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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既然深入了解西方文化的來龍去脈相當重要，我就嘗試梳理這條線索。

十七世紀以來，西方文化的核心價值，就是“現代性”，它的發生、發展、變化過程，是一條邏輯主線。“現代性”所蘊含的“科學理性”和“以人為本”的價值觀，逐漸在全世界得到認同，人所共見的是：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文化艱難地走出了宗教神秘這樣一個巨大的迷茫，人的主體性的確立和科學精神的弘揚，使人們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人類社會取得了巨大的進步。

中國從上世紀20年代以來提出“賽先生、德先生”，科學和民主，實際上就是對當時西方現代性核心價值的的轉譯和吸收，科學和民主，當時的中國把它看成一種普世價值來學習。

它確實曾經對中國社會發展，包括現代中國建筑理論的催生，有過很大的推動。

但是，到了近代（19、20世紀），人們卻發現世界已經處在“現代性危機”之中。最早對現代性危機進行剖析的是德國學者韋伯，他在1919年的兩篇演講中指出，人的主體性確立與科學理性的發展并沒有使人們找到世界的本質意義，相反，“現代性”，不僅造成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緊張，還壓抑了人們從不同方向探索世界未來的動力。他認為，科學理性是人類走向現代的動力，同時也是“現代性危機”產生的深層次原因；百年來，西方很多學者對此爭論激烈（即所謂“諸神之爭”），但都沒能給出出路。

“現代性危機”反映在多個領域，自然也包括建筑文化領域。科學理性（工具理性）的擴張、和人們對物質生活無止境的追求，造成了人，建筑，與自然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同時也壓抑了人們對建筑的情感體驗，以及在創作中探索意義與詩性的激情。

特別是近幾十年來，由于對“人的主體性”的片面強調，以及后現代主義對于建筑學基本原則的沖擊，西方的一些藝術家、建筑師，開始通過“反理性”來對抗理性對人性的壓抑，以“弘揚個性”的方式來尋找意義和感情的出口，從而導致價值判斷陷入迷惘和混亂。如果說，“現代主義”對“工具理性”的片面強調，曾經給建筑學帶來冷漠和僵化，那么，后現代矯枉過正的“反理性”，又將世界建筑推向了支離破碎、片面無解的“死胡同”之中。價值取向的混亂和迷惘，成為建筑“現代性危機”的主要問題。

解構主義建筑大師弗蘭克·蓋里作品：克利夫蘭盧·魯沃腦健康中心

還應該看到到：“現代性”使人們失去了對世界、對建筑進行整體體驗和表述的能力。因為，現代科學的一個重要的思維特征是“分解”和“還原”，即：通過研究對象進行不斷分解，把復雜問題分解為一個相對簡單的部分，從而獲得對一個個局部問題的準確認知；然后再將這些局部性認知拼合起來，試圖形成對復雜對象的完整詮釋。這看起來很科學、很“邏輯”，于是，建筑就有了“三要素”（適用、堅固、美觀），四原則（適用、經濟、綠色、美觀）；有了基本范疇和派生范疇（卡彭：建筑理論）；還催生了諸如“范式”，“類型學”，“模式語言”，“空間句法”……等等方法論的研究。這種單向邏輯思維還常常會表現在很多無意識的建筑操作之中。例如國內很多設計評標，需要列上十項八項的指標進行加權打分，如此才能為“科學嚴謹”。

這些年，有機會主持了工程院一些重大或重點課題，我深有感觸的是：不少學科的研究成果看起來很“科學”：有數學模型，有量化分析還有大數據支撐，邏輯嚴謹，本身也很“閉環”，但由于缺乏與相關的學科，以及外部條件（例如：體制、運維）的整體思考，特別是忽視對現實中種種復雜的不確定因素的考慮，往往最后很難落地。在規劃中，我們提出過“智慧城市”，“海綿城市”，“立體城市”，“韌性城市”……等等，但面對當下已經相當嚴重的城市病，究竟如何綜合解決，仍然是一個有待破解的難題。

在教學、學術研究和政策制定時，有條件的以“分解”“還原”的方式向學生、公眾以“可以言說”的話語進行宣講，這是必要而可以理解的，但我們一定要意識到，如果缺乏對建筑、城市、以及一切相關事物之間的整體性的多維思考，很多問題是無法解決的。

整體思維特別重要，一定要把一個問題分解成很多一個個的問題，再來加強認識它的重要和次要，我覺得真不見得是一種有定論的邏輯，但這就是我們“現代性”、“科學理性”的一種要求。

四、上面提到的這些問題（當然遠不止這些問題），歸根結底，就是我們所面臨的“（西方）現代性困境”。

要走出困境，只有在反思“現代性”的基礎上，建構新的現代性——我們自己的新的話語體系。現狀已表明：這一問題，不僅重要，而且刻不容緩。

我們現在建筑學中遇到的，有些是政治問題，甚至有些是價值取向的問題，對此，可能不少同行都有自己的思考，就我個人而言，我會將我的思考集中在對“以科學理性為基礎、以人為本”這一被視為現代性“至理”的反思和新構上。我希望，“新構”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能夠包含以下思考內容：

1、認識論層面。這個世界的復雜性，遠超人類現有的認知。以科學理性來詮釋世界、詮釋建筑，不僅難以窺得全貌，而且往往還會陷入機械和僵化。

21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就說過：“建筑之于我，始終有一種神圣乃至神秘的感覺”，設計的項目越多，接觸的東西越多，越會覺得在建筑學的大海中游泳，實在是無邊無垠，而又深不可測……，社會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納米材料、虛擬空間會給建筑帶來什么樣的影響？互聯網、數字化對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所產生的影響怎樣反饋給建筑？跨文化發展帶來的碰撞交流，又將使人們的審美方式、價值取向產生什么樣的變化……”（程泰寧建筑作品選 1997-2002 “序” 中國建工出版社）。這些都是難以預測的。

