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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查道炯

【采訪/觀察者網 白紫文】

觀察者網：拜登聲稱要重返世衛組織，但為何不接受世衛發布的溯源報告？

查道炯：首先必須要講清楚的一點是：世界衛生組織是一個由成員國組成、各成員國之間按照《國際衛生條例》以世界衛生大會議事過程所產生的決議、建議或者呼吁來運行的國際機構。在世衛這個平臺上，成員國之間的互動是依照共同認可的規則進行的。世衛并不是全世界的醫療管理局，它不具有政府強制力功能。世衛組織設有專題工作網絡和專家隊伍，對涉及人類健康的挑戰進行調研和評判，但本質上它是在公共衛生領域不同國家，包括政府和企業進行互動的一個平臺。

自從成立以來，世衛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質疑。現在適用的《國際衛生條例》是2005年版的，它的前一版是1969年通過的，其間只能達成有限度的修改，可見成員間如何互動，一直處于不斷摸索的狀態。這一次的新冠疫情在地域規模和經濟與社會影響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出現一些情況的處理不太跟得上形勢、運作不夠順暢也是很正常的。

正因為世界衛生組織無論是在疫情防控還是在健康促進方面，都沒有強制執行力，其成員國因需求和能力不同在世衛框架下有相互幫襯之處，也有相互競爭的時候。所以，出現拜登政府不接受世衛組織的溯源報告這種情形，大可不必感到意外。世衛組織有194個成員國，我們不必過分在意美國及少數國家發表的一些看法。

至于美國對溯源報告提出的意見，認為缺乏“關鍵數據信息與渠道”、應該由“獨立的國際專家”采取第二階段行動之類，那是另外的話題了。

觀察者網：聯合專家組成員彼得·達薩克認為，中國科學家做了大量的工作，這份報告證明各國在非常困難的政治環境下仍能合作，共同研究病毒起源。您如何評價目前新冠疫情方面的國際合作？

查道炯：我們要知道，國外特別是發達國家在社會層面其實有一種情緒，他們認為像大型流感這種人畜共患病在1968年的流感大流行之后，其歷史就結束了，西方應該是安全的。的確在那之后的數十年，人畜共患病導致歐美社會的日常生活受到大規模影響的情況比較少見。

所以，2003年“非典”的出現就讓發達國家民眾感覺到驚慌失措，也非常地意外，沒想到還會再次出現人畜共患病的局面。之前西方認為發展中國家因為經濟社會水平落后，所以提供一些援助即可，疫病并不會影響到他們自己。但“非典”之后西方覺得只是提供援助不行，需要更廣泛的合作。但“非典”結束的非常快。雖然后來也出現過幾次這種驚險，比如2009年的H1N1流感病毒，也是人畜共患的，一度被稱作“豬流感”，還有2013年的中東呼吸綜合癥，一般認為駱駝是中間宿主。但是這些疫情都沒有像這次一樣，如此長時間地難以找到有效的抗疫、治療等應對方案。所以，我理解，“困難的政治環境”的基礎之一是國外特別是發達國家社會的一種強烈的反感情緒。

如果這次疫情首先不是在中國發現，或者說不是中國首先向世界報告，而是別的國家先發起，他們的反應也會跟現在差不多。這一點我們要跟自己講清楚。

2月9日，武漢，世衛組織專家組成員Peter Ben Embarek在新聞發布會上手持一張顯示病毒傳播途徑的圖表。圖片來源：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另外，“政治”一詞，不同的人所指內涵不同。這位世衛專家所講的“政治”，我們不妨將其理解成一種全球性的焦慮，因為這一次疫情的演變非常意外，各方應對能力不同，遭受的損失也不同，大家都在努力，為什么就這么難應對？

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這次疫情議題上的“政治”，其核心根源其實是憂慮。假如這次中國發現并報告的疫情，西方通過疫苗、藥物或者治療方案它自己很快就能控制住，甚至還能有余力幫助中國，也就不至于出現現在的局面。

這一次西方對自己的衛生治理能力產生了一些疑慮，想找到根源在哪兒，病源在哪里，這種想法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論是從醫療的角度或者公共衛生政策的角度，都要按照科學精神從事國際交流。而科學本身的本質特性就是不確定性。

