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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真正的要復制我的模式，不僅僅只是學我的經濟模式，是全方位的，政治的、經濟的、我們整個社會的、文化的。您是不是我覺得這個還可以更強勢一些？”

“你剛才這個表述本身違反了“中國模式”最大的特點——實事求是。一個國家的情況一定是自己最了解，所以要有其他國家完全復制你的模式，中國沒有這個愿望，也做不到，人家做了可能也要失敗?！?

3月4日，東方衛視《這就是中國》第八期播出，主講人張維為談及“中國模式”的來源、內涵以及對中國發展的意義，并對外界對“中國模式”的誤解做出回應和闡釋。

以下為本期節目問答部分：

主持人：之前我們編前會小組在討論的時候也在討論這個關于大家各自對“中國模式”這樣一個提法的理解，剛才您也說了，有很多人一聽“中國模式”就好像有點緊張，您也說了這樣的緊張完全沒有必要。那小平同志也說，其實每個國家都可以有每個國家自己的發展模式，咱們的“中國模式”套用一句古話，叫“弱水三千，取一瓢飲”，對其他國家來說它可能就是一個參考，您覺得最值得它們參考的是什么？

張維為：實際上任何一個模式，它背后哲學思想是最關鍵的。中國的哲學思想它是一種實踐理性，或者講白了就是實事求是，就是千萬不要迷信任何書本，任何教條，從事實中尋找真理?，F在你跟很多發展中國家學者談，他們特別后悔。任何東西我們要先做先試驗一下，看看效果好不好，比方我們改革開放特別開放，從四個經濟特區開始的，所以這個特區的概念特別受他們歡迎。

葉青林（節目嘉賓）：但是我覺得張老師在講這個“中國模式”的時候太圓滑，我們為了迎合很多人說這個太尖銳，我們不需要別人來學習我們，但是我告訴你，這就是一個可復制的，如果不可（復制），那就是經驗就好了，中國經驗。你要真正的要復制我的模式，不僅僅只是學我的經濟模式，是全方位的，政治的、經濟的、我們整個社會的、文化的。您是不是我覺得這個還可以更強勢一些？

張維為：我倒真是覺得我們千萬不能太天真，這個世界是非常復雜的，中國模式雖然很好，但也只是在中國管用。

你剛才這個表述本身違反了“中國模式”最大的特點——實事求是。一個國家的情況一定是自己最了解，所以要有其他國家完全復制你的模式，中國沒有這個愿望，也做不到，人家做了可能也要失敗。你說我總結的比較就是圓滑，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希望這個模式人家能夠聽懂，比較中性。你比方說我用一個概念叫“有為政府”，或者“中性政府”，或者叫“強勢政府”。如果完全在中國的背景下，我會談黨的領導，但在國際舞臺上，你說這個“有為政府”，他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但在談的過程當中，你可以把中國共產黨的作用給他們做一個介紹。

許欽鐸（節目嘉賓）：你別忘了還有另外一種說法，他老是揪著你說，你中國是不是在搞“例外論”，我們講中國是跟其他國家很不一樣。比如鄧小平前領導人也講過“中國是大塊頭”，當然里邊內容很豐富，張老師也講過就是“文明型國家”。不是每個國家都是“文明型國家”，但我們如果太強調跟別人不一樣又不行，太強調不一樣的話，你就是“例外論”了，“中國例外論”，我們批評“美國例外論”，我們也不能自己搞“中國例外論”。

