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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人民日報9月11日報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根脈。近年來，社會各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情不斷高漲。與此相聯系，作為一種社會思潮的當代新儒學日益受到人們關注。如何充分發揮以儒學為主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與作用？如何認識把握當代新儒學的得失、推動其進一步發展？這是關系我們增強文化自信，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積極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課題。今天的《人民日報》觀察版刊發的3篇文章，圍繞這些課題進行探討。

一、當代新儒學思潮概覽（人民觀察）

郭齊勇

新儒學思潮是當前我國社會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響的社會思潮。深入把握這一社會思潮的來龍去脈，理性辨析這一思潮的功過得失，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當代新儒學思潮的發展脈絡與思想貢獻

新儒家用以指宋元明時期的道學或理學，最初是馮友蘭為方便西方漢學界認知中國哲學而使用的名詞。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臺灣與旅居美國的華人學者又用新儒家（學）指稱新文化運動后旨在復興精神性的儒家或儒學的思潮、流派與學者。為區別于宋明理學，后來人們一般以當代新儒學（家）指代后者。

現當代新儒學思潮形成于五四運動前后東西方文化問題論戰和“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期間，這也可以視為這一思潮發展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思潮發生在抗戰時期及抗戰勝利后的中國大陸。第三階段思潮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國臺灣和香港地區。第四階段思潮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的海外，改革開放后又由一些華人學者引入中國大陸。第一階段思潮可以簡稱為“五四”前后的新儒學，第二階段思潮可以簡稱為抗戰時期的新儒學，第三階段思潮可以簡稱為港臺新儒學，第四階段思潮可以簡稱為海外新儒學。其代表人物，第一階段有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等，第二階段有馮友蘭、賀麟、錢穆、方東美等，第三階段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第四階段有杜維明、成中英、劉述先等。

近代以來，中國遭受西方列強侵略，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有人持“思想文化決定論”，把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歸結為中國思想文化落后尤其是儒學落后。這種觀點在甲午戰爭后愈演愈烈，在新文化運動中發展到一個高峰，形成了諸如“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等極端思想。把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絕對地對立起來，把清末的衰敗一概歸咎于傳統文化，無疑是簡單粗暴的做法。那時，儒學面對的困境是空前的。儒學從對社會無所不在的滲透，變成了西方漢學家所謂的博物館文化、圖書館文化或古玩文化。在這種形勢下，當代新儒學圍繞“返本開新”進行了諸多努力。

當代新儒學思潮反思現代性，反思唯科學主義，重視人類與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與價值理性，其論域、問題意識與思想貢獻主要有：跳出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二元對立，重新思考東亞、中華精神文明與現代化、現代性的關系問題，批評把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看法；提出開展文明對話與建設文化中國；揭示儒學價值與現代全球倫理、環境倫理、生命倫理的內在關聯；強調儒學與現代民主具有一致性；發掘儒學的“內在超越”意涵，論證安身立命的“為己之學”具有超越意義；等等。當代新儒學致力于發掘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之源，闡述道德理想主義，肯定道德主體性，這對于糾正當代社會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論以及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是有積極意義的。

港臺新儒學的成就與局限

港臺新儒學最著名的事件，是1958年唐君毅、牟宗山、徐復觀、張君勱等人聯合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這個宣言主要是針對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誤解而發的。該宣言認為，“中國文化問題，有其世界的重要性”；中國文化不是“死物”“國故”，乃是“活的生命之存在”。中國文化的倫理道德思想和實踐，不僅是一種外在規范，而且是一種內在精神生活的根據。從孔孟到陳朱陸王的心性之學“是中國文化之神髓所在”，是人之內在的精神生活的哲學。由此，港臺新儒學提出了“返本開新”的思想，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學的根本，開出“新外王”——現代科學和民主政治。

臺灣鵝湖學派等繼承港臺新儒學的思想，堅持其理念，繼續在民間起著弘揚儒學的作用。在臺灣，分散在不同大學和研究院所的儒學教授們人數不多、力量不大，但他們堅持中國文化的理想，堅持中華文化認同，堅持中國經典與常道的闡揚、傳承與轉化，是難能可貴的。目前，這一陣營正處在分化、重組的過程中。

