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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弘】

澳大利亞的對華政策，一直是與其對自身的定位息息相關。

澳大利亞地處亞太地區，從20世紀末亞洲經濟起飛開始，到之后中國經濟迅猛發展，澳大利亞已經將自己的命運牢牢地與亞洲捆綁在一起。澳大利亞前總理保羅·基廷提出澳大利亞是一個亞洲國家，需要真正融入亞洲。這一理念長期以來成為澳大利亞外交戰略的指導方針。

2008年金融危機襲擊全球，但是澳大利亞是為數不多的未受到沖擊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經濟持續保持正增長，這主要是因為澳大利亞搭乘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澳大利亞是一個出口型國家，主要出口農牧業產品、能礦產品等，而這正滿足了中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求。

因此，在現實主義外交思想指導下，澳大利亞對華政策長期以來較為務實。盡管在一些問題上會不時出現摩擦，甚至產生危機，但是雙方均能夠及時、有效地管控分歧，求同存異，推進雙邊關系切實發展。

習近平主席2014年訪問澳大利亞期間，兩國關系升級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2015年中澳自由貿易協定簽署。中國穩固占據澳大利亞最大貿易伙伴的位置，此外，中國還是澳大利亞最大的國際游客來源國和國際留學生來源國。

2019年6月，在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畢業生在畢業典禮上慶祝。 新華社記者白雪飛攝

但是，在現實主義的表層之下，澳大利亞民族文化根基中存在有兩股潛流。第一是白澳主義，第二是保守主義的右翼思維。

澳大利亞聯邦1901年成立之后，就通過了俗稱“白澳政策”的限制有色人種移民入境的法案，其針對的對象主要就是華人。雖然白澳政策已在20世紀70年代被正式廢止，多元文化政策成為國策，但是種族主義一直潛藏在社會主流文化之下，在一定因素的觸發下便會沉渣泛起。

第二，澳大利亞在意識形態上相當保守，無論是目前執政的自由黨-國家黨聯盟，還是在野的工黨，對于共產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制度持對立態度，總體上澳大利亞國內政治傾向偏右。

白澳主義和極右思維，共同助長了目前澳大利亞對中國錯誤認知的思想基礎。尤其是特朗普執政之后，在國際反華勢力的推動下，澳大利亞對中國的意圖和未來走向做出了完全錯誤的判斷。

澳大利亞認為，中國的崛起將改變中澳關系近50年的態勢。在越來越強大的中國面前，澳大利亞很難獲得過去的優勢。與此同時，對中國經濟上的依賴也大大降低了澳大利亞的議價權和話語權。按照澳大利亞的冷戰思維，崛起的中國必將要取代美國，謀求地區和世界霸權。

對此，澳大利亞竭力配合美國，在亞太地區充當反華急先鋒的角色，甚至于比美國更早地對華為實施全面禁令，在國際社會中率先聲稱要就新冠病毒溯源問題對中國進行有罪推定的所謂獨立調查。

在美國“封禁TikTok”事件發生后，澳大利亞也跟進了。

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澳大利亞在中國身上獲得了巨大的紅利，澳大利亞卻甘愿冒著失去這一巨大市場的風險，在反華行動中相當猖狂囂張。

特朗普執政后，著力落實和推進旨在打壓中國的所謂“印太戰略”，而“印太戰略”的中樞，即是美日印澳四邊對話機制。美日印澳四邊對話，本是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嘯之后，美日印澳四國共同應對賑災的合作機制，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出在此基礎上建立四邊對話機制，建立美日印澳“菱形同盟”，即所謂QUAD。

對于這個機制，其實一開始澳大利亞并不熱衷。2008年，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宣布退出該機制，他后來承認，澳大利亞之所以退出，就是因為考慮到了中國的反應。其實，最初美國對此也不起勁。2009年至2016年，奧巴馬擔任總統時，美國凍結了這一機制。直至2017年1月特朗普上任后，該機制被重新啟動并加速運行。

澳大利亞本身就是一個地處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的兩洋國家，“印太戰略”有助于提升澳大利亞的戰略地位，發揮其在本地區乃至國際上的作用。

拜登政府執政以來多次對澳大利亞表示肯定和支持，使執政的自由黨-國家黨聯盟十分滿意。美日印澳四邊對話是“印太戰略”的軸心，拜登上臺后快速升級這一四國框架，同時澳大利亞還在四邊對話的內部加強聯盟，同印度、日本磋商軍事合作，建立準軍事同盟。

今年年初，四邊對話升級為四國首腦線上會面，9月24日，在華盛頓舉行了四國首腦線下會談，似乎來勢洶洶，頗有建立亞洲版小北約的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