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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觀察者網 李泠】

觀察者網：“教協”解散，這消息對你們來說突然嗎？之前有沒有風聲？

鄧飛：非常突然，沒有風聲。這“突然”倒不在于它解散本身，因為隨著央媒持續的抨擊，再加上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批評，它已是江河日下；這組織解散，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只不過我們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時候或以什么方式解散而已。所以10號忽然就冒出來說要解散，有一點意外罷了。

我所說的“突然”，在于嚴格說來，根據“教協”自己公開的章程，當下的這種解散其實是不符合它自己的章程規定的。按照其自己擬定的章程第20條，它應該要召開會員大會，根據2/3以上會員無記名投票來決定解散與否，而不是由他們的理事會、領導層自己說了算的。

說一個不恰當的比喻，好比一家上市公司，董事會、股東大會沒開，一個總經理單方面決定公司倒閉，這是很匪夷所思的一件事。現在香港的媒體和社會人士都在關注這事，想知道他們在玩什么，是真解散還是假解散。

這一操作讓我錯愕——為什么它到最后要解散的時候，仍給教育界和社會大眾展示一種負面的榜樣作用？他們自己制定的章程，最后都不照章工作，那你還能指望他們會遵守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相關規定嗎？

香港“教協”8月10日突然宣布一致決定解散（圖/港媒）

觀察者網：對于“教協”，內地很多民眾了解不深，大概印象可能僅限于它慫恿包庇“黃師”恣意妄為。您作為教育界業內人士，能否介紹下“教協”作為一個教師工會，其歷史上曾主導或參與過哪些事情？

鄧飛：“教協”不是一般的社會團體組織，而是注冊為教師工會。其創立于1973年，成立之初正好趕上兩次教師勞資糾紛，比如老師不同學歷對應不同薪水的“同工不同酬”問題，再比如老師懷疑學校管理層在財務上手腳不干凈，于是投訴到廉政公署，等等。作為教師工會，“教協”在這兩件事上的處理比較成功，最終讓政府妥協，確保老師薪水相對公平，就此打響名堂，吸引來一批鐵桿。

到了19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開始討論回歸歷程。那時候還不存在什么泛民或反對派，參與創會的會長司徒華當時是樂于擁抱回歸的。《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后，全國人大決定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他屬于草委會成員之一。整個1980年代，作為香港最大教師工會的代表，他都保持著跟中央政府合作的態度。

1980年代末，因政治風波，司徒華與中央分道揚鑣，可以說大家徹底翻臉掀桌子了。司徒華辭去了草委會的職位，同時“教協”做了幾樣很重要的工作。

司徒華首先聯合多個民間團體一起創辦了“反中央政府”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支聯會”最初的核心會員都來自“教協”，甚至連財務管理也都由“教協”負責，兩者可以說是一體兩面。

1991年，港英政府開始搞立法局選舉直選，此前就連任教育界議席的司徒華把教育界議席的機會讓給“教協”接任會長張文光，自己轉戰九龍東選區，并憑借在政治風波后暴漲的人氣高票當選。換言之，他已經“出圈”了，名氣不僅僅局限在教育界。

司徒華（資料圖/港媒）

因為這首屆立法局選舉直選，司徒華還和李柱銘等人成立了“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也就是“香港民主黨”的前身，其最核心成員仍出自“教協”，若論組織內部影響力，司徒華超越李柱銘。而在這次選舉中，港同盟拿下了絕大部分直選議席。隨著后面選舉的持續進行，反對派政黨開始成形。換言之，“教協”是這些鐵桿“反中央政府”的團體組織的核心。

在九七過渡之后，2000年起，香港的教育開啟了一個很重要的改革，包括學制和課程的更改。學制的改革很簡單，大學從三年制變成四年制，中學從“5+2”七年制改成跟世界接軌的“3+3”六年制。學制改完后，所有科目課程也必然要改。這個過程中就發生了兩件事，不過都跟政治無關。

第一，課程改革對老師的工作量有很大的影響。你想想，如果你已經當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老師，課程習慣到在教室幾乎閉著眼都能講課，現在不行了，要從頭再來，那你是不是要煩死？任何改革必然會觸動到既得利益，這既得利益未必跟錢有關，而是不想改變自己固有的工作時間、工作習慣、工作量等等。所以，勢在必行的教改讓相當一部分老師產生了不滿、怨恨的情緒。

同時期又發生了另外一件更要命的事——1998年出現的金融風暴對教育界產生了間接的沖擊。

香港的教育，無論是官立學校還是資助學校，基本上99%的學校都拿政府資助，而且政府的資助是占壓倒性地位的，有的學校經費100%由政府承擔。事實上，很長時間里，教育一直在香港政府的所有財政支出中占據最大比例（20%左右）。所有中小學老師的薪水都按公務員的等級發放，而且你每學年即使什么都沒干，薪水的等級都能自動向上調一級，這意味著政府的財政包袱非常大。

金融風暴過后，香港特區政府開始出現了罕見的財政赤字，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于是提議所有政府部門都必須要節約。教育作為政府財政最大支出，肯定跑不掉，也要想方設法節約用錢。當時教育統籌局的一位官員就將財政壓縮與學制、課程改革結合起來——具體做法很簡單，用內地的說法，就是將工分折算成一次性補償，趕緊走人；留下來的人，得接受工作量的改變。

老師們的“奶酪”被動了，“教協”作為一個工會，當然要做這方面的抗爭動作，用內地的說法，就是開始維權了。我剛入行當老師的時候，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會收到“教協”發來的一封電子郵件，呼吁大家去游行示威。游行示威的由頭很多，但是說到底基本上都是跟教改和財政壓縮相關。從2000年到2012年，我可以肯定地說，大部分的游行示威都跟教育界相關，而這些游行示威都是“教協”動員起來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教協”的政治-商業模式就開始高度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