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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翟庭君（Tings Chak）| 維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翻譯/馬力】

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1893-1976）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當時，30萬人聚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慶祝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和新領導班子正式上任。毛主席在發表完講話之后，按下電鈕升起了第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朱德總司令檢閱了部隊。當天，中國很多其他城市也舉行了類似的慶祝活動。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毛澤東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新華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結束了中國一個多世紀的屈辱歷史。這段歷史從1839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期間還經歷了漫長的二戰——對中國來說，1931年日本開始占領東北是二戰的開端。在開國大典舉行的十天前，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毛主席說：“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作為一個全新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中有兩個重要的詞：“人民”和“共和”。“共和”一詞意味著1911年革命的完成，這場革命結束了清王朝（1644-1911）對中國的統治，同時開啟了中國的后君主時代。

中國的共和思想從康有為（1858-1927）和梁啟超（1873-1929）等眾多的改革派人士那里獲得啟發，他們支持君主立憲，然后由孫中山（1866-1925）付諸實踐。孫中山不僅反對君主政體，更重要的是他還反對數個世紀以來中國文化中的一些弊病，希望生活在幅員遼闊的國土上的中國人能實現團結。

另一個詞“人民”在中國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它意味著國家必須代表構成社會大多數的一系列階級，也就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他們就是中國五星紅旗上的四顆小星，而中間的一顆大星代表中國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是作為中國社會轉型的工具而存在的，它并不是轉型的結果。1949年的中國還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是一個即將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中國革命不是1949年發生的一個事件，而是很久以前就開始了，這場革命至少是從1931年在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或1936年在延安建立革命根據地就開始了，甚至還要更早。

三項重大任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這個國家還沒有實現領土的統一，甚至依舊面臨帝國主義侵略的威脅。中國在1949年之后完成的兩項重大任務包括：首先，在中國西南部和南部徹底清除國民黨殘余部隊；其次，以1950年2月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為標志，在世界上建立同盟關系，以平衡帝國主義對國民黨的支持，并抵抗于1950年6月開啟的美國對朝鮮半島入侵。打擊右派和建立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力量，這兩項工作使得中國不得不延緩實施第三項任務：土地改革。土改是中共在革命戰爭中持續最久的一項工作。

1950年冬天，中國共產黨決定啟動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進程，到1953年春天土改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法》第一條總則指出:“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這就是土地改革的目標。

在整個過程中，國家鼓勵由中國共產黨培養和領導的基層政治力量，進行了一場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的土地改革。國家不是要把土地贈與農民，而是要確保農民能夠參與地區和地方建設，完成本地區的資源再分配任務。中國的土地改革并非簡單的將土地從地主那里強制沒收，而是在農村將土地關系從封建壓迫轉變為更加公正，這更是一場政治教育。到1956年，全國90%的農民已經有地可種，1億農民參加了農業合作社，資本主義工商業也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

土地改革產生了如下正面的影響：它意味著無地農民和長工有機會獲得土地和資源，使他們能夠有尊嚴地生活；它意味著在農村人口與土地之間建立了利益關系，鼓勵農民對土地品質進行改善，從而提高農業生產力；它意味著舊的地主階級等級文化以及由父權關系導致的各種悲慘狀況被劃上了句號。這些積極成果極大地改善了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全國人民對中國革命的熱情很快被激發起來。

告別舊社會

1949年，根據官方數據，中國社會的識字率為20%，然而大量跡象表明這可能是一個夸大的數字。極低的識字率僅僅是體現中國落后狀況的一個指標。另一個指標是人口死亡率，這個數字高達40%，嬰兒死亡率達到驚人的每1000名新生嬰兒中有250人死亡。當時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還不到35歲。

圖為1960年，新疆塔什庫爾干塔吉克族自治縣慕士塔格人民公社二大隊的社員在小學生的幫助下在田間學習文化。新華社

在經歷了被帝國主義列強羞辱的百年之后，中國的GDP從19世紀初占全球經濟的三分之一左右，下降到新中國成立時的5%。當時，按人均GDP計算，中國在世界貧窮國家排行榜上名列第11位，僅有8個非洲國家和2個亞洲國家比中國人更加貧窮。

