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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難怪《經濟學人》在2014年時候發表過一篇封面長文，叫做《西方民主出了什么問題？》，它引用了美國皮尤中心的民調：2013年的時候，85%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發展的方向感到滿意，當時在美國這個比例是31%，英國是25%。然后它認為，西方在世界范圍內推動所謂“民主化”的浪潮現在停滯了。為什么停滯了？兩個原因：第一，2008年金融危機給西方制度帶來了重創，他們不那么自信了；第二，中國在世界范圍內迅速崛起。

順便說一句，這篇文章也引用我的一個觀點，他說復旦大學的張維為教授講，美國的民主有太多的問題，老是選出二流的領導人——但他引用得不準確，我當時原話是“老是選出三流的領導人”。我的預測很準的。

《經濟學人》雜志2014年3月1日期封面

第二點我們講講“民有”，of the people，翻得直白一點叫“來自于人民”。中國社會具有非常深厚的平民文化傳統。據我看到的資料，中央國家機關的公務員90%來自普通家庭。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絕大多數的高級干部來自于普通家庭，即使所謂的“紅二代領導人”，至少也要在各級崗位上經歷過30多年乃至40多年的歷練，積累了大量治國理政的經驗，才可能進入中國最高決策層。

然后我們看美國，美國國會議員富翁的比例是50%左右，現在的總統特朗普本人是個超級富翁。所以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干脆說，今天的美國，“of the one percent，by the one percent，for the one percent”，即“1%有、1%治、1%享”。中國政府的“民有”的程度顯然高于絕大多數西方國家政府，特別是高于像美國這樣資本力量影響過大的國家，也高于像英國這樣的具有貴族傳統的國家。

在2014年的時候，美國學術雜志Perspectives on Politics秋季號刊登了一個成果，是普林斯頓大學和西北大學學者進行的一項聯合研究。研究得出一個結論：從1991年到2002年間，美國政府的1800多項政策，幾乎都是通過商業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團來制定的，而普通公民對這些決策的影響幾乎為零。

現在我們來看第三點，by the people，“民治”或者說“人民治理”。坦率地說，這是一個全世界都在探索的問題。究竟怎么讓人民可以真正治理這個國家。西方一直說，我們的方法就是很簡單，每四年選舉一次國家最高領導人，選舉國會議員，即代議制民主等于人民治理。但在西方內部，有多少人還相信這個說法？我只能說是越來越少了。所以現在西方有一個很普遍的現象“Elect and Regret”，選完就遺憾。

以美國國會為例，蓋洛普的民調顯示，過去五年的支持率總是低于20%。說白了無非就是制定了一個法律，規定只要你選上了，那么不管你今后支持率多少，做得多么爛，法律上你還是可以代表國民的。

這倒使我想起了當年法國思想家盧梭對英國民主的批評和調侃：他說，英國人只有在四年一次選舉的那一天是民主的，之后就變成奴隸了。美國人選出了小布什，他治國無方，發動了兩場愚蠢的戰爭，也沒有察覺到2008年金融危機要爆發，結果造成美國這么多的問題，最后支持率只有20%左右，但他還是號稱代表民治。我覺得這實際上是對民治的一種諷刺。

今年1月份的時候，我參加了在瑞士舉行的達沃斯論壇，這次論壇的主題是討論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新架構。當時在討論中，一位美國的資深學者認為，新的全球治理架構還是需要以民主價值觀為基礎。我說，同意，但是如何界定民主才是關鍵。這一定要是一個國際社會通過討論談判達成共識的民主，而不是、絕對不能是美式民主。因為現在美式民主連美國總統本人都非常不滿意。

這位學者可能都沒想到人家會問這個問題，他說民主還能有其他形式嗎？我說，你講這話需要很大的勇氣。如果你真的認為美國民主制度好，Please stay with it，你自己留著用，千萬不要拉其他國家一起下水，中國是肯定不奉陪的。

張維為教授（右二）在達沃斯現場，右一為美國蘭德公司資深政治學者Michael Mazarr

那么過去幾十年，中國是怎么做的？我們是探索自己的民治、民主。我自己想引入“形式民主”和“實質民主”的概念。如果說西方的主流觀點是把民主界定為程序民主、形式民主，認為普選制、多黨制幾乎就等于民主，那么我們把重點放到了實質民主的探索，即從民主所要實現的目標和結果出發，來探索程序民主，而不是相反。

所以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講了這么一段話，他說中國要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

這兩個形容詞非常重要。我自己的理解是，什么叫更高？就是有更高水準，能夠盡可能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同時又能夠避免西方民主今天顯而易見的各種各樣的弊病：資本力量的影響過大，金錢影響過大，民粹主義問題，短視的政治等等。

