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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相秒 宋潤茜】

自2月下旬以來，美國頻頻借烏克蘭危機在臺灣問題上做文章。從2月底退休上將、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率由前國防部副部長弗盧努瓦、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奧沙利文等組成的高級別安全事務代表團低調赴臺，到3月2-5日前國務卿彭佩奧帶領的跨黨派資深代表團高調會見臺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等島內主要政要，再到4月上旬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揚言但未遂的訪臺計劃，以及3月11日總統拜登簽署包含“禁止用政府經費制作、采購或展示任何不正確標示臺灣領土的地圖”等涉臺內容的《2022財年聯邦政府撥款法案》，美國近期在臺海問題上可謂“上躥下跳”。還包括部分國家聞風起舞，在涉臺問題上陰陽怪氣，小動作不斷。4月5日，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聲稱，抑制中國行動以免臺灣海峽發生事態很重要，應通過支持烏克蘭來威懾中國“武力改變現狀者將付出高昂代價”。

而臺灣民進黨當局則借機呼應美日立場，利用島內對“今日烏克蘭明日臺灣”的擔憂和輿論風向，加快推進軍購案，營造出整軍備戰的肅殺氣氛。就某種意義而言，臺海的硝煙味似乎一點也不輸遠在數萬公里之外的俄烏沖突主戰場。

盡管我們一直強調臺海問題與烏克蘭危機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問題，但美、日及民進黨當局有意將二者混為一談，其背后用意幾何，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關注，尤其對臺海局勢可能帶來的新變數值得防備。

臺灣問題與烏克蘭危機有著本質不同

正如美國防長奧斯汀4月5日向國會眾議院所坦承的，謹慎將臺灣問題與烏克蘭危機相提并論，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也早已闡釋了兩個問題之間存在本質區別。

兩岸本是同文同種，二戰結束后，按照1943年《開羅宣言》及1945年《波茨坦公告》，臺灣連同澎湖列島等重歸于中國主權管轄之下。在隨后的國共內戰中，戰敗的國民黨殘余軍政人員退據臺灣，在美國支持下“割據一方”。這是兩岸今日之特殊關系的始端。

而烏克蘭危機的歷史背景更為復雜。烏克蘭一直處于東西歐不同宗教、文明及權力既融合又碰撞的過程中，這種特殊的歷史糾葛也使其國內東西兩部分以及不同政治勢力之間長期存在巨大“鴻溝”。烏克蘭的首都基輔是俄羅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其大部分地區都曾長期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東烏克蘭”也曾是蘇聯創始國之一。直到蘇聯解體，烏克蘭真正成為獨立的主權國家。復雜的歷史經歷，再加上西方權力、意識形態和宗教的沖擊，烏克蘭慢慢陷入國內政治發展方向的“迷失，這是危機的根源所在。

烏克蘭危機是國家權力競爭的結局，本質上是冷戰結束以來歐陸東西間地緣政治格局的平衡一步步被打破、國家間你來我往的權力競爭愈演愈烈的產物。而臺灣的主權歸屬早已明確，臺灣問題的本質是事關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的內政問題。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明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這一決議已經從法律、政治及程序上解決了中國在聯合國以及國際機構中的代表權問題。截至2021年12月全球已有181個主權國家承認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之事實。

何況，兩個問題已有的發展軌道迥然不同。兩岸關系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雖幾經跌宕起伏，但為推動兩岸和平發展及統一，達成了“九二共識”一中原則作為處理當前兩岸特殊關系的臨時性安排，統一是歷史大勢所趨。

相較之下，圍繞烏克蘭的矛盾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的特點。北約雖然在1994年和1997年與俄羅斯簽署“和平伙伴關系計劃”和“基本協議文件”，并成立了北約-俄羅斯理事會，允諾俄羅斯在北約事務上具有一定的發言權，但這一波操作并非意味著北約停止權力擴張的步伐。自1999年吸收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約，便開始大規模“東擴”進程，此后把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11國收入麾下，構筑了北起波羅的海，經黑海達中亞的“弧形圈”，已然是一個總人口達9.38億、面積超過2000萬平方公里、軍費開支占世界國防開支70%以上的巨型軍事集團。正是北約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將勢力范圍向東縱深延長超過1000公里，打破了蘇聯解體后西歐與東歐本可以維持的動態平衡，甚至變本加厲試圖將觸角伸進與俄羅斯毗鄰且有著復雜歷史關系的烏克蘭，才導致了今日的武裝危機。