回顧過去幾次重大疫情，不僅“非典”到底起源于哪里，包括2013年中東呼吸綜合癥到底起源于哪種動物、哪個具體地點，以及2009年H1N1流感起源于哪個國家的哪個具體地點，至今都有不同的說法，都沒有“蓋棺定論”的答案。這是很符合科學精神的現象。

針對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的溯源，到病毒學界公認可確定病毒基因鏈的時候，已經是2005年了。經過近90年才找到病毒基因鏈，而且這還得益于在1990年代初成熟的基因技術。

一種新型病毒的科學溯源是一個長期摸索的過程。世衛組織的專家都有醫學和科學的背景，他們都明白這個道理：想把任何一次疫情的源頭找到，都是一個長期、復雜、需要反復比對、論證的過程。

回到“政治”話題，很多人都希望對病毒的源頭有一個比較確切的解釋，而且越快越好，這有助于人們判斷自己身邊的風險有多高。在一些政客、媒體輿論那里，常常想推出一種非黑即白的論斷，但這想法本身不符合科學常識。

美國等14國發聯合聲明質疑溯源報告。世衛駁斥：合作強有力，專家組成員都支持報告。圖為白宮發言人，視頻截圖

觀察者網：之前您剛剛發表過《中美如何管理分歧》一文。透過這次疫情，您認為中美該如何管理對彼此的分歧、又如何促進彼此合作？

查道炯：關于“合作”，也有一點要講清楚。合作本身就可以是充滿爭議的，合作并不意味著一方必須全盤接受另一方的主張，那種理解不到位。而對方為什么不接受，才是合作討論中需要分辨的關鍵。

我覺得，中美之間繼續談論新冠這個話題要想有所成效的話，就要回到我剛才講的基本認知：這是一個科學問題，而科學的本質就是在恒久不確定的過程當中，努力把握階段性的確定性。而這種階段性的結論，包括從病毒學專家、病原學專家、流行病專家那里獲取的對病毒的認識，以及憑借科學精神所做的暫時性、階段性的觀察，應該與全球共同分享，而不應該受制于中美兩家之間的政治偏好限制。沒有這個認知，那就只能爭吵下去，不是你不對就是我不對。

中美之間常被提到的一個話題是“疫苗外交”。疫苗話題的底線是什么？是全球有需求的人能夠盡早打上疫苗，而不是究竟由誰去打、用誰的疫苗去打才是“對”的。為了促進全球的疫苗接種，要維持疫苗生產所需國家人和物品的暢通無阻，還有保障其他藥物、醫療物資的不間斷供應等等。這些才是防疫任務的底線。你自己不做，然后別人去做了，你又要說他是以疫苗換取政治外交收益，高呼反對，這站得住腳嗎？甭管是哪家的疫苗，有需求的人如果打不上，疫情得不到緩解，受負面影響不也包括自己嗎？

在疫苗的全球使用上，需要有符合基本常識去行事的精神。當然有些人可以認為，一方提供了疫苗，它的國際地位提高了，疫情結束后商業上的機會就更多了。這么理解也不見得沒有道理。但眼下是人在生病，怎么能有藥但不給他吃？

觀察者網：您覺得對于新冠議題，現在的輿情能夠擺脫政治影響，回歸科學態度么？

查道炯：科學和政治這兩種力量也在磨合。政治永遠都會存在，如果不是新冠議題、疫苗議題，也會存在于別的議題。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是從對美國的那些政治表態的高度敏感之中解放出來。該做的事，涉及其它國家或居民的，跟他們商量好，就做。

這里特別要強調的就是我剛才講的世界衛生組織的本質，它并不是“世界政府”性質的組織，實際上任何國際組織都是如此。

我們要保持一個心平氣和的心態。不要被那些刺耳的政治言論攪糊涂了，認為那些言論就反映著全部現實，其實不然。醫學、醫療界的國際交流，雖然不容易上媒體頭條，卻一直在進行，在做急人之所急的事。

現在我們的公眾輿論、特別是國際事務的公眾輿論，實際上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那就是過度以美國發表的政治性言論為標桿，對于美國那邊傳出的一些批評的或者不好聽的聲音太過敏感。當大洋那邊一些有偏見的人發現不論他說點什么，我們這邊都跟著議論得熱火朝天，理所當然地就會加倍地刺激我們。

實事是按照科學的、協商、妥協的精神一點一點地做出來的。有些不同的點評，很正常。要分清噪音和箴言；對噪音，聽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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