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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房子?車子

（1）妻子。這一點主要是針對農村的男青年來說的。在今天的社會，農村男青年在本地找媳婦越來越難。一來，這是由中國男多女少的現狀決定的。而且，農村稍微長得好看點的女孩子，基本都嫁到城里去了，愿意嫁在農村的女孩子越來越少。二來，農村青年討媳婦，要具備的物質條件很高，現在普遍的一個情況是：彩禮六到八萬，房子兩套：在老家一棟樓，在縣城一套房。這個壓力，并不比城市青年討老婆的壓力小。

過年的時候，打工的青年男女都回來了。只要哪一家有適齡女孩子，去她家的媒人可謂絡繹不絕。這在鄉村已成了一門生意，農村說親，幾乎到了“搶”的地步。如果初步說定一個，男方至少要給媒人五百塊，最終結婚時，還要給上千的報酬，有的甚至要給到兩三千。

傳統的農村婚姻，從相親到定親到結婚，要三四年時間，男女雙方有一個了解和熟悉的過程。現在卻不同，年里看對的，過了年，馬上定親，然后女青年跟著男青年出去打工，等到半年過去，女方懷孕了，立刻奉子成婚。

曾聽過一個搞量化統計的學者對農民工的調查報告，得出的結論之一是：農村孩子結婚越來越遲。但我看到的情況恰恰相反：因為女孩子難找，男孩子一到二十歲，父母就張羅著給兒子物色對象，物色好對象之后，既怕女孩子變心，又考慮要到城市討生活的現實情況，就催著孩子趕快結婚。可以想象：在現代社會這種動蕩不安的生活中，這樣的婚姻會出現多少問題！事實上，農村離婚的情況，也是與日俱增的。

（2）房子。剛才已經說了，現在農村人娶老婆要房子兩套：一套在家里，一套在縣城。其實縣城的那套房，平時都空著，只是過年時回來住，但對年輕人來說，那就是城市生活的一種代表。過年時，有的也會把父母接到縣城過年，但父母住不慣，在縣城過了大年，初一就趕回來了。在老家的生活是“老米酒，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而在縣城除了那套房，什么都沒有。

但是，為了添置這兩套房，將來給兒子娶媳婦，很多家庭是舉全家之力在外打工。

下面給大家看我在去年過年的時候寫的一則筆記，涉及到房子和婚姻的問題，但還有其他的含義在其中。

2013年冬天的一則筆記

跟大哥、細哥到二郎廟水庫捕魚。（細哥承包的這座小水庫只有三十畝的水面，在海拔八九百米的山上，水很純凈，可直接飲用，魚放在里面長得非常慢，一年下來甚至還要瘦。每年臘月底或者年初，細哥就要從外面進魚秧，雖說是魚秧，其實有三斤多一條——這種魚是在平原地帶的池塘里用飼料喂養的，進價是兩塊多，但是魚在純凈水里清洗了一年之后，肉味大大改善，可以賣到五塊多一斤。）

一個拉磚的師傅把車停在壩上。我們問他，從山下往山上拉一趟要多少錢。他罵了一句話粗話，然后說：“兩百塊，劃不來！”又說，就是這樣的生意，也越來越少了。山里的樓房基本都做完了，沒有做的也都在縣城里買了房。大哥說：“在縣城買房又么樣，到時住在那里做什么呢？”司機說：“只要是人，總有個生存的法子。”又來了一個人，是細哥的同學，他的摩托車上帶著老婆和還在讀初中的兒子。得知他在這山里做了樓房，還在縣城買了一套房。細哥問：“你要買那么多房做么事！”他嘆了一口氣：“我們這時代不叫人過的時代！沒辦法！”“做了一棟樓，買了一套房，還叫沒辦法！明年還去打工嗎？”“不去打工，在家里做么事？”而這座水庫上頭的兩個塆子的人家，基本上都在這里做了一棟樓，在縣城買了一套房。

其間來了一人，開小車，戴墨鏡，手腕上戴著很粗的黃金鏈子。老遠就用粗嗓子喊正在水上下網的細哥，問有魚沒有。細哥正劃著獨木船，一只手劃，一只手下網，笑著答：“你又不買，問著做么事！”同我們說話時，他的墨鏡始終沒有摘下來，神氣得不得了。墨鏡又對細哥喊：“別撲了麻雀（翻船）哈，我是秤砣，到水里就沉了，幫不了你。”說完就獨自哈哈地笑。他同我們說起晚上要陪開挖機的斗地主。說是挖山種天麻，規模很大，已經買了十五萬斤樹。從言談中得知，他平時在縣城住。細哥的同學也說，他準備將家里幾面山的樹都賣了——分田到戶后交了幾十年的稅，沒有沾過任何光。后來聽細哥講，墨鏡小學沒讀完，就在外面混，替人討債，拿斧頭砍人，就這樣起家的。

