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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們針對政策要有怎樣的響應，尤其是對于財政壓力要有怎樣的政策響應呢？

第一，要讓各國的貨幣去作出響應，以便資產負債表的狀況能夠好轉；另外利率會上升，有助于減少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此外，還有市場工具，比如說準備金率以及相關的干預措施。不管怎么說任何措施還是要有信心才行，比如說要進行政策改革，要保持一定的流動性。利率上升今后會帶來的風險其實是有限的。低收入的國家又如何應對轉型？很多國家是出口型國家，需要進入新的時期，在這一時期，面臨著商品超級周期的轉型。商品原材料價格，包括原油價格在3—5年內都會很低。所以這些低收入國家，今后會進入比較高的收入增長時期和GDP增長時期。過去，這些國家GDP增長非常緩慢，但是從2000年以來，突然上升到5.4%。世界的投資促進了商品生產以及出口。

世界經濟的主要風險和政策挑戰是什么呢？主要在于新興市場和低收入國家，他們應該調整政策，否則其脆弱性就會增加。另外還要考慮到轉型相關的風險，比如說希臘還有波羅的海周邊國家相，他們對中國也有影響。不過，中國的經濟正在放緩，這種影響畢竟還是有限的。希臘和一些新興國家的潛在經濟增長會放緩，現在的增長比原來長期的增長緩慢得多，這就是風險。這都是在剛才所說的全球經濟放緩的情況下所出現的。那么帶來的政策挑戰風險是什么呢，比如說對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會帶來一定影響，但是其影響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結構性政策也比較重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經常談到結構性政策，轉型期就得考慮到結構政策。短期來說，結構調整是很痛苦的，但是中期和長期可能會帶來效益，因為在未來利率是會上升的。現在增長盡管非常緩慢，但是新興經濟體一定要發出信號，要采取不同措施，向市場參與者發出信號。只有采取全面的改革才能夠帶來中期和長期經濟的增長。

現在我再重復一下這四個問題。現在全球經濟實際上正在緩慢增長，今后可能還會放緩；美國的政策正在轉型，對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都會帶來一定的風險，但是程度是有限的；低收入國家的增長已經過頭了，不過我們預期這些國家在未來的增長依然會保持強勁；此外，風險主要還是與商品價格放緩等等相關。

互動環節：

提問一：我的問題是國際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七年了，全球經濟似乎還沒有擺脫金融危機的影響，那么現在看覺得周期性的因素是在減弱，但是結構性的因素是在上升。最近，大家都在討論全球潛在增長力的下降。隨著人口的老齡化，結構性改革的滯后，潛在增長力在下降，您怎么看這個問題，您似乎沒有提到這個因素。未來全球經濟能擺脫這種低迷的狀態嗎？第二，最近大家都在討論全球貿易增長比全球經濟增速還低，主要經濟體貿易都是負增長，按照全球分工的深化，貿易的增長應該快于經濟增長，但是現在貿易增長比經濟增長還低，這些一個謎，你們認為是什么原