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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一位1904年出生的偉人，對我們那些80后、90后而言，似乎有些遙遠了。與官方語言和熱播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相比，生于40、50年的親歷者鮮活的生命體驗，或許更能打動人。因為這些人的故事里有我們父輩的影子。

而且對新生代讀者而言，與毛鄧時代親歷者的對話，更能讓我們客觀地理解當下。

華東理工大學教授曹錦清曾是那個時代里的一員。如今作為一位活躍在思想界前沿的社會學家，他堅持田野調查，深耕中國土壤，立體認識當代中國的復雜性。

日前，曹錦清應約接受觀察者網專訪，談他的毛鄧轉折時代，談鄧小平時代如何開創新的格局，又不背離共產黨所創立的馬克思主義敘事傳統；如今，在更為復雜的政經格局之下，又該如何繼承鄧公未完的事業。口述整理分為兩部分，本文為第一部分。】

曹錦清口述 觀察者網高艷平采訪整理 錄音整理：夏玲音

激進的60年代

我們這一代人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都是在林彪事件前后就開始了對文革的反思。現在這些人仍然活躍在思想界前沿，但不可否認，在當時我們也是文革積極分子。

如果說把文革初期叫做極左，我們這一代人也不可避免受到了極左思潮的影響，只是深淺程度不一樣。文革開始時，我在念高中，也參與了激進的紅衛兵運動。在左的思潮影響下，個人很難有理性的判斷，我們接受了這個思潮，要防修反修，打倒黨內的走資派，要保持紅色江山永不褪色。

對學生來說，參加文革也是從教育領域開始的。起初對考試制度、教育制度有一些不滿。后來發展成斗學生、斗老師。有時候，我也會陷入思考，毛澤東說我們要防修反修，繼承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那么，如果我們自己成了修正主義怎么辦？這種危機意識如影隨形。              

然后就去北京搞串聯，后來知道串聯的目標是要批判“資反路線”，批判那些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再接下來就是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運動現在看來，可能是一個幌子。上山下鄉的初衷是要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為什么要到跑到農村去呢？不可否認，第一批上山下鄉運動，我認為是響應毛主席號召，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也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防修反修的措施。但后來，實際經歷和處境已經日漸背離運動的原意。

崇明農場里思索文革

1968年，我到了崇明農場。不得不考慮一個現實的問題：到崇明農場是暫時的，還是要長久呆下去？如果是長久呆下去，這是不是我想要過的生活？1970年，我清晰地記得聽到廣播在說，號召知識青年要“要扎根農村”，廣播里還表揚了一個插隊落戶的女孩，這個女孩子嫁給了當地的一個農民。從這件事我對整個上山下鄉的理論預期，全崩潰了。

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所謂防修反修？我們當時有個讀書會，大概有15個人，至少在我們這個連隊里，有好幾個人開始討論這個問題。反思文革，這在當時是犯忌的，要是散播出去，弄得不好就要出事情。那個時候我渴望去理解當下的現實，如何理解？我翻開了歷史書尋找答案。

當時能夠看到的歷史書主要就是范文瀾編的《中國通史》。我讀到了武則天那一章，武則天上臺之后要鞏固自己的地位，她一方面通過科舉制度錄用了很多年輕人，一方面也重用酷吏來整治老干部。整治得差不多，就有了請君入甕的故事。當時我就突然意識到，文革是要結束了。林彪事件一出，我就把這兩個事件聯系起來了，這也是我第一次從歷史中尋找到和現實的一種關照。當然對與不對，還可以討論。至少對我來說，我覺得自己好像理解了文革中的斗爭。

后來通過讀書也理解了上山下鄉運動。1970年左右，我覺得前途渺茫：既然要扎根農村，那么未來的生活完全可以預期了。這樣的生活，一輩子與土地打交道，是不是值得過？我很嚴肅地對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

我也想進一步尋找解釋說服自己來接受現實。有一次，我正好從崇明回上海的家。每次回家我都會到福州路舊書店走一走，偶爾發現了一本王亞男（《資本論》最早的中文譯者——-觀察者網注）寫的小冊子，叫做《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與中國人口問題》，里面主要是批評馬寅初的人口論，這樣我就知道了馬爾薩斯，也知道了馬寅初50年代的人口控制學說。

馬爾薩斯的基本觀念反而吸引了我，我一下子將上山下鄉跟人口問題聯系在一起。我得出一個判斷：文革讓經濟陷入衰退，城市里的新增就業不足以吸收城市里成長起來的新生勞動力。因為戶籍制度限制了農村人進城，為了緩解城市新生勞動力的就業壓力，原本以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目的的上山下鄉運動，最后開始鼓勵學生扎根農村。現在來看，這個觀點也是正確的。但在當時，我在家里跟別人談起我的發現，馬上被朋友捂住嘴巴，說我會被當成反革命的。