那么什么叫更切實的民主？就是這個民主要能給絕大多數人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而不是像西方那樣，政客不停地開空頭支票，搞清談俱樂部。

鄧小平在另外一個場合也講過，怎么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質量。他提了三條：第一是看這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這個制度能不能增進人民的團結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的發展。

1987年3月27日鄧小平會見喀麥隆總統保羅·比亞時提出了“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的三條標準。（圖自《中國外交五十年》）

請大家注意，鄧小平把“人民的團結”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是放在一起的。現在看這是非常有遠見的。西方政治模式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把很多國家搞亂了，人民四分五裂。我們可以看到，敘利亞現在正在進行內戰，阿富汗天天都有爆炸等等等等，結果給人民帶來很多的苦難，沒有幸福生活可言。

實際上中國的民主建設也是圍繞著鄧小平講的這三條展開的。中國比較注意融合自己歷史傳統的元素，社會主義的元素，也包括西方模式中的一些有益元素，所以進行了很多大膽的創新。

這種探索內容非常之廣。比方說產生領導人的方法，美國的方法叫選舉，我把中國探索的方法叫做“選拔+選舉”。中國自己治國理政的許多理念是充滿智慧的，而且是歷史上源遠流長的。比方說“為政之要，惟在得人”，人才非常重要。我們也講“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這些觀念都是我們數千年的一種共識，是我們文化的一種深層的心理結構。像西方那樣能說會道就可以競選當總統，這與中國的文化坦率說是格格不入的。

我們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實際上融合了中國古代的政治傳統。比方說歷史上我們有科舉制度，還有我們黨的干部的傳統，還有西方政治中的一些做法。所以我們今天形成“選拔+選舉”或者說“選拔+某種形式選舉”的一種制度。今天中國一個最高領導人的總體的歷練，遠遠超過西方的領導人。中國最高層的領導人基本上都在基層長期工作過，一般都要治理過兩到三個省，而且往往治理的人數可能超過一個億，在黨政軍各個部門都工作過。

過去西方有一種觀點，我們有些“公知”也這樣說：只要制度好，選個傻瓜也沒有關系。實際上隨著中國崛起，這種忽悠應該壽終正寢了。今天誰都知道，如果你選出一個傻瓜的話，你的國家就要遭殃。冰島的領導人無能，國家就破產，希臘也是這個問題，美國今天也面臨這樣的問題。

節目視頻截圖

其實除了這些標準外，我想我們中國還可以提出一些自己的標準，我也套成英文，比如with the people，“與人民在一起”。我們迅速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的黨和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總體上與全國人民是一起努力干出來的。我們的政府叫人民政府，我們的軍隊叫人民軍隊，我們的警察叫人民警察，我們的鐵路叫人民鐵路，我們的教師叫人民教師，我們的國家叫人民共和國。所以“人民”這兩個字在中國是神圣的。

習近平說，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什么是不能改的？“人民”這兩個字所代表的意涵，是絕對不能改的！而且在今天這個充滿挑戰的世界上，緊緊地和人民在一起，這是中國克敵制勝的法寶。因為我們堅持這一點，所以在過去全球化的幾十年中，中國絕大多數人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不像其他一些國家，包括西方國家，絕大多數人沒有受益。

我還想到一個to the people，“到人民中去”，或者“到群眾中去”。我們“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個決策過程是很經典的，中國已經形成了新型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概念是蘇聯模式下產生的，但后來逐步變成了只有集中沒有民主，中國汲取蘇聯的教訓，現在形成了“謀定而后動”的新型民主集中制。最經典的案例就是，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需要定期的制度化的上上下下成百上千次的磋商協商，包括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請進來走出去等等，最后達成共識，作出決策，形成計劃。

所以從國際比較角度來看的話，中國政治制度的戰略規劃能力和執行能力，應該是世界上最強的。一個接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制定和執行，奠定了中國迅速崛起的穩固基礎。而西方多黨競選制度決定了，一個政黨所制定的規劃，換了一個政黨來執政，它就無法延續了。比方說，奧巴馬說他唯一的最大成就，就是他的醫改計劃。但總統換了特朗普，馬上就全部推翻了。所以中國模式特點是一屆“接著”一屆干，直至成功，西方經常是一屆“對著”一屆干。坦率地說，（西方）這個模式跟中國競爭是有很大的困難的。

我的結論很簡單，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民主模式，一切在于比較。從中國模式和美國模式在以上五個方面的比較中，我認為我們的模式相對勝出，而且前景看好。當然我們也有自己的問題，還有不足和很多挑戰。我們還需要進一步進行改革，想辦法做得更好。但我老是講，就是以現在這個水平，我們也可以跟美國模式競爭，我們一點都不害怕。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