現在來看，我20多年前寫的文字，很多事情已經不一樣了，虛擬空間、元宇宙已經逐漸成真，但未來的變化是更多未知，很多問題不是用“科學”和“理性”就能立刻找到確定答案的。

事實上，愛因斯坦在他學術生涯后期，面對宇宙中越來越多的“無解”，他不無調侃地說“科學的盡頭是神學”。但他進一步說，這個“神”，不是護佑人們的上帝，而是存在于冥冥之中不可言說的“規律性”（霍金在去世前也有類似的表述）。

我想，如果用中國哲學來解釋，這個“規律性”就是老子說的“道”。“道”雖“淵兮”，以至于“玄而又玄”深不可測，但“道”“法自然”確是老子給出的出路。

因此，作為一個建筑師，我不愿為“科學理性”“分解還原”所約束，而是更愿意“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王陽明）的“整體性思維”去認識這個世界，去思考建筑；從“究天人之際”（司馬遷）的角度，探索建筑、城市與世間萬事萬物包括大自然（natural）之間的關系，尋找萬物和諧共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2）方法論層面。我意識到，面對這變化萬端的世界，要對城市、建筑作出確定的、唯一的解釋，是不切實際的。但“現代性”奠基者、哲學家笛卡爾（1596-1610）特別強調三點：“必然性”（necessary）、“精確性”（precise）、“肯定性”（certain），這與我們建筑創作所需要的思維特質是完全不相容的。

建筑創作所需的恰恰是：在理解和把握好建筑整體的基礎上，承認建筑學所具有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模糊性”，不是講建筑設計的過程不可捉摸，而是講，除了理性、邏輯以外，直覺、通感、體悟……等，是創作中十分重要的創造性思維活動，要承認在邏輯，理性，范式，類型之外存在著大片的模糊空間，有待于我們去探索，去創造。這正是建筑創新所需要的思維狀態，也是我們擺脫程式化、圖像化的桎梏的根本之道。

（3）對建筑意象生成的思考。基于以上理解，在創作中，我不會對與創作有關的因素列出主次，加權量化，而是愿意將種種復雜因素看成是由無數節點構成的動態多維網絡。

我以為，建筑創作的過程。就是建筑師在這個網絡中不斷游走的過程，不同的人，可以根據自己的經驗和素養，選擇適當的切入點，以激活整個網絡，在各個問題都能得到相應解決的同時，生成出豐富多變的建筑意象來。

所謂“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道德經），這種模糊的、納萬端之變于胸臆的狀態與建筑創作的過程是共通的。愛因斯坦說過，“人所能體驗的最美和最深刻的東西是充滿神秘的感覺”。無論是“惚兮恍兮”，還是“神秘”，它們都揭示了創新性思維的特質奧義，建筑創作的過程是一個在混沌一體的世界中去體悟、去創造的過程；而隨著思考的深入，各種復雜要素的有機聯系，才會在不斷復合碰撞之后，逐漸顯露出它內在的秩序來。

當然，創作過程并不是恍恍惚惚的，而是在我們對很多關系不斷進行開拓性的、非邏輯的模糊思考以后，最后這些因素逐漸會顯示出它們作為一個整體世界而存在的一種內在聯系，這是我自己在工作當中的一些體悟和思維方式。

五、早在十多年前，李澤厚先生就曾提出過“該中國哲學登場了”，希望以中國哲學思想來克服西方現代哲學發展遇到的困境，這個觀點對今天的建筑學發展有重要啟發。

基于對現代性的反思，同時也是基于自身所處的文化背景，我提出“回歸自然“—— 希望以“自然”為哲學本體，探索建筑學的“規律性”，同時以整體性、模糊性和科學理性有機結合的“自然而然”的思維模式來詮釋建筑。

這，就是我在對“現代性”反思的基礎上，希望建構的話語體系的思路。我認為這樣的話語體系，可能更加接近建筑學的本體要義，在個體與整體之間，在人與自然之間，在科學與人文之間找到某種平衡：

有了這樣的哲學認知，我們的建筑理論就有可能走出“傳統”與“西方”之間纏繞不清的囧境，也不會老是停留在方法論層面的討論而難以深入；

我們的建筑教育也將會正確看待SCI、KPI等評價指標的權重，從而認真探索出一種能夠培養出優秀建筑師的價值評估體系，探索出一種新的培養模式；

對于建筑作品的評價，也更有可能在價值取向上逐步找到某種共識，而不是停留在形式語言上的打轉。

而我們的政策制定，將會有一個整體性考慮，而不致使EPC、全過程咨詢、建筑師負責制等標準相互矛盾，從而避免這些矛盾對建筑設計領域產生明顯的負面影響；

這決不是問題的全部，但是它已經說明，建構新的話語體系，樹立明確的價值導向，對于當代中國建筑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科學為術、自然為道”，“語言為術、境界為道”，“技藝為術、人文為道”，“人類因為科學理性而聰明，因為知道科學理性的局限而智慧”。我期望，我們通過“現代性”反思構建的新的“現代性”，是一個既有中國文化精神，同時又能為世界建筑提供一種中國思考的、具有普適性的理論體系，在科學與人文、個體與整體之間找到某種平衡，讓建筑學走出“理性的鐵籠”，進入一個融境界、意境、語言為一體的，詩與遠方的新境界。

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有待于我們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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