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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葡之間沒有吵架的問題，只存在一個澳門問題”，鄧小平曾如此評價過中葡兩國的關系。

然而，一向被認為“沒有吵架的問題”的中葡兩國，卻在澳門回歸時間問題上展開了長期的外交試探與拉鋸。在多方運作和多輪談判博弈后，才敲定1999年12月20日為澳門回歸的最終日期。這個抽象的時間背后有何深層意蘊？中葡兩國為何在澳門回歸時間上爭執不下？

今年是澳門回歸25周年，讓我們重溫歷史，看看澳門回歸背后，中國和葡萄牙是如何就回歸時間問題進行博弈和談判的。

【文/ 陳杰】

20世紀80年代，為徹底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澳門問題，中國政府先后啟動與英國關于香港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與葡萄牙關于澳門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經過多輪談判，中國政府先后與英方、葡方簽署“聯合聲明”，宣布將于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

由于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規定，英國向清政府租借“新界”到1997年6月30日屆滿，所以香港回歸祖國的時間定于1997年7月1日并不難理解。

但是，中葡之間有關澳門問題的“協議”——無論是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還是1979年中葡建交時達成的有關澳門問題的“諒解備忘錄”，都未對葡萄牙管治澳門的時限作出明確規定，那么澳門回歸的時間為什么定于1999年12月20日呢？事實上，這個時間是中葡兩國政府經過曠日持久的外交博弈確定的。

對中葡就澳門回歸時間問題展開的外交博弈，學界的相關研究比較少。王俊彥撰文介紹了中葡雙方關于澳門前途問題談判的歷史過程，其中對澳門回歸時間問題有所涉及。[1]羅燕明撰文梳理了澳門問題從16世紀產生到20世紀徹底解決的歷史脈絡，其中簡要介紹了中葡雙方在外交談判過程中就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交鋒。[2]

另外，一些澳門史研究專著在敘述1986-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這段歷史時，也簡略論及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總的來說，這些研究對中葡雙方就澳門回歸時間問題展開外交博弈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進行了基本呈現，但缺乏對該問題來龍去脈的專門梳理和闡釋，在史料、內容等方面也有進一步豐富和完善的空間。

為此，本文擬對中葡雙方關于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外交博弈及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作出盡可能全面、系統、深入的梳理和闡釋，并在此基礎上分析和總結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妥善處理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歷史經驗，以期為當前應對涉臺、涉港、涉疆、涉藏、涉海等問題提供一些現實啟迪。

一、放棄“港澳同時”：中葡兩國關于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隔空試探

中葡雙方在澳門回歸時間問題上的較量由來已久。早在中英關于香港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啟動后，關于澳門前途問題的談判也開始被中葡雙方提上議事日程。在此階段，中葡雙方并未就關鍵且敏感的澳門回歸時間問題展開直接接觸和正式磋商，主要是通過向港澳報刊“披露”消息或“隔空”喊話的非正式方式，間接試探彼此態度和底線，并在此基礎上謀劃和準備各自的談判方案和策略。

1979年中葡兩國建交并就澳門地位問題達成“諒解”后，中國政府打算在一段較長的時期內繼續對澳門執行“維持現狀不變”的特殊政策。

1979年2月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葡萄牙共和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圖為葡萄牙首任駐中國特命全權大使安東尼奧·雷薩諾·加西亞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烏蘭夫遞交國書國家人文歷史

在1979年3月麥理浩“投石問路”的“北京之行”致香港問題被提上中英外交談判的議事日程后，澳門問題雖也時常在中英之間連同香港問題一起被提及[3]，但在實際操作層面，為避免“雙線作戰”，中國政府強調繼續維持中葡建交談判商定的澳門地位，不急于解決澳門問題[4]，暫未專門對澳門前途問題作出改變現狀的公開表態。

與此相應，葡萄牙也不再像“四．二五”革命前后那樣將澳門視為包袱，而是將其重新定位為新時期發展和鞏固中葡關系的門戶[5]，所以澳葡當局在中葡建交后不久便制定出涵蓋澳門行政、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個領域的發展計劃[6]，大力改善對澳門的管治。

