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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練掌握新聞學奧義的西方媒體當然對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官方說明不買賬，仍像個壞了的復讀機似的，不斷重復著“事發新冠疫情期間，你調查受限，所以證據不可靠”“23名運動員同時被檢出藥物陽性，規模之大必然是有更高的力量在背后主導”“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報告根本無法指明污染的發生途徑，不能讓人信服”等言論。在輿論的輪番轟炸之下，不堪其擾的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甚至在4月22日專門召開了一場面向所有人的媒體會，并在會后上傳了會議錄像。

在此后的兩個月間，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又發布了一系列的官方文件，回擊西方媒體的虛假指控。平均每周都要發布一篇，數量多到直接在首頁最顯眼的位置創建了一個專欄。4月29日，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上傳了一份名為《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出版的有關中國游泳選手受污染個案的介紹和常見問題》的PDF文件，在這份文件中，就部分西方媒體提出質疑的內容再一次從細節和邏輯上予以澄清。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在官網上發布的專欄文章世界反興奮劑機構

在這些文章中，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給予了明確的解釋和回擊：

2021年1月1日-3日間，中國反興奮劑機構收集了60份中國游泳運動員的尿液樣本，這是一場全國性質的游泳比賽，共有201名運動員參加，本次比賽不是奧運會選拔的資格賽。

由國際反興奮劑機構認可的北京實驗室在檢測發現藥物反應呈陽性后，相關結果便進入到了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反興奮劑管理系統（ADAMS）中。2021年4月，中國反興奮劑機構正式通知世界反興奮劑機構這一情況，且開始調查樣本中曲美他嗪的來源。

綜合所有因素，國際反興奮劑機構認定這極大可能就是一起群體受污染事件。

首先，參加檢測的23名游泳者的28個陽性樣本都是在同一時間送檢，但曲美他嗪的檢出水平一直都非常低。

其次，這些游泳運動員來自中國不同的省市、注冊在不同的俱樂部、由不同的教練指導，當這些陽性樣本出現的時候，他們才剛好聚集在一個地方。在整個比賽期間，許多選手都頻繁接受檢測，其中一些人甚至留有連續兩天到三天進行檢測的記錄。有一些運動員在幾個小時內的檢測結果，有陽也有陰，這與故意攝入興奮劑以提高運動表現的情況不符，也與微量攝入的情況不符。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住在另外一家酒店的三名運動員在接受檢測時，沒有一人出現過一次陽性反應。

在此后的五個月內，中國的游泳運動員沒有被安排參加任何國際游泳比賽。2021年6月15日，中國反興奮劑組織向國際反興奮劑組織通報，他們在涉事酒店的廚房（調料罐、排風扇和下水道中）檢測到曲美他嗪，因此推斷運動員是在無意中被污染，后續不會以違反反興奮劑規則立案處理，這一決定同時也上報給了世界水上運動協會（國際泳聯）。

國際反興奮劑機構在21天的上訴期限內，將卷宗交由外部律師審查和咨詢，并要求科學部評估。經過徹底的科學調查，包括從曲美他嗪制造商處收到的反饋，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科學部門最終認定，污染說法可信，沒有其他的具體科學因素能對其提出質疑。

7月，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收到一名英國律師起草的法律咨詢意見，他認為沒有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訴的必要。世界水上運動協會也就這一立場達成一致，決定同樣不對中國反興奮劑機構的決定提出上訴。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多次向公眾作出解釋，從過往的經驗看，曲美他嗪的污染可以以多種形式存在，比如受污染的營養劑、肉類、水等，目前沒有別的證據表明興奮劑的攝入，所有的證據都支持中方提出的污染理論。另外一個更重要的證據是，所有陽性樣本的分析結果都在一個非常低的濃度范圍之內，以運動員不止一次接受測試的情況來看，這與故意攝入曲美他嗪的情況不一致，反而與某種形式的污染相一致。

對于以《紐約時報》為首的部分媒體，刻意炒作俄羅斯花滑運動員瓦利耶娃的案件，來類比此次23名中國游泳運動員藥檢陽性事件，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也直言不諱地進行了強硬的否認。瓦利耶娃關于接觸到祖父的治療藥物而被污染的解釋，與曲美他嗪的藥代動力學不符，因此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才在特設法庭上對她提出了質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之后采信了該立場，也是基于瓦利耶娃的解釋有著嚴重的證據缺陷。

盡管此前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已經定性為污染事件，但路透社報道標題卻為美國正在調查中國運動員服用興奮劑案路透社

一言以蔽之就是，除了到處嚷嚷“我不要你覺得，我要覺得”的西方媒體，參與實際調查的各方都追求確鑿的證據。

對于中國運動員是否會因為此次曲美他嗪的攝入而在比賽中獲益，世界反興奮劑組織同樣干脆利落地以科學的解釋予以否認：根據樣本中檢測到的曲美他嗪的濃度，這些運動員本就不會在2021年1月1日-3日的全國比賽中有任何成績收益，更不必說在七個月后舉行的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等國際賽事中。

眼見在科學證據上無法將國際反興奮劑機構駁倒，西方媒體又十分靈活地將話題引向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有公開的必要性，不然就有理由懷疑國際反興奮劑機構內部存在對中國的包庇。

對此，國際反興奮劑機構嚴肅地指出，公開發表運動員沒有過錯或疏忽的案件對于動員是非常不公平的，并且引用了最近一個美國反興奮劑機構的實例，在這個同樣沒有被公開的案件中，運動員被發現通過對他們的狗服用藥物而無辜地接觸到了違禁物質，上文中提到的美國反興奮劑機構首席執行官特拉維斯就對此公開引用了如下說法：“如果運動員從完全無辜的來源接觸到違禁物質并對運動成績不會產生任何影響，那么美國反興奮劑機構繼續主張不該判其違規或公開宣布。”

如果按照西方媒體的思考邏輯，不需要任何證據，只要一廂情愿的質疑就行，那么面對給狗喂藥而接觸到違禁藥品的解釋，他們能夠全盤接受還真是非常的符合情理。

畢竟，給狗喂藥喂到人肚子里去，沒什么毛病。

盡管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如此據理力爭，但面對西方媒體的合力圍剿，多少還是力不從心。4月25日，世界反興奮劑組機構宣布已邀請獨立檢察官，對中國游泳運動員受污染案件進行處理；7月9日，獨立檢察官得出結論：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對中國沒有任何偏袒，不對中國游泳案件上訴的決定是無可爭議的合理。

遺憾的是，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作出的這些努力，都被西方媒體和美國反興奮劑機構的官員無視或曲解，當他們找不出證據來證明自己的荒唐觀點時，就開始發揮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對參與此次調查的機構和個人瘋狂地進行立場上的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