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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做得少、說得多”，我們“只做不說”

中國援助存在一個“大問題”

在一般人印象中，南太島國遙遠且“袖珍”，主要是旅游之地。這是實情，但該地區有比旅游重大得多的價值。南太是一個多島海域，蘊藏著豐富的海洋資源。像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陸地面積不如北京市通州區大，但其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等組成的“藍色國土”超過350萬平方公里。這代表了南太平洋地區的現實：島嶼小國，海洋大國。

由于鄰近赤道、人口稀疏、海域廣闊，南太也是經略大洋洋底、航天、南極、宇宙空間探索的得天獨厚的地區。此外，由于地理上的鄰近與文化背景的一致性，南太島國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一旦做到一致對外發聲，勢必會形成一股強大力量。在“一國一票”的體制下，人口19萬的薩摩亞和人口13億的中國同為一票。這就是全球治理中所謂的“南太票倉”現象。

過去，受各種因素尤其是西方媒體影響，不少太平洋島國對中國嚴重缺乏了解，因此產生一些誤解和疑慮。近些年來，中國與太平洋島國的發展合作讓南太人民了解了真實的中國，增進了民心相通。

但中國對南太島國的援助就沒有問題嗎？有，而且很大，那就是太不會宣傳。由于“只做不說”，話語權旁落，中國項目往往被澳大利亞及其他西方媒體說三道四。

一個典型例子是，斐濟首都蘇瓦有一座多功能體育館，由中國華西集團公司施工興建。但筆者調研期間，并未在體育館或周圍找到任何“中國援建”的字樣。相反，南太電訊巨頭沃達豐（澳大利亞）公司卻借取得冠名權之機，在該體育館放置碩大的沃達豐標識，極易讓人誤認為該體育館為英國或澳大利亞援建。在其他不少中國項目所在地，我們也沒有發現中國的標識。

“做得少、說得多”是澳大利亞等國的特點。2015年最強颶風“帕姆”襲擊瓦努阿圖，首都維拉港遭受重創，中國政府除在第一時間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救援外，還承擔了馬拉波學校的重建工作，由煙建集團承建。筆者在進行實地調研時發現，該項目工程量巨大，需要承建全部教室、宿舍、辦公室、圖書館和道路等。而我們在維拉附近的一所小學考察時卻發現，澳大利亞僅承建一間教室，但澳大利亞國際發展署（Aus?AID）及其“袋鼠”標識卻到處都是。又如，在薩摩亞國立大學，澳大利亞僅援建一棟平房，卻遠遠就插上“袋鼠”標識，不免給人以錯覺，以為所有辦公區域都是澳大利亞援建的。

2015年最強颶風“帕姆”襲擊瓦努阿圖后，中國救援物資抵達當地

用醒目的標識，是西方國家提供援助的通用做法。漫步蘇瓦街頭，貼有美國標識的垃圾桶隨處可見。筆者還看到日本援助的一個小小儲水罐，也醒目地標出“日本援助”字樣。

在宣傳中國援助上，薩摩亞是一個正面案例：在中國援建的海洋學院、小學、體育設施等項目實地，都能看到標識醒目的“中國援建”（China Aid）字樣，并配有中薩兩國國旗。筆者發現，這非常有利于提升我國在當地的形象。在訪談中，即使在援建工程較遠地方的當地人，也表示知道中國援建的這些應對氣候變化的設施。可惜的是，薩摩亞的經驗尚未充分在整個南太推廣。

中國援建的薩摩亞大學海洋學院，標識著“中國援建”（China Aid）字樣

中國動了誰的“奶酪”？

澳霸主心態越焦慮越失衡

最近發生的這場爭論，暴露出一個深層次問題——澳大利亞長期以來在大洋洲以“老大”自居，對待小島國有一種“牧羊犬心態”，把他們當做自己管理下的“羊群”。然而，這種“牧羊犬模式”如今越來越難以為繼。這是澳部分政客感到焦慮的癥結所在。

大洋洲有十幾個島國，大多陸地面積小，有的甚至可以說是“袖珍國家”，跟澳大利亞遠遠不是一個數量級的。早在19世紀末，一些澳大利亞民族主義者就認為歐洲殖民者退卻后留下的權力真空應由澳大利亞來填補。二戰后，澳大利亞利用該地區的去殖民化浪潮，排擠英法等國，逐步塑造了自身在該地區的地位。澳國內一直存在一種主張，即認為自己可以用手中的權力成為地區領導者，將南太視為自己的“勢力范圍”。澳近年來將自己定位為“中等強國”，更強化了這種“使命感”。

該地區其實另有一個領導者——新西蘭。但新西蘭的國家實力比澳大利亞弱得多，而且新西蘭主要以外部勢力為打擊對象：例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通過構建“南太無核區”，在該地區打擊法國、限制美國；通過推動南太海洋資源管理，限制和排擠日本、韓國等漁業大國的經濟活動。這些舉動也讓澳大利亞搭了便車。

讓澳大利亞“焦慮”的是中國。2014年11月，習近平主席訪問斐濟并在楠迪會見與中國建交的8個太平洋島國領導人。習主席表示，中國真誠歡迎島國搭乘中國發展快車，愿同島國深化經貿、農漁業、海洋、能源資源、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合作。這個表態受到南太島國普遍歡迎，而一些澳大利亞人卻由此產生莫名疑慮。而中國強大的基建能力，更是讓澳方一些人恐懼。

然而，筆者認為，中國在南太地區的經濟活動只是令澳大利亞焦慮的表象。真正的深層次原因，是太平洋島國聯合自強的趨勢。近年來，太平洋島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能見度”不斷提升。斐濟成功舉辦《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3次締約方大會；薩摩亞成功舉辦“第三屆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國際會議”；巴新即將主辦2018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太平洋島國在國際事務與全球治理上積極發聲，還積極推動區域合作新機制（如太平洋島國發展論壇），推進區域貿易自由化、交通電信等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漁業政策協調等。

這些舉動都加大了太平洋島國對澳大利亞的“離心”傾向。例如，太平洋島國視氣候變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颶風活動加劇、海水侵蝕與土壤鹽堿化等為威脅它們生存的重大問題，而澳大利亞作為“傘形集團”（Umbrella Group，包括美國、日本等）一員，長期以來推卸自身作為發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上應盡的責任義務，諸島國對澳不滿已久。再如，斐濟牽頭成立的太平洋島國發展論壇（PIDF）是第一個將澳大利亞排除在外的重大區域合作機制。最后，太平洋島國紛紛響應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認為中國為其發展提供了“另一種選擇”。這些才是讓澳大利亞感到焦慮的根本原因。

【本文首發于1月16日《環球時報》，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