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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淮河流域的蒙洼蓄洪區和王家壩，最近備受關注。

據安徽省應急管理廳消息，截至7月23日18時統計，受災人口723.1萬人，農作物受災面積856.3千公頃，直接經濟損失293.7億，其中農業損失97.76億元，工礦企業損失59.71億元，基礎設施損失97.3億元。

經濟損失的數字，攤到個人頭上，往往就是不能承受之重。

人民子弟兵，也再次用自己的身軀，筑起一道道血肉大堤。

淮河治理，是一項歷史難題。

也是新中國成立伊始，就持續投入、久久為功的歷史工程。

由于黃河長期奪淮使淮河入海無路，入江不暢，加上特定的氣候和下墊面條件，淮河流域歷史上洪、澇、旱、風暴潮災害頻繁，舉世聞名。流域內大洪、大澇、大旱經常出現。

1194年黃河侵泗奪淮以前，淮河干流河槽較現在寬深，下游直接入海，沿淮無堤，洪水有時雖也漫溢出槽，但災情不如近數百年嚴重。

清朝咸豐元年（1851）洪澤湖水暴漲，一口氣沖壞了南面大堤，脫韁的淮水洶涌南奔，經高郵湖和邵伯湖沖入長江。這場劇變，又成了長江沿線的災難：淮河入長江的水道太小，每一次奔長江，都常見在兩岸泛濫。

從南宋年間黃河“奪淮”開始，一直到清朝咸豐元年黃河改道，6個世紀的時間里，淮河流域爆發了268次大型自然災害，等于是每2.5年一次。從咸豐五年（1855）到1949年，淮河又爆發了四十八次大型災害，等于是每1.9年一次，烈度遠超古代史。

這樣的天災，疊加近代中國200年積貧積弱，缺乏足夠的資金和人力治理水患，終于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出現了淮河流域“小雨小災，大雨大災，無雨旱災”的可悲局面。

昔日的“江淮熟，天下足”，變成了“十年倒有九年荒”。

1916、1921、1931年的幾次淮河大災，受災人口都多達數千萬，死者“遍地尸漂”。1931年的淮河大水里，單一個興化縣，全縣就在一夜之間被淹沒，興化縣官莊百戶人家，幸存者只有五人。

1938年“花園口放水”事件，導致淮河流域五萬四千平方公里土地成了“黃泛區”，一百億噸泥沙沖入江淮平原，許多地方“昔日房屋樹木已埋入土中”。一千多萬老百姓流離失所，水旱蝗災年年不停。淮河流域，成了“災地”。

新中國成立后，1949年和1950年夏季淮河都發生洪災。

1950年的大水，皖北區黨委和蘇北區（當時安徽、江蘇都還未建省）黨委都向中央和華東局拍發了災情報告。報告說，這場大水淹沒了幾千萬畝莊稼地，受災人口達2000多萬，兩區共有600多萬人逃離家園。

毛澤東在看到報告上“不少是全村沉沒”、“大水下來之后，人蛇爭樹，毒蛇咬人又致人落水”等悲慘狀況時，難過得落了淚。他當即揮毫將此件批給周恩來，并親筆題寫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8個大字，要周恩來抓緊制定治淮計劃和落實治淮措施。

1950年10月14日，周恩來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會議，作出了《關于治理淮河的決定》，提出了“蓄泄兼籌，以達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針和“三省共保，三省一齊動手”的團結治淮的原則，解決了治淮事業中蓄洪與泄洪、上游與下游、近期與遠期、除害與興利等一系列的關系問題。

1950年冬季，治淮工程開始全面實施。在那個缺糧的年代，糧食是最關鍵的物質條件。而治淮工程大部分是土工，主要是靠投入人力。只要有了糧食，就能動員和組織大批民工投入到治淮工地上去，治淮就能順利進行。周恩來抓住了這個關鍵點。在他主持下，政務院召開專門會議，做出決定，于當年11月撥出治淮工程款原糧4.5億斤，小麥2000萬斤。大批糧食的調入，保證了治淮工程按時開工。

1951年冬，蘇北灌溉總渠開工。它西起洪澤湖邊的高良澗，東到黃海邊的扁擔港，全長168公里。在周恩來的親自指揮調動下，蘇皖豫3省共出動了130多萬民工，用鐵鍬挖土，用石硪打夯，僅用83個晴天就全部挖成告竣，創造了人間奇跡，被當時前來參觀的一些國際友人贊譽為：“中國人的手真是鐵打的！”

如今，淮河全流域興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初步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防洪、除澇、灌溉、供水等工程體系。

全流域共修建大中小型水庫5700多座，總庫容近270億立方米,并有水電裝機近30萬千瓦。

淮河干流中游正陽關至洪澤湖的排洪能力，已由過去5000-7000 立方米/秒擴大到接近10000-13000 立方米/秒（包括行洪區）；洪澤湖以下開挖了蘇北灌溉總渠和淮沭河、擴大了入江水道，排洪入江入海能力由8000 立方米/秒提高到13000-16000 立方米/秒，并且于1998年開工入海水道工程。

淮河干流自淮鳳集至洪澤湖間，沿淮有一連串的湖泊洼地，面積共約4000多平方公里，歷史上就是上中游洪水行滯的場所。新中國治淮以來，將這些地方開辟為行、蓄洪區，成為淮河防洪工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保證行蓄洪區使用時群眾生命財產的安全，90年代以來加大了安全建設力度，包括修建莊臺、保莊圩、避洪樓、撤退道路和通信預警系統等。