1982年12月24日，中英雙方正就香港主權和治權問題展開激烈交鋒。在此背景下，里斯本的《國民日報》在采訪澳門總督高斯達時問到澳門前途問題。高斯達表示：“目前沒有任何跡象和根據表明中國要尋求有別于現狀的解決辦法。”[7]

此后，隨著中英關于香港前途問題外交談判的深入推進，高斯達在不同場合又多次表示：“澳門在未來依然會保持現狀。”[8]1984年5月5日，正在中國訪問的葡萄牙副總理麥斌圖對記者表示：“對澳門來說，并不存在一九九七的問題。”[9]

這說明，一方面，在澳門問題正式提上中葡兩國政府外交談判的議事日程之前，“維持澳門現狀不變”符合雙方的利益訴求；另一方面，對中方而言，隨著香港前途逐漸明朗，澳門問題不可能永遠被擱置下去。

然而，從葡萄牙和澳葡當局的各種表態中可以看出，葡方反復強調“維持澳門現狀不變”的階段性共識，對澳門前途問題基本秉持比較保守的回避態度，這當然有顧及中葡友好合作關系的因素，也折射出其不再急于交還澳門而戀棧殖民統治的微妙心態。

特別是麥斌圖的表態顯然是在暗示中方：葡萄牙管治澳門沒有時間限制，中國不應過早、過急改變澳門現狀，而應排除外部因素干擾，允許葡萄牙在香港回歸后繼續管治澳門。這無疑為此后中葡在澳門回歸時間問題上的分歧和較量埋下了伏筆。

1984年7月前后，中英“聯合聲明”即將達成，兩國之間的外交談判進入尾聲，香港前途也將塵埃落定。在此背景下，中葡兩國政府關于澳門前途問題的公開表態也日漸頻繁而具體。無論是兩國政府層面還是社會層面，都早已十分清楚香港問題的解決進程和方式勢必對澳門問題產生預示性的直接影響，而葡方對將澳門問題與香港問題視同一類的各種觀點一向懷有強烈抵觸心理。

在中方正式就澳門前途問題作出公開表態之前，葡方已開始就其歸還澳門的時間這一核心問題做出各種“澄清”。1984年6月19日，正在日本訪問的葡萄牙總理蘇亞雷斯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澳門的情況與香港完全不同，澳門與香港沒有可比性，葡萄牙對澳門的管治將延續到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以后。”[10]

1984年7月，澳葡當局首席建筑師阿米爾卡在一次采訪中表示，澳門“規劃未來工程建設所界定的時間范圍不在于1997年，也不在于本世紀末，而在于超越本世紀。[11]1984年7月13日，葡萄牙總統埃亞內斯在總統府接見高斯達，其間談到了澳門前途問題。

回到澳門后，高斯達對記者表示：“只有香港問題確定后，中國才或會考慮澳門的問題，這點表示可能在本世紀內雙方不會展開談判。”[12]由此可見，在香港問題即將解決、澳門問題避無可避的形勢下，葡方已不再寄希望于中方無限期延緩改變澳門現狀、解決澳門問題的步伐，而開始單方面明確表態對澳門的管治至少將跨越1997年的立場。

1984年9月26日，中英雙方簽署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問題圓滿解決。10月3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由200名港澳知名人士組成的國慶觀禮團。其間，澳葡當局立法會議員、出口商會會長吳榮恪向鄧小平問到澳門前途問題，鄧小平思索片刻后回答：“澳門問題將會和香港一樣，同一個時間，同一個方式解決，至于解決澳門的問題會不會影響其他，是早解決對香港有利，還是遲解決對香港有利，我還在考慮，現在想聽下大家的意見。”[13]

這是中方首次就解決澳門問題的方式和時間公開表態。很顯然，這是鄧小平基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就一貫秉持的“港澳一體”思想迅速作出的判斷和回應。在鄧小平看來，在同一時間、以同一方式解決港澳問題無疑是最有利和最穩妥的；但是，茲事體大，各方意見可能不一，最終是同時收回、早些收回、晚些收回，還無法完全敲定。