19世紀以來，中國農村陷入巨大動蕩，這可以在一系列反抗外國入侵的戰爭和農民起義上得到反映，如太平天國運動（1850-1864）、捻軍起義（1851-1868）和杜文秀起義（1856-1872），此外一些封建地主的行為，也迫使農民和長工陷入了一種走投無路的境地。這些人之所以參加戰斗，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他們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與抗日戰爭的大背景不無關系，也源于中國共產黨在長征期間和長征結束后所作出的各項英明戰略決策。

告別舊社會并不是一項容易完成的工作。中國當時沒有資源在短時間內建立起足夠的教育和衛生基礎設施來服務于人民，并借此實現財富的重新分配。在土改過程中，中國在周恩來（1898-1976）和陳云（1905-1995）的領導下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該計劃歷時兩年制定完成，其中強調中國應完成四項任務：

第一，中國應建立自己的工業基礎，以滿足城鄉人民的需求。在國家所有的建設資金中，有58.2%投入工業領域。

第二，應該根據實際情況而不是空想來建設新中國。這意味著國家所掌握的寶貴資源必須得到合理利用，中國需要培養一支龐大的公務員隊伍來處理國家的日常工作，并利用國家的權力來推動國民經濟的民主化。

第三，盡管蘇聯在中國早期的工業化過程中的確提供了幫助，但中國應該在不過度依賴外部力量的情況下，使用任何可能的手段進行獨立的工業生產。在“一五”計劃期間，蘇聯共向中國派遣了3000名技術專家，并接收了1.2萬名中國留學生到蘇聯學習科學技術。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發展所需的外國貸款僅占國家財政總收入的2.7%。

第四，在中國這樣一個貧窮的國家，應該在國家的資本積累與人民的消費需求之間取得平衡。“一五”計劃明確指出，要慎重考慮如何滿足人民群眾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把過多的資源投入固定資產，可能會打擊人們對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而把過多的資源用于解決眼前人民的生活困難，只會把問題拖到未來。

由于第一個五年計劃部署周密，中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進展，但這些進展還不足以滿足人們當時巨大的需求。雖然提高物質生活條件的各種客觀因素在逐漸累積，但若要解決重大的社會問題，就必須發揮主觀能動性。

中國有很多具有高度工作積極性的干部，他們把戰爭年代的犧牲精神和工作經驗發揮了出來，中國的掃盲和醫療健康事業在這一時期都實現了極大的進步。

從1950年到1956年，中國共產黨組織了大規模的掃盲運動，其中甚至包括在田間為農民舉辦識字班。1953年11月24日，政務院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發出《關于掃盲標準、掃盲畢業考試等暫行辦法的通知》，有1.5億人參加了掃盲和各級業余學校的學習。

在20世紀40年代的混亂年代，中國的許多農村地區形成了互助的傳統，這一傳統對新中國建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起到很大作用。有了這種形式的醫療保險，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開始投入資源建設公共衛生設施，包括在一些內陸省份建立綜合性醫院，并且在農村建立了大量衛生所。此外，中國還制定了“赤腳醫生”計劃，允許醫學院為醫生提供基本培訓，以便前往農村地區為人們服務，這使農民能夠獲得以往沒有的初級醫療保健服務。

中國還需要對抗腐敗和干部受到侵蝕的現象，這在當時已成為很棘手的問題。1951年和1952年，中國分別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了“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兩場斗爭。

在改革開放前的29年里（1949-1978），中國人的預期壽命增加了32歲。換句話說，在中國革命成功后的每一年，中國人的平均壽命都增加一歲以上。1949年，全國文盲率高達80%，不到30年的時間，城市文盲率降至16.4%，農村文盲率降至34.7%，適齡兒童入學率從20%提高到90%，醫院數量增加了兩倍。

從1952年到1977年，中國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11.3%。就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而言，1949年中國還沒有國產汽車，到1970年他們已經有能力向外太空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衛星在軌道上反復播放了《東方紅》樂曲，工作了28天，不過直到今天東方紅一號衛星仍在地球軌道上運行。在毛主席領導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程中，中國取得了眾多工業、經濟和社會成就，這為1978年后中國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