航拍2020年蒙洼蓄洪區莊臺

這種幾十年如一日的持續投入，很難量化，到底產生了多少經濟效果，也很難量化。

到今天，雖然蓄洪區一旦啟用，還是不得不承擔大量經濟損失，但至少，已經很少再出現人員傷亡，也不再有大規模逃難的情況。

四

另一個延伸討論來自氣候變化。

自然界，似乎還在給我們治理水患“上難度”。

南方的朋友可能已經有直觀感受，那就是近年來，降水明顯增多了。

國家氣候中心的數據表明，相比50、60年前，近年來的降水量經常超過平均水平。

2011年-2019年期間，除了旱情特別嚴重的2011年降水量格外低之外，其余9年降水量均超過1981-2010年這40年的平均值。2019年，全國共出現43次暴雨過程，較常年（39次）偏多。

研究表明，我國夏季降水具有明顯的年代變化，自20世紀70年代后期至21世紀初，長江流域和江淮流域的夏季降水明顯增多，洪澇災害也在增多。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云平臺公布的7張全國降水地圖顯示，1980-2015年里，南方一些地區的降水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現增多的跡象。

與1980年相比，2015年廣東、廣西以及浙江、福建、江西的部分地區降水量有所增加，近年來這些地區也更容易發生暴雨等極端降水天氣。

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文章《中國1961-2016年夏季持續和非持續性極端降水的變化》中的數據表明，1961-2016年間，我國極端降水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江淮（注：文中指江蘇、浙江、上海、江西、安徽、湖北、湖南）、華南（注：文中指福建、廣東、廣西、海南）一帶，持續性極端降水的增加趨勢非常明顯。

這意味著，隨著氣候變化，我國發生嚴重洪水的概率增加了。

國家氣候中心監測顯示，2019年11月以來，赤道中東太平洋進入并持續維持厄爾尼諾狀態，連續5個月Nino3.4指數的滑動平均值分別為0.6℃、0.5℃、0.5℃、0.5℃和0.5℃。根據厄爾尼諾/拉尼娜事件的國家判識標準，已正式形成一次厄爾尼諾事件（強度為弱）。

研究顯示，在出現厄爾尼諾現象的第二年，我國南方地區會出現異常豐富的降水。

有媒體也注意到這樣的現象，立刻就呼吁應該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

但筆者認為，首先，按照丁仲禮院士的觀點，溫室氣體排放與氣候變暖之間的因果關系還有待進一步研究；退一步講，即使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是有用的，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要讓全人類短期內達成共識并采取行動，也是不現實的。

因此，相比某些活動家的嘴炮扯皮，更切實可行的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方案，應當包括在我國和其他可能輻射到的地區，加快相關水利設施的建設，進一步夯實安全性基礎。

五

在滿足安全性需求之后，我們才應該來算水利設施帶來的經濟效益增量。

主要依托三峽、葛洲壩、溪洛渡、向家壩四座巨型水電站的長江電力（600900），是全球最大水電公司。

簡單來說，就是穩定的“現金奶牛”。

公司2019年年報顯示，在去年長江流域來水總體偏枯的情況下，公司實現收入498.74億元，歸母凈利潤215.43億元。預計公司2020-2022年歸母凈利潤分別為223/232/241億元，盈利穩定且承諾較高的分紅比例（2021-2025年現金分紅不低于當年實現凈利潤的70%），未來伴隨著融資成本下行、有息負債下降、機組折舊到期，公司盈利還將進一步提升。

但三峽工程的經濟效益，還遠未被完全開發出來。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最近幾天讓許多網友感嘆“奔涌的人民幣”的新安江水庫。

這位共和國水庫長子今年61歲，有財有勢。

今年4月29日，農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在港交所披露招股書，正式啟動IPO。

招股書顯示，2017-2019年，農夫山泉的收益分別為174.91億元（人民幣，下同）、204.75億元、240.21億元。2018、2019年的收益同比增速分別為17.1%、17.3%。近三年的經調整年內凈利潤分別為33.86億元、36.12億元、49.57億元。其中，包裝飲用水收入占據營收一半以上，近三年在的占比均接近60%。

千島湖邊的淳安縣，這幾年的旅游收入呈階梯式增長。

2015年，首次突破百億，達101.1億元。

2016年，119.83億元。

2017年，157.73億元。

2018年，191.58億元。

2019年，231.93億元

此外，新安江水庫還提供著杭州以及上海部分地區等周邊城市約2000萬人的飲水供應；承擔了下游地區的灌溉功能；新安江水電站則承擔著華東地區電網調峰、調頻和事故備用等重要任務。

還有這次廣受網友心疼的花鰱魚，估計千島湖里共有5萬噸左右，每年捕撈量是4000噸，按市價18元一斤算，大約值1.44億元。

但在毛主席拍板建設新安江水庫之初，顯然，這些經濟效益并不在主要考慮之列。當時的規劃主要是為了解決下游杭州、上海等大城市供水供電，輻射周邊蘇浙皖，兼顧防洪抗旱功能。

1954年冬，在國家的統一協調指揮下，從上海、江浙調來的大批技術骨干組成的勘測設計院正式組建；1956年8月，施工單位開始籌建并進入施工階段；1959年9月，水庫建成開始蓄水。

新中國組織上萬人參與，工程開挖土石方585.92萬立方米，澆筑混凝土與鋼筋混凝土175.5萬立方米，使用水泥34.75萬噸、鋼材3.62萬噸、木材13.55立方米，修建專用鐵路64公里。

古人說，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大抵如此。

在最不講究GDP的時代，他們造出了一個GDP的“全能王”，可能我們中國人的追求，確實不太一樣吧。

遙想成就成都平原2000多年“天府之國”的都江堰，要怎樣計算它的經濟賬呢？

也許，給三峽這樣的工程算賬，我們也需要一個千年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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