1972年我爭取到一個機會回到上海，在華師大歷史系培訓班讀書，這是為培養中學老師辦的培訓班。1971年開始第一批，我是第二批，培訓一年半。一年半后我就分到了上海原來南市區的蓬萊中學做老師。

聽聞鄧小平再被打倒

歷史車輪轉到了1974年，這一年鄧小平復出，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希望。1974年鄧小平剛復出，就收拾文革亂局，還頒布了工業發展綱要20條，這20條我都細心讀了。我說鄧小平好啊，之前怎么就一直在搞人，搞階級斗爭，不停地興起斗爭，每次斗爭都抓一小撮，但這一小撮一小撮加起來就不再是一小撮了。

鄧小平復出以后抓經濟，抓秩序，發展工業，當時我就覺得鄧小平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人物，對他寄予了極大的希望。

當時我有個初中同學，畢業后分配到陜西西飛，在山溝溝里工作，單位60%多都是大學生，他是中專畢業生，他中間帶過去一個女孩，半年就被大學生搶掉了。所以父母親為他的婚姻問題著急，他想上海，但是又回不來。他看到了鄧小平的整頓，看到了工業發展綱要20條，感覺到了希望，就坐火車回上海。他回來后跟我說，一路上一火車的人都在討論這個文件，大家都在講鄧小平好，中國有希望了，人們希望有個這樣的領導能使中國長治久安，因為大家知道毛澤東那時年事已高。

鄧小平的復出，其實國內輿論已經做好準備了，原來那套抓階級斗爭的革命思維已經不行了，中國必須要改變。

沒想到，一年多之后，鄧小平又被打倒了。

鄧小平被打倒的消息傳出來的時候是1975年，那個時候我已經談戀愛了。當時正好和我現在的愛人在外灘散步。大概是傍晚時分，外灘的公園里，喇叭傳出一個信息說，鄧小平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被打倒。我呆住了，在公園椅子上呆坐了十幾分鐘。

鄧小平下臺了，我覺得中國的前途又陷入一片昏暗，鄧小平是當時中國惟一的希望。后來粉碎四人幫，鄧小平再次復出。我們，不是我一個人，而是有一批人，我們這一代人有思考能力的大部分人，都接受了鄧小平。

鄧小平復出以后，就恢復高考，這就突然為大量的年輕人敞開了一條通途，不僅是回城的通途，還有一扇希望的大門敞開了。文革從關閉高教開始，從開放高教而終。那一代經歷十年憂患的一批人，對鄧小平會有怎么樣的一個感情，你可以設想，他在我們的記憶力是刻骨銘心的。

鄧小平是具備健全理性常識的人

鄧小平執政之后，就發現我們原來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不行，這樣下去經濟不發展。老要人民學習“老三篇”：要做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脫離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要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說起來沒錯的，做起來不可能。要現實一點。

我認為鄧小平是具有極強現實主義感覺的領導人。因為他提出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必須這么做，這是一個現實主義判斷，中國要先把經濟搞上去，把蛋糕做大，不管黑貓還是白貓，摸著石頭過河，理論上不爭論，這也是一個現實主義判斷。因為要爭論，“左”的是一套馬列主義理論，“右”的是一套自由主義理論，都是延續一二百年，具有完備理論體系的意識形態。照搬這兩套東西治理國家，都不行。中國如何發展經濟，如何來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這是當時黨的工作的重中之重。

鄧小平現實地承認老百姓對物質的追求。他當時還講過這樣的話，就是要為人民服務、為集體而努力工作，這種叫大公無私、集體主義；把為公共、為集體服務作為一個激勵機制，這對一小部分人可以，對大部分人不可以，短時期內可以，長時期內不可以。第二個判斷比第一個更深刻。

這就牽涉到人性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是很理想化、浪漫主義的。他認為“六億神州盡舜堯”，就是六億中國人經過改造都可以成為堯舜，這實際上反映了他對人性善惡的看法。

而鄧小平的判斷是：個人謀求自身的利益、改善自身的處境而積極行為起來，是無可厚非值得肯定的，這是一個現實主義判斷，是一個具備健全理性常識的人做出的判斷。因為他經歷了幾起幾落，估計自己也深有體會，看到了大眾普遍困惑的問題。所以我在這個方面是很支持鄧小平的。

但我也不反對毛澤東，因為毛澤東講的人性善，人人都可以做到善的一面，作為一個理想也沒錯，但是作為一個政治實踐或者政策要求人人做到，肯定是有問題的。所以在對人性的基本判斷上，我贊同鄧小平，因為至少他的判斷與我對自身的理解是一致的。如果我做一時的圣人可以，但是要我做一輩子圣人我是做不到的。

莊子說，“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這也是對人性的現實主義的判斷。人有向善的一面，有做善事的一面，人也有謀求個人利益的一面，這不能完全叫自私自利，只有違背了他人利益的個人利益才叫自私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