2021年10月22日，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出席北約國防部長會議期間重申，美國將繼續向臺灣地區提供協助，但拒絕明確說明是否會出兵協防。

美日臺三方各有盤算

從美國防長奧斯汀的表態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的決策團隊及國會并非不知臺海問題與烏克蘭危機的顯著差異，但明知故犯，密集安排層級一次比一次高的代表團竄訪臺灣，任由前國務卿蓬佩奧公開發表“美應支持臺灣獨立”的激進論調，同時以派遣軍艦穿越臺灣海峽、與日澳聯合研發超高音速武器、在關島增加部署一艘洛杉磯攻擊性核潛艇等方式展示武力。其用意不外乎有三：

第一，希望通過在臺海問題上擺出強硬姿態，穩定軍心。就在今年2月13日，拜登在聲明中向烏克蘭保證，美國將“迅速果斷地回應”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任何進一步“侵略”，但美國事后令人大跌眼鏡的反應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包括亞太地區在內的全球盟友和伙伴國對其安保承諾有效性的質疑。譬如，臺灣島內機構針對“是否相信美國會在臺海沖突中協防臺灣”的民調發現，烏沖突發生后有55.9%的受訪人選“否”，選擇“是”的比例從去年的65%下滑到34.5%。

為此，拜登政府自俄烏沖突爆發后已數次向日本、新加坡、印度等盟友及伙伴國確認美國印太戰略不會因此而分心，重申其安保承諾有效。從這個層面看，打消部分盟友疑慮、穩住合作伙伴的軍心、確保聯盟和伙伴戰略順利推進是美國在臺海問題上持續“加碼”的主要考量之一。

第二，企圖懾止中國大陸。沖突爆發以來，美國務院、國防部和國會參眾兩院朝野各界輪番上陣，將兩者關聯起來密集發聲。副國務卿舍曼和財政部長耶倫4月6日表態稱“任何武力奪取臺灣的行為均不可接受”“如果中國大陸對臺灣動武，美國準備好施加類似對俄羅斯那樣的制裁”，14日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沙利文表態“美臺之間依據‘臺灣關系法’存在明確的安全伙伴關系”，美國會“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確保中國不“入侵”臺灣。

拜登政府似乎正全力向中國大陸傳遞信號，讓中國大陸確認“對臺灣采取武力不可取”。更值得關注的是，拜登政府竟默許蓬佩奧以“半官方”身份公開表態支持“臺獨”，這一現象即便在特朗普政府亦未曾有過，這是美國自冷戰以來對“臺獨”最為露骨的表態，某種程度上反映拜登政府正在施展“預防性外交”，企圖通過“亮底牌”來促使中國大陸不可“輕舉妄動”。

第三，“脅迫”中國配合制裁俄羅斯。美西方開啟對俄制裁之后，西方輿論便掀起了、“中國向俄羅斯輸血“的輿論風波。美方顯然清楚中方不會參與對俄單方面制裁，但仍試圖通過勸服和施壓的方式避免中方成為俄羅斯緩解外部制裁壓力的倚借力量。這些輪番上陣的白宮官員，正是美國“脅迫”策略的一部分，將臺灣問題等作為國務卿布林肯口中所說的“懲罰”中國大陸支持俄羅斯的籌碼。

另一方面，民進黨當局上臺6年來，“臺獨”之路收效甚微，于是恰好借機炒作俄烏沖突，以此達到三個目的：激起島內民眾對大陸的威脅感和抵觸情緒、推進軍備軍購和“臺獨”進程、綁定美國作為靠山、在全球范圍內編制所謂“挺臺”陣營。

此外，作為美國在亞太一大支點的日本，其表態和舉動也顯然將烏危機作為擴張自己影響力的機會，尤其是加強與美英澳等國在網絡安全、情報、超高音速武器等領域的合作，而臺灣問題又再次成為日方鼓吹“中國威脅”的重要注腳。

臺海局勢面臨三方面不安因素

目前的臺海局勢面臨著冷戰結束以來最為復雜的國際和地區大環境，至少存在三方面挑戰。

一是臺當局借烏危機主動向美西方集團“投懷送抱”，并在島內推銷“不對稱戰術”，加速武器裝備的步伐，這無疑是在考驗中國大陸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