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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保爾】

最近一段時間，韓國總統尹錫悅憑借其接二連三的“創意”言論，成為東亞輿論熱點人物。其中最惹人注意的，應該是他關于歷史問題的一些發言。

從韓國自掏腰包替二戰期間強征勞工的日本企業賠償，到反對要求日本政府為戰爭罪行道歉，再到不顧北極熊團旗所在、為美軍吹噓長津湖戰役的功績，種種言論，即便是在其國內也引發了很大的爭議。

雖然有著歷史和解、追求和平作為主基調，但這樣的言論還是讓人感到驚詫，以至于有網友調侃“難道大韓民國沒有近代史的課程嗎？”事實上，韓國的教育水平是很高的，東亞近代史的學者也不少，只是他們的歷史觀未必能夠打動政客。

到底什么是“歷史和解”？怎樣才能與歷史和解？以及，為什么會出現一些奇怪的言論？本文將圍繞這些問題，略談一二。

《日經中文網》報道截圖

總有不能忘卻的歷史

所謂“忘記歷史”的說法，在最基本的邏輯上是站不住腳的。

在廣義上，“歷史”涵蓋了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發生過的事情都屬于歷史。因此，無論文理醫工，任何學科都有屬于它的學科史，每一個國家、民族也都會凝聚屬于國與族的歷史，否則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正因如此，忘記歷史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人類文明的正常邏輯。

不過，由于歷史總歸是人們書寫的產物，記憶會有碎片，歷史書寫也難免會有遺漏。就此而言，某些歷史片段的遺忘確實在所難免。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片段都可以被遺忘，作為人類文明的共性之一，總有一些歷史是無論如何都必須被銘記的，這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苦難。

如今名人寫自傳，總少不了講一講“艱苦奮斗”的發家歷史，且不論真假，這種取舍就能夠看出苦難經歷在其記憶中的重要地位。對于民族與國家而言，苦難的歷程也同樣重要。在當代世界，幾乎每個國家在書寫歷史時，都會濃墨重彩地講述那些悲痛的事件，比如美國人的歷史課本中一定會有珍珠港和“9·11”，英國人的歷史書中必然會有倫敦大轟炸，法國人的課本中更是少不了德國人的身影。

在這方面，韓國的鄰國日本堪稱“典型”。

日本的教科書編寫經常在遺忘和記憶之間游走。比如，對于二戰中侵略他國的內容，特別是屠殺百姓、掠奪資源、強征“慰安婦”這樣的丑陋暴行，能忘多少就忘多少，恨不得全都想不起來；但是，二戰中廣島、長崎上空投下的那兩枚原子彈，日本的教科書非但忘不了，還越來越清晰、越來越詳細，恨不得大書特書。

都是過去的事情，為什么沉痛的過往注定不能被遺忘呢？

一方面，苦難往事既是過去的傷疤，也是當下的經驗。

早在一千多年前，被儒家學者視為三代以來最佳帝王的唐太宗李世民就總結出了“以史為鑒”的道理，惟有充分吸收曾經的慘痛教訓，才能避免再次犯錯、防止悲劇重新上演。正因如此，在如今歐洲高度一體化的格局下，各國并沒有忘記二戰時期侵略與被侵略的往事，反而在各種教育和活動中記錄二戰故事，用那段殘酷的歷史警醒后人。

另一方面，共同的苦難經歷往往最能起到凝聚人心、激勵士氣的效果。對此，學習過近代屈辱史的中國人應該都有感同身受的理解。

事實上，為了獲得這種基于苦難的“加成”，侵略者也喜歡把自己包裝成“受難者”。比如美西戰爭之前的“緬因號”事件，美國人搶先一步把自己包裝成受害者，成功催生國內的戰爭呼聲。侵略戰爭中的日本更是此中老手，雖然手段總是不甚高明，但從柳條湖炸鐵路，到虹橋開車闖機場，再到宛平城丟士兵，也都要給自己偽裝成受害者的形象，繼而刺激其國內民粹情緒。

記憶、仇恨與道歉

既然苦難的歷史過往意義重大，應該被銘刻牢記，為什么還會有人主動忘記苦難，而且不要賠償、無需道歉呢？

按照某種解釋，人家這是有面向未來的“大局觀”，是不想因為牢記歷史而深陷仇恨，進而耽誤了當下的和平與未來的發展。

這種看似豁達的說法，其實從一開始就站不住腳，因為歷史與仇恨并沒有必然的關聯。

我們通常說的歷史闡述包括兩個部分：一是事實陳述，二是價值判斷。前者的目標是盡可能地還原真相，力圖在不帶有任何預設立場的情況下，呈現歷史的真實風貌。后者則是基于歷史事實，作出諸如好與壞、善與惡的評判，由于這種主觀判斷勢必基于某種立場，因此基于歷史的判斷與理解是可以調整與變化的。

比如二戰中納粹德國的暴行，對于被侵略的國家和人民而言，無疑是刻骨銘心的痛。直至今日，其種種暴行仍在被歷史學者挖掘、揭示。但在今日的世界中，對于德國的仇恨并沒有因此而增加。相反，由于二戰后德國反思戰爭比較徹底，對于戰爭罪行的檢討與賠償也相對更有作為，得到了更多的諒解。

時至今日，二次大戰仍然是歐盟各國教科書中的必修內容，好萊塢的二戰題材電影也不少，關于二戰的紀念活動更是年年有之。但所有這些幾乎都不是為了憎恨德國，反而是為了呼吁和平。可見牢記慘痛的過往，反而能夠有利于維護寶貴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