主持人：不過剛才欽鐸的這個角度，我倒覺得也可能是一些人的困惑，中國它帶有特殊性，所以在我們的發展歷程中總結出來的這個模式，別人到底能學多少？

張維為：你現在看我們在推動一帶一路，這個一帶一路這么多的項目在推動，其中有好幾個是很典型地展現“中國模式”，而且特別受歡迎的。一個是我們的工業園區模式，我們有一些智庫專門給一些國家設計園區，甚至幫它建，那么這個就是中國經驗的一個具體的做法。另外一個就是規劃的制定，一帶一路整個的方案，其中有一條規劃相通，以我自己對世界的了解，多數國家是沒有規劃的，怎么個相通法。但后來我就是發覺，實際上你這個中國崛起之后，你提出這么個建議，人家沒有規劃的，它為了加入一帶一路也開始制定規劃了，所以這就是你的模式的，不叫輸出，影響力的外溢，它要有一些政治協商，執政黨跟反對黨也要商量一下，盡管就是最后它能不能執行我們不知道，但至少得有一個東西。

主持人：走出了第一步。

葉青林：規劃這個別人很難學的，因為這個都是盯著4年或5年的選票。

主持人：你的意思就是要學就要學全套。

張維為：青林你當心，你這個講法當時和這個西方推銷西方模式一樣的。

主持人：要學就學全套。

張維為：要就全部，就是叫什么跳懸崖要一次性躍過去這山溝，不能分兩次躍，所以戈爾巴喬夫就上這個當了。

主持人：所以青林也不要讓別人上當。張老師再次強調“中國模式”里面的核心要義之一就是允許你按你的需求取一瓢飲，對，按取一瓢飲，不要說我整個模式給你，這個是“中國模式”的核心要義。

張維為：實際上這個世界之大，你比方說它有些國家它是聯邦制的，它某個城市自己的自主權很大，而且它說我可以制定規劃，你就來幫我這個城市做一個發展規劃，這就有可能操作了。

馬澤晨（節目嘉賓）：張老師說的這個我們國家探索出的這種方式，正好是這個“激進式改革”跟“保守式改革”的一個取中的這么一個選項。這時我就有點感慨，說我們國家說的所謂“中庸”的概念，有時候大家容易偏向到“庸”這個字上，說你是碌碌無為，但其實“中”很重要。通過觀察其他人的例子，我們找到了這么樣一種做法，也是一個哲學上，就中國這個儒家思想的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源泉，能找到一個落實點。

主持人：你說人類命運共同體，大家注意到這里面一個很關鍵的詞是“共同”。就是你剛剛講的，其實尋找這個“中庸”，尋找大家的最大公約數，對不對？

張維為：對。

Q1：張教授你好，好多年輕人對中國的傳統節日（比較漠視），甚至有一個同事之前問我端午節吃什么，我當時我真想抽他，真的，端午節吃什么都不知道。

（葉青林：我跟你講，這個中國各地很多不是全部都吃粽子的，有些地方是吃這個卷餅。）

Q1：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還有一方面就是說咱們甚至一些學者，他要想發表一些東西，他甚至都要引薦就是外國的某些著名的人的一些話語或一些哲學思想，我就想難道我們泱泱的大國我們沒有自己的指導文化嗎？所以說我覺得，就是飛機大炮這樣的戰爭對于我們國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的侵入，那和被別的國家打敗有什么區別呢？所以說我想問一下張教授您個人的看法。

張維為：我給你一個簡單粗暴的回答。這個問題有解，不用太擔心。我這個碰到很多人，當時就說我們經過文革，這文化給摧殘了，你不知道中國文化上的很厲害的一個是什么東西，他從外國的東西學過來，然后逐步逐步的，你表面看他是真的怎么這么崇拜別人，最后他全變成自己的東西，整個給它改造。二胡，中亞國家的，慢慢就變成了中國民樂的主要的樂器。現在老外都在說，說你看，中國現在小孩子會玩西洋樂器的太多了，拉小提琴，彈鋼琴，特別是大城市里很高的比例，然后古典音樂中國成了最大的市場，你說這是好是壞？你可能會譴責他，但你換一個角度想想看，可能30年40年之后，這古典音樂中國全部改造過來了，真的，以后這個東西都忘了，小提琴就是中國的樂器了。