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時也應看到，港臺新儒學存在不少局限性。儒家價值系統在現代港臺社會仍然有其價值和意義，但需要重新定位。歷史和現實昭示我們，將儒家的終極關懷、道德理想主義的合理因素融入我國新文化體系中，甚至使其超越國界、融入人類新文化體系中，都是必要和可能的。但像一些港臺新儒學學者所堅持的那樣，試圖將儒家“內圣外王”的基本結構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則是不可能的。現代生活非常復雜，發揚儒學在現代生活中的價值，必須實現儒學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大陸新儒學的界定與發展走向

大陸新儒學（家）究竟如何定義，學界見仁見智。有人以此相標榜，但學界卻不以為然，因為他們持封閉的立場，脫離了時代與現實。因此，需要為大陸新儒學（家）正名。中國哲學界一些專家的看法是：就其主流而言，所謂大陸新儒學（家）或新時期中國大陸的新儒學（家），是受當代哲學思潮特別是現代新儒學思潮的影響，面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生活的實際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西方哲學互動的背景下，以儒家哲學思想的學術研究為基礎，積極調動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促進儒學與現代社會相適應，并創造性地詮釋儒學精義、推動儒學現代化與世界化的學派。大陸新儒學有一個共同的價值取向，即強調中西融合與儒學的根源性、當代性、開放性、包容性、批判性、創造性和實踐性。改革開放以來，大陸新儒學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都取得了積極進展。

在理論上，大陸新儒學在儒學新話語體系的建構上頗有創見與貢獻。比如，湯一介的天人、知行、情景“三個合一”論，龐樸的“一分為三”說，張立文的“和合學”，蒙培元的“情感儒學”，牟鐘鑒的“新仁學構想”，陳來的“仁學本體論”等，在國內外都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大陸新儒學的哲學思考受到西方新思潮、新問題的啟發，也對后者予以回應和批評。對于儒學經典，大陸新儒學是接著講而不是照著講的。大陸新儒學思考的中心是傳統儒學與當今時代的關系問題，致力于調動儒學資源回應時代的需求和挑戰。受到現代西方哲學“拒斥形而上學”“反本質主義”的影響，大陸新儒學大都主張消解形而上學，或者只承認廣義的形而上學的意義，主張終結狹義的形而上學，把真實的“情”放在最高地位。

在實踐上，大陸新儒學的一些學者積極支持、引導民間儒學發展。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大陸一些地方自發形成了民間儒學。民間儒學可以理解為在民間、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學，或民間組織推動發展的儒學，既包括鄉村儒學，又包括城市社區儒學，還包括各地書院的重建。其主要目標，是使儒家文化的做人做事之道即儒家仁義之道在國人的心中扎根。從一定意義上說，民間儒學的發展是儒學靈根自植、融入當代社會的積極探索，能使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等儒學的核心價值進入尋常百姓家，成為百姓的生活指引與安身立命之道，從而實現安立世道人心的價值目標。為推動民間儒學發展，一些大陸新儒學學者紛紛到民間去弘揚儒學，把會議儒學、書本儒學轉化為民間儒學、生命儒學。雖然其形式還有待探索、成效還有待檢驗，但這種努力值得肯定。

（作者為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

二、著力建構新的世界化儒學（當今聚焦）

成中英

哲學總是在回答時代問題中不斷向前發展的。當今時代，儒學發展面臨諸多必須正視的時代挑戰和應當解決的現實問題，諸如東西方社會現代化的動力與目的問題，東西方社會新一代面臨的多元價值沖突問題，現代國家治理方式多元化及其國際整合問題，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惡性利益追逐與市場競爭問題，生態危機與人類文明發展的沖突問題，人類未來走向與發展取向問題，等等。除此之外，來自宗教信仰者的詰難，來自西方政治制度的批評等，是儒學發展的外部挑戰，考驗著儒學解決矛盾的能力與智慧。

