政等方面的燃眉之急，但很快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其中最重要的一些變化包括：產業政策的收縮，放松對主要行業的管制；推行“經濟復蘇稅收法案”（ERTA），大幅度減稅；削減財政開支和政府規模，取消或削減社會政策和福利項目；還有一系列金融市場化和自由化的改革，等等。這些都深刻地改變了美國的社會結構和政治格局。

再以金融政策為例。70年代美國政府已經在通貨膨脹的壓力下被迫取消了對于存貸款利率的限制，因此1934年銀行法中的相當重要的Q條款終于走到了盡頭。這對專營住房抵押貸款，并且依賴利率管制政策生存的互助銀行等等打擊很大。與此同時，商業銀行等其他金融機構不斷的挑戰著分業經營的底線，它們往往通過各種金融產品的創新來爭奪有限的儲蓄，追逐更高的利潤，打監管的擦邊球。到了80年代，分業經營的制度限制實際上名存實亡，雖然1999年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才真正在法律上認可了混業經營。同樣是在80年代初，美國聯邦政府執行反壟斷政策的貿易委員會（FTC）也做出了一系列政策調整，對很多并購案例采取放任態度。這首先引發了銀行業的兼并，地方性的和規模較小的儲蓄銀行和貸款機構首當其沖。另一方面，里根時期繼而放松了對于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這和沃克爾（當時的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的高利率緊縮政策相結合，使得大量國外資本流入美國，進一步促進了各種形式的金融投資。

金融制度的實質性轉變和其他經濟政策的變化，迅速產生了兩個重大后果。其一是精英內部結構的重組。銀行業的兼并使得地方諸多中小型企業失去信貸支持，面臨被兼并或破產的命運。而跨國或全國性的大公司在普遍金融化和國內外資本過剩的局面中也發生了一場“觀念的革命”。公司股份的市場價值現在儼然是管理層的最終目標，而公司本身無非是一組可以不斷流動的現金流，其目的只是不斷增值。很快，金融精英取代產業精英全面掌握了政治經濟權力，已有的政治妥協和利益分配方式面臨重大調整。

其二，其他社會主要群體，特別是受市場化和金融化政策沖擊最大的底層，此時卻在政治上有一種深刻的無力感。實際上，從主要的經濟和社會指標來看，80年代之后階級之間的差異明顯地拉大了。很多社會群體的經濟地位低落，例如產業工人等等。實體經濟萎縮，制造業持續外移，五六十年代產業資本家和工人分享利益的政治安排自然無法維系。數據顯示，美國工人階級的實際工資率自80年代以后基本徘徊不進，失業率也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里根的減稅政策也是有所偏畸的，稅改后富裕階層的實際稅負遠低于60年代，其他社會階層則上升了。同時，國家也逐步退出各類社會福利和保障項目，削減社會政策預算，這進一步惡化了底層的社會經濟狀況。總體來說，美國社會的基尼系統從80年代開始一路上升，到2000年達到0.4以上，遠高于同時期其他主要發達國家。

因此，自80年代以來，美國的政治經濟秩序固然是“自由主義”的，但是這種自由主義并不受一定的社會契約的限制。在市場力量、特別是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和兩極分化的作用下，前一時期分配社會資源的政治妥協方案實際上已經崩解，社會共識消彌，社會分化的趨勢開始抬頭。然而，頗有些出人意料的是，這些結構性變化并沒有相應地反映為政治層面的矛盾和斗爭，甚至這一時期的社會運動也處于歷史的低潮。這也許是因為國家從充滿爭議的分配過程中抽身而退，因此正如克里普納（Krippner）和其他社會學家所言，分配問題在80年代之后“去政治化”了。于是，60年代經社會運動動員起來的政策壓力群體和傳統的以階級為基礎的政治集團某種程度上失去了斗爭的方向。市場將這些群體從內部瓦解了。現在不同的階級似乎只擁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消費者”。而他們作為消費者又是高度分化的，既缺乏統一的經濟利益，又缺乏政治上的組織力。

之后，經濟在80年代后半程的增長和90年代克林頓的“新經濟”時代進一步掩蓋了各種不斷深化的社會裂痕。小布什任期內，“新經濟”神話破滅，階級和種族矛盾確有激化的可能。有意思的是，次貸的擴張不僅成為了互聯網泡沫破滅后金融資本的新接力游戲，本質上也解決了一場政治危機。簡言之，此前被金融體系排斥的低收入階層和少數族裔彼時也被吸收進了瘋狂擴展的信貸體系，這在政治上暫時緩和了矛盾，也陡然成為了小布什的民生政績之一。但次貸危機終有爆發的一天，而這些群體無疑是首當其沖的犧牲品。