葉青林：中國文化有一個大法，吸星大法。

主持人：我們的融合能力特別強，但是反過來說我覺得，古典音樂或者其他的一些藝術形式，它也是人類的共同的文化瑰寶，所以從那個角度來看的話，大家也都可以來分享。

馬澤晨：我覺得這個有時候是一個大環境的事情，你看現在自從習近平主席開始主政以后，很多小學里頭，不僅原來有象征性的有書法課，還有很多很多國風的這種課程。我不是說這樣的課程可以讓班上所有的孩子都喜歡上這個，這也不現實，但是它會創造一個環境，在90后00后的這個網絡文化里面，國風的比例在越來越往上走。尤其江蘇、上海這邊這些園林的這些景區，你會發現很多穿漢服的小團體，他們在自己自娛自樂，玩得很happy，玩得很高興。他的傳承中會有點變化，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不是說一談起這個古風文化，就是一個老者縷著胡須在竹簡上寫字，這是一個刻板印象。

Q2： 您好，張老師您好。您之前的話有和福山辯論過那個“歷史終結論”，各個文明之間，到底會因為工業技術與信息技術產生和而不同，就是融合成一種新的道路呢，還是說大家因此產生不同的道路被“加強”呢？

張維為：你看福山他是相信“文化趨同論”的，講白了就是現在你看，大家都喝可樂，吃漢堡包，去麥當勞，穿牛仔褲，進而就是大家都要選票，對不對，然后就是民主，叫“政治文化趨同”，甚至其他文化也趨同。但他的老師亨廷頓，他認為隨著全球化，隨著通過各種各樣的媒介，你對別人更加了解的時候，你突然發覺就是你和人家更加不一樣，所以他認為是“文明沖突論”。這是客觀事實正在發生的事情。但是中國人希望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找到大家的盡可能多的共同利益的交匯點，最后使這個文明沖突可以化解到最低的限度，甚至變成文明融合。

主持人：是不是如果各個地方它地區發展、經濟發展不平衡，其實這種沖突有可能會更加的明顯？

張維為：特別是在西方這個一神教的文化傳統中，你看到實際上所謂英國脫歐、特朗普上臺，它背后都是這種極端勢力的上臺，對外國人、對移民、對少數人的群體，它不那么容忍。

Q3：張教授您好，我想請教一個這樣的問題，就是現在很多人越來越傾向于認同這樣一個觀點，就是美國的政治制度經過200多年的發展之后，已經越來越固化了，它喪失了自我改革的能力，進而它失去了解決一些結構性的深層次問題的能力。那么作為對比，您認為中國是不是也存在這樣的一些問題，是中國的政治制度無法解決的呢？謝謝。

張維為：謝謝。首先我同意你這個講的，我也講過，就是美國、西方，政治制度中有很多結構性的問題解決不了，一般以我們的觀察，以中國人的視角，美國要進行大量的改革。你比方說控槍，對不對，這個你要好好改，否則每天這么多人都死了。但是美國這個結構，決定了你這個程序改革就要修憲，修憲是不可能通過的，它國會3/4的人通過，這不大可能的，所以你就看不到任何修憲的可能性，就是又改不了了，所以這是佐證，這個觀點是站得住腳的。

中國到現在為止，我個人覺得，還沒有就是從結構角度來說不能解決的問題，但是也有一些問題我們嘗試這么多年，這么多時間，還沒有解決好，說明它有一定的頑固性。一抓就死，一放就亂，這當中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另外就是官員的治理。官員治理它就是你只要研究，全世界都有這個問題，官僚系統產生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等等，這些問題我們反復地出現。理論上我覺得是可以解決的，中國模式特點是它大量的試驗，比方政府現在公認的，就深圳是做得非常好的，像浙江在嘗試最多跑一次，這都非常成功的。所以我覺得不一定叫結構性的無法解決的問題，而是就是一些深層次的很多實踐還沒有解決的問題，我們現在通過這一輪的改革，看能不能有所突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