一會兒又來了母女三人，帶著一個三歲的小孩。她們是來買魚的。跟墨鏡是親戚。墨鏡卻不認識那個年紀最小的女孩。“跟以前長得不一樣了呀！”墨鏡說，“在哪里打工？”她說在溫州。“屬什么？”“屬雞。（剛滿20）” 墨鏡說：“還沒有說人家吧？我幫你介紹個。”女孩的母親說：“她回來這幾天，已經有好幾個人來介紹。”“某某某正為兒子找媳婦急得哼，我把你說到他家。”（說，替人說親的意思）女孩母親連忙說：“那怕是不行，她想嫁到縣城里。”墨鏡說：“他家在縣城有套房子。那男孩的娘脾氣不好，但你們又不跟她過，你們到縣里住，做點小生意。他家也有錢，你叫他們現在拿個四五十萬，輕而易舉就拿出來了。”墨鏡走的時候，表示過兩天，要帶那男孩上門相親。

（2013年臘月25）

（3）車子。近些年來，對在外打工五年以上的農村青年來說，對一種東西的渴求，可能比對房子和妻子更為強烈，那就是車子。車子不一定要多么好，五萬，八萬，二十萬，各種檔次的都有。老百姓不認識車子的牌子，不知道車子的價位，只知道這些車叫“小車”。不管什么小車，關鍵是要有！

在農村，房子是一個媒介，車子更是一個媒介——是你在外面混得好，有身份的代表，房子不能移動，車子卻可以四處招搖，表示衣錦還鄉。很多二代、三代農民工，當下最大的期待就是買一個車子。尤其對那些好些年沒回家的人來說，他再次回家，必須要有輛車，否則他怎么證明自己？

春節的縣城，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這些車子絕大部分都是從外面回來的，與此同步的情況是：物價飛漲。

知識的無力感

這十多年來，外界對于農村的關注主要集中于農民工身上。眾所周知，他們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很苦，而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往往無人照料。其中酸甜苦辣自不待言。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現在農村日子過得較為殷實的，也恰恰是這些有幾個成員在外務工的家庭。（僅僅只有一個成員務工，通常不足以改變家庭的經濟狀況。）應該說，他們的辛勞和淚水還是得到了適當的回報。

倒是有兩類家庭，他們處于最困難的境地，卻往往被忽視。一類是孤寡老人。一類是舉全家之力，把子女培養成大學生的家庭。

在第一類家庭中，這些老人的年紀一天比一天大，身體一天比一天衰敗，沒有任何經濟來源，日子過得異常艱難。有人會問：國家不是有低保嗎？是的，他們中的確有部分人吃上了低保。在我的家鄉，低保的額度是每年八百。但是，絕大部分這樣的老人，仍在低保的福利之外。因為他們處在農村的最底層，沒有人替他們說話。低保名額通常被身強體壯者拿走。甚至，有些村干部為了堵住所謂“刁民”的嘴，不讓他們到鎮上或縣里反映村里的問題，就把這些人變成低保戶，有的甚至全家吃上低保。“有錢人吃低保”，早已成為農村公認的一樁怪事。過年的時候，大家也不再像傳統社會那樣，家家戶戶給這些孤寡老人送點東西。

這里所謂第二類家庭，主要是指有孩子在1980年代出生的家庭。這些孩子，從小學讀到大學，一直都在經受教育收費的最高峰，沒有哪一坎能夠躲過。并且，二十多年來，農村稅費多如牛毛，家里一年的收入，不夠交稅。大人內外應付，心力交瘁。最要命的是，作為滿載家庭希望的大學生，畢業之后勉強找到一份餓不死的工作時，又面臨結婚、買房等種種壓力。可以說，幾乎每一個農村的80后大學生，都是以犧牲整個家庭的幸福為代價來讀大學的。但他們中的絕大部分，畢業后沒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讓年邁的父母繼續陷入困頓。

最近一個博士師兄請吃飯，他說他現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感覺很難融入到村子的生活，所以他每年過年他都回去得很遲，來學校很早。為什么呢？因為當你一出現在村子里，村里人其他的不問，就問一個問題：“你現在能拿多高的工資？”所以，他過年回家，基本不出門。這個體驗跟我是一樣的。你要問我過年在家鄉看什么，其實我沒看什么，因為一大半時間是呆在家里看書，看電視，寫東西。

作為農村大學生，當你回到家鄉的時候，你童年那些伙伴都衣錦還鄉了，而你連自己的問題都不能解決，你還能做什么呢？沒有人信任你的知識！

小結

說了上面這些，相信大家能夠理解，對于我這樣漂在外的農村大學生，回家過年既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也是一件情怯的事情。

回家究竟看什么？其實真的沒有刻意去觀察，但是很多事情卻不停地往你心里撞，也就有了很多感受。越看，對鄉村的未來越迷茫。

（作者系上海大學博士研究生，本文系作者在2月“我們的城市”論壇上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