（2008年，次貸風暴最終引發了經濟的全面危機。危機的政治后果之一就是已有的社會/政治裂痕在此時暴露無遺了。）

三、金融危機與社會運動的復興？

2008年，次貸風暴最終引發了經濟的全面危機。危機的政治后果之一就是已有的社會/政治裂痕在此時暴露無遺了。主要的社會階級很快重新認識到：有關分配的政治斗爭必將重新回到社會生活的中心。在這種敏感而微妙的時刻，各種階級、種族、宗教和意識形態上的身份差異和內在矛盾很快就被激化了。

奧巴馬在2008年的勝利反映了多數美國民眾企圖克服各種社會離心力的良好愿望。一位有非洲裔血統的總統，相對年輕，幼時常年居住海外，有多元文化的背景——這些因素正是危機后莫知前路何方的美國社會所需要的。奧巴馬于是更多的是一個象征，是一個美國人民企圖克服正在加深的矛盾的幻象，是對多元統一的美國文化力量和政治制度的再一次乞靈。所以，奧巴馬入住白宮的文化意義遠大于實際的政治經濟政策層面的調整。而在各種矛盾隱而不彰、經濟走勢良好的時刻，美國人民也許只需要一個盎格魯?薩克森血統的主流白人總統就足夠了。

但自奧巴馬主政以來，于金融系統和汽車等行業的救助花費不貲，還耗費了巨大的政治能量通過了醫改方案，但經濟整體好轉的跡象微弱，其政治上的支持率也每況愈下。這說明政治整合著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與此同時，各種社會矛盾和情緒正在通過市民社會的空間釋放出來，并進而影響政治過程。經過近三十年的低潮，美國國內的社會運動終于重回政治舞臺，而其中規模最大的莫過于2009年開始的茶黨運動和2011年爆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

茶黨的稱呼一語雙關，字面意涵為“稅收過多”（Tax Enough Already Party），也暗示著和18世紀波士頓抗稅運動的精神聯系。從2009年初奧巴馬宣布2700億美元的救助計劃開始，茶黨運動就在草根層面迅速崛起。而經過麻省補選參議員一役（茶黨支持的候選人布朗獲勝）和2010年的中期選舉，茶黨更是獲得了巨大的政治影響力，組織上也得以在全國范圍內擴張。不同的民調資料基本都顯示，一個典型的茶黨成員是45歲左右中高收入的白人男性，很可能也是福音派教徒（新教中激進的保守派）。目前，有25-30%的成年美國民眾表示支持或贊同茶黨的理念，其中積極參與茶黨運動的又占到20%強。茶黨的主要政治口號就是減稅、反對政府干預、抵制包括問題資產救助方案、產業振興計劃和醫療改革等等任何涉及政府支出的項目。質言之，茶黨運動正是對日益激化的“分配”問題的一種極端回應。然而，茶黨成員并不認為“市場”在過去三十年甚至更長的時段中作為一種分配方式存在重大的問題，問題最終還是出在政府身上。茶黨明確反對用政治協商的方式來重構一種分配機制，堅決抵制把稅收花在那些所謂“不努力工作”、“不勞而獲”的人群身上。根據斯考切波和其他一些社會學家近期的實證研究，茶黨所謂的“不勞而獲”者，也許更多地指向外來移民、失業群體和社會底層，而不是金融精英。由此可知，茶黨運動正是美國歷來的保守主義情緒的回潮，并且由于危機后的經濟持續衰落而陷入更深的排外/排斥其他社會階級的焦慮之中，當然也更為激進化了。

另一方面是去年九、十月間從紐約等大城市發端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相比之下，一個典型的占領運動參與者很可能是30歲上下，失業或身負貸款，年薪在5萬美元以下甚至更低，信奉宗教自由，也很可能是少數族裔。“我們是99%”的口號更直接地指向了收入不公和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和茶黨正相反對，這一社會運動明確要求重構分配性的政治安排，通過再分配的形式來緩解日益嚴重的階級矛盾。盡管這一運動尚在發展之中，其政治訴求和政治方案還未統一，但運動批判的對象是一致的：即占據23%以上國民財富的那1%的少數精英。占領運動在去年10-11月間掀起了全國性的高潮，但之后由于天氣的原因和國家機器的鎮壓而暫時陷入低谷。今年3月占領運動者企圖重新回到運動的起點紐約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但是很快遭到了警方的控制。這一運動的前景如何，和選舉政治又有怎樣的互動，現在尚難以斷言。

（去年九、十月間，紐約等大城市爆發“占領華爾街”運動，“我們是99%”的口號更直接地指向了收入不公和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

