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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觀察者網 劉惠】

觀察者網：以美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一直宣揚所謂的“自由貿易”，您之前也說過美國利用經濟、外交、軍事等手段形成的權力，并不會形成真正的“自由貿易”。所以所謂的“自由貿易”，自由體現在哪里？

陳平：第一點，自由貿易只是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宣傳。

從中世紀地中海的海軍強權威尼斯，到海權國家主導的四次全球化，自由貿易都是自由掠奪殖民地人民的口號。他們有競爭力優勢時，就高喊自由，一旦失去競爭力，就搞保護主義，甚至直接用武力或政變消滅競爭者。這點也可以從歷史中看出，最早提出自由貿易的就是英國。英國國內若是貿易順差，在軍事（尤其是海軍）和金融都占優勢的時候，英國就宣傳自由貿易，否則就搞保護主義。

無獨有偶，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一旦貿易出現逆差，美國便一邊在理論上宣稱自己是“自由貿易”，一邊對日本和德國進行公開譴責，指責他們是不公平的貿易。所以歷史上，美國和英國的”自由貿易“全是對別人說的，就是我要進入你的國家，你得給我打開門戶，讓我自由進出，但是你想到我這兒來，美國的各種法律限制麻煩多了。

第二點，自由貿易的提出者，只看到自由貿易對海權國家的利益，看不到付出的代價。

第一個代價是海權的壟斷暴利吸引新的競爭者來挑戰海權，成為無法控制的軍備競賽，最終耗盡自己的國力。第二個代價是暴利造就國內一批食利階層，最終使霸權國家的民眾失去競爭力。所以，沒有一個海權國家的霸權可以持續。自由貿易的神話也就隨著霸權國家的生命周期而不斷興衰更替。因為國際分工競爭的是規模經濟，必然導致壟斷競爭。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可能實現平等的自由貿易與和平發展。

觀察者網：因為新冠疫情，西方經濟制度的很多弊端被放大了，比如貧富差距、比如市場失靈。為什么西方國家對這類突發事件的應對能力比較差？

陳平：西方國家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從來不如社會主義國家，也不如大陸集權國家。

歷史上最典型的突發事件，也就是兩次世界大戰的起因，都是突發事件。一戰爆發是奧地利大公被刺殺，二戰爆發起因是大蕭條。普魯士和拿破侖戰爭時代的法國，議會制保護既得利益集團，導致國家被動應付突發情況，拖延時機。集權國家和強有力領導的革命黨則抓住機會，改變既有秩序。反恐戰爭，中國和俄國的應對能力，顯然遠高于多黨議會制的西歐。美國的總統制在發動外戰時不受約束，但是兩黨制使國內改革寸步難行。

突發事件是權勢集團發國難財、兼并競爭對手的好機會。囤積居奇是抵抗政府干預的主要手段。

西方國家的制度在和平時期能夠讓社會經濟各方面平衡穩步發展。政府、資本家、工會三者的博弈，既要保證資本家發展經濟，又要保證民眾權利，同時制約政府，但是這個均衡在疫情面前失效了。這次新冠疫情，美國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發生矛盾，私人公司借機在國外賺高額利潤，使國內的疫苗分配成為無序競爭。由此可見，議會制國家協調國內矛盾遠比社會主義國家困難。

觀察者網：還想多談點美國這個國家，在這次總統選舉和權力交接過程中，發生了所謂的“民主危機”。這個危機其實是和美國經濟衰退、社會貧富差距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您怎么評價從里根政府時期開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制度，這套制度發展到今天，積累了哪些弊病？

陳平：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目的就是逆轉大蕭條時期的凱恩斯政策和羅斯福新政。用減稅的政治口號大幅度降低政府的財政能力，大幅削減社會福利和基礎建設，同時擴大軍備競賽，用不斷發動外戰的方法來捍衛美元的金融霸權，必然導致虛擬經濟擠出實體經濟，擴大國內貧富差距和國際的地區差距，不斷產生國際金融危機和地緣沖突，最后拖垮美國經濟。

2021年沖擊美國國會大廈事件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說回美國的“民主危機”，中國的啟蒙運動家對西方的民主制度一知半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陳獨秀講德先生和賽先生，以為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其實他們完全沒有理解“民主”。西方的議會民主嚴格來說是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就是代議制民主，不是直接民主。像巴黎公社、希臘城邦那樣的直接民主，西方完全行不通。柏拉圖曾專門計算過理想的城邦，在內部不分裂、團結對外的狀況下，居民人口最多容納1000多人，如果加上家屬和子女，這個城邦規模不會超過一萬人。所以西方的民主是代議制民主，就是要代表人來替多數人做決策。

但窮人和無產階級，連謀生都有問題的人是不會有時間、有精力去參與政治的。在里根做減稅舉措以前，公民還可以參與政治選舉。但是里根減稅以后，窮人參政的機會越來越少，為什么呢？因為他們沒有錢去參與政治，窮人和無產階級在籌款方面就已經輸了。

第二個特點：億萬富翁支持的議員參政，維護有錢人的利益，甚至越來越多的億萬富翁親自參政。

因此在新自由主義的情況下，美國議會里面的百萬富翁、千萬富翁的人數，比大政府時期遠遠增加。新自由主義政策使得議員的社會基礎越來越窄。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貧富差距的巨大分化，民主的土壤“平等”不復存在，傳統的民主制度失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