1985年5月20至26日，葡萄牙總統埃亞內斯應邀回訪北京。其間，中國方面主動表示，希望盡快舉行談判解決澳門問題，以使“澳門的移交可以與恢復行使香港主權同時進行”。[14]對中方計畫將解決澳門問題提上雙方外交談判議事日程，葡方已有心理準備，于是“同意于近期內通過外交途徑就解決澳門問題舉行會談”[15]；

但對中方領導人首次明確的澳門回歸時間，葡方表示“政權移交進程所應具有的尊嚴，目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葡萄牙彼此都不丟面子”。[14]葡方意有所指，卻又沒有明確表態贊同或反對。

為此，1985年7月19日，到訪北京的日本國際問題研究學者訪問團在問及葡萄牙政府何時將澳門的管治權交還中國時，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秘書長魯平進一步透露：“收回澳門的日期，將與香港相同。”[16]這是繼鄧小平等中方領導人表達收回澳門時間的傾向性意見后，具體負責處理港澳事務的中國官方部門首次對外公開表露1997年港澳同時回歸的想法。

然而，這一試探性的公開表態令一向意在1997年以后乃至21世紀交還澳門的葡方大為不滿。1985年8月中上旬，高斯達在接受《遠東經濟評論》雜志采訪時聲稱：“……我們可能一兩年內離開。為什么我們要在中共限定的期間，繼續留在這里？還有很多問題要討論，包括移交的時間。”[17]葡方這種具有威脅性的激烈反應，在1979年中葡建交后以友好合作為基調的雙邊關系中幾乎是沒有先例的，企圖通過這種單方面撤退的不合作方式阻礙“一國兩制”在澳門落地、動搖香港同胞信心、消減“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在統一臺灣過程中的示范效應，進而迫使中方為顧全國家統一大局而讓步。

客觀而言，澳門確實被公認在“一國兩制”和中國和平統一大局中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但是葡方不至于不計后果地無限度夸大和利用這種“作用”，中方在澳門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決心也絕不會輕易被這一“作用”所鉗制。《遠東經濟評論》雜志公布這段談話后，高斯達次日便立即對這些“冒失”的過激言論予以“否認”：“《遠東經濟評論》雜志的報導并不正確，我沒有提及過葡萄牙在兩年內撤離澳門的想法，在接受雜志訪問時，只提及澳門及解決澳門前途的有效方法”“有許多問題需要商討解決，包括在適當時間把澳門交還中國”。[18]

其實，葡方反對1997年港澳同時回歸的立場沒有變化，只是換了一種更具彈性和建設性的委婉說法而已。當然，中方此前透露的1997年港澳同時回歸的想法，本意也只是嘗試為解決澳門前途問題提供一種參考性方案，并非單方立場和政策宣示，因此中方也樂于接受葡方這種對話與合作的態度。

1985年8月17日，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李后在會見澳門專業人士旅行團時表示：“解決澳門問題的原則與香港差不多，離不開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其他問題將在明年舉行的中葡會談時解決。”[19]

1985年9月初，李后在會見澳門各界婦女訪問團時再次重申：“澳門問題與香港問題也有不同，因此一切問題還有待明年中葡兩國談判時商量解決，到時還要聽聽澳門同胞的意見。”[20]中方這種“原則問題中方決定、具體問題商量解決”的表態，可視為對葡方態度軟化的積極回應，也意味著打消了1997年港澳同時回歸的想法。

經過這一階段的隔空試探，中方認識到葡方的底線是不能接受1997年港澳同時回歸，希望盡可能遲地交還澳門；葡方也認識到中方希望1997年港澳同時回歸，但還未亮明底線。因此，中方及時調整談判策略，不再堅持1997年港澳同時回歸的試探性方案，而葡方誤以為其成功“迫使”中方讓步，便進一步設想和謀求在2000年后交還澳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