四、大選之前的政治格局：矛盾的深化，抑或共識的重建？

在當下時刻，金融泡沫的破滅、社會矛盾的暴露和社會運動的擴展有兩種不同的政治后果。一方面，社會已有的裂痕必然激化，政治斗爭也許會更為尖銳；另一方面，這又不失是一個重新審視已有的政治經濟體制，重新進行政治協商，達成新的社會契約的機會。而11月美國總統大選在即，各種政治力量正在不斷被動員和整合，社會運動與政黨持續互動。那么，從目下的格局來看，美國社會到底會走向分裂還是共識呢？

從共和黨一方面來看，其基本策略還是繼續利用茶黨運動的廣泛社會基礎，復制在2010年中期選舉中的勝利。有民調顯示，茶黨成員將占到共和黨選票的40%之多，其勢力實在不容小覷。實際上，從茶黨運動發軔之際，共和黨就不斷的參與其中，通過保守的社會組織為茶黨提供資金和組織力量，并在多州拉攏和指派茶黨偏好的候選人。這使得參議院發言人佩洛西(Pelosi)公開質疑了茶黨的草根性。而共和黨的御用媒體福克斯（FOX）則更是為茶黨運動鼓與呼，為“茶黨”形成全國性的身份認同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但是，和茶黨的關系對共和黨來說也是一場危險的共舞。茶黨的政治能量實際上正在把共和黨一步步拖向更為保守的政治光譜，因為在現在的境況下，共和黨太需要茶黨的支持了。茶黨成員日益激進的政治立場和毫不妥協的戰斗性不斷在把共和黨內愿意進行政治妥協的成員孤立和拋開。他們把任何有妥協跡象的共和黨政治人物都稱為“RINO”（Republican in Name Only），而“RINO”在接下來的黨爭中絕對得不到任何一邊的支持。以往有關選舉的研究總是認為靠近政治光譜中段的“中間選舉人”會勝出，而在目前的情景中，共和黨的候選人只會越來越向右轉。

實際上，目前表現最佳的羅姆尼（Romney）在 桑托勒（Santorum）退出競選之后，基本上已在共和黨內提前勝出。羅姆尼在麻省任州長時期，曾經支持過醫療保險改革，而他本人對于同性戀和墮胎也從未公開反對。而為了贏得更廣泛的保守主義勢力的支持，羅姆尼的立場在選戰的過程中明顯變得越來越激進了。桑托勒退出之后，羅姆尼正在爭取后者的大部分福音派支持者，這對羅姆尼政治立場的影響也一望可知了。這些因素都不利于未來的政治協商和社會契約的重構，只會把美國社會進一步撕裂。

而在政治譜系的另一端，民主黨的政治資本正在不斷流失。經濟復蘇的失敗，中期選舉在眾議院的失利都是11月選戰的不利因素。同時，民主黨對于占領運動的態度也是曖昧的。在占領運動之初，奧巴馬曾有節制地表示支持。但是，隨后民主黨支持的或泛左翼的社會團體并沒有大規模滲透到運動之中起到組織和領導的作用，且資金的進入也是相當有限的，無法和茶黨的財力相比。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民主運動在60年代勝利之后的持續分裂，其組織力量和意識形態一時難以整合。比如像工會這樣的全國性組織，近三十年來持續衰落，占領運動期間他們僅僅是茶水慰問，也許并沒有提供可觀的物質和組織資源。另一方面，民主黨對于占領運動也是忌憚三分，因為一旦社會情緒被動員起來，運動的方向也許很難控制，這很難說對民主黨是利是弊。因此，從目前來看，民主黨的助選運動和占領運動并沒有合流的可能。這很大程度上關閉了占領運動反映政治訴求的政黨渠道，也許會在不久的將來把運動本身推向更為激進的境地。

由此看來，美國社會的各種矛盾似乎正在向激進化和分裂的傾向移動，但達成新的共識的可能性始終還是存在的。大選本身和大選之后的政治操作都可能成為政治力量重新整合的契機。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美國的經濟問題最終還是一個政治問題。國民財富的分配，終究不能全然托付給市場，也不能留待精英們來解決，必須引入更廣泛的社會討論和政治協商，必須和已有的社會運動產生對話。

（本文作者為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參考文獻：

Harvey, David. 2007.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rippner, Greta. 2011. Capitalizing on Crisi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Fin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chmann, Richard. From Consensus to Paraly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Ruggie, John. 1982.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 pp 379-41.

Skocpol, Theda and Vanessa Williamson. 2012. The Tea Party and the Remaking of Republican Conservat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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