面對問題和挑戰，我們亟須增強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不斷推進理論創新與道德實踐，著力建構新的世界化儒學，積極影響社會、國家乃至人類的發展，助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文明進步。

保持儒學核心價值

儒學的“返本開新”，首要問題是保住“本”即保持儒學的核心價值，否則就不是真正的儒學，就容易走偏甚至迷失。

儒學的最大特征是“有諸己而后求諸人”，倡導一種自主自強之德、返本之德、創化之德、求同存異之德、包容之德、信任之德。在此基礎上，才能實踐仁道、尋求義道，建立禮制亦即行為規范。儒學關注人在社會中的價值實現，注重發揮人性中積極進取的一面。儒學相信“人皆可以為堯舜”，即圣人之道人人都當行也可行，行不行則在乎個人自覺與否。儒學先不問效果，強調自強而后助人、自強而后立人、自強而后達人，強調“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由此可見，儒學是一種德性倫理學，不同于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也不同于美國當代倫理學家麥金泰爾的倫理學，更不可成為時下相對主義者提出的所謂角色倫理。有西方當代學者看到中國社會注重人際關系，甚至存在庸俗的拉關系現象，就斷言儒家把有利于實現自我利益的關系看作高于一切，把角色看成人存在的最高或最基本的形態。這是一種消解與庸俗化儒學的觀點。

其實，儒學并不只強調人在組織里扮演一個角色，更注重的是由獨立的個人組成家庭然后形成國家，強調在集體和組織中保持人的獨立性。儒學重視真誠，重視人的真性情，重視對生命體驗、生命價值的真實表達，尤其重視辨清是非善惡、把握取舍去留。儒學強調，為人的目標不只是扮演角色，同時要真誠地面對社會關系。角色倫理注重人們扮演社會角色的形式與技術，孔子說的“鄉愿”就是一種成功的角色扮演，孔子稱之為“德之賊”。角色最多是一種外在規范在組織中的體現，這是角色倫理本身存在的問題，但儒學并不存在這個問題。我們應充分認識儒學的真誠性與德性，將儒學看作真誠倫理和德性倫理，而不是膚淺地將其看作角色倫理和關系倫理。

發揮儒學經世致用功能

中國的和平發展，雄辯地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的價值。當代新儒學應認清自身的方向與潛能，認清自身的時代定位，認清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責任；不但要與世界文明積極互動，而且要堅持人類大同的理想追求，充分發揮修己安人、經世致用的功能。

客觀地說，儒學對于這個時代的價值，對于人在天地之間安身立命的價值，對于人類應對危機挑戰的價值，還沒有充分體現出來。儒學不應脫離現實生活，也不應漠視社會發展，而應將自身的核心價值與現代社會的需求有機結合起來。當代新儒學應關注的對象，除了傳統的思辨、倫理與政治問題，還應包括生態、經濟、管理、醫療等諸多當代問題。為此，我們可以探索建立生態儒學、經濟儒學特別是低碳經濟儒學、管理儒學和醫療儒學，將儒學中的本體論、倫理學與知識學灌注到這些領域之中，形成相關的價值、規范與目標。

對于本文開頭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當代新儒學可以從以下認識前提出發，探索提供參考性答案：不同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必須不斷超越自身、相互借鑒，促進內外平衡；當代人面臨的價值困境，正是儒學創新發展的良機，當代新儒學可以引導人們處理好知己與知人、成己與成人的關系；儒學秉持的儒、釋、道調和與統一的理論，有助于解決西方世界中三教（即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沖突與敵對問題；民主政治的基本內涵與實現形式是多元的，當代新儒學可以為當代民主政治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實踐智慧；弘揚儒家義利觀的合理要素，有助于從社會責任與道德修養入手解決資源與利益分配不公問題；儒學關于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思想和理論，不但有助于建構當代生態文明，而且對人類未來發展具有重要導向意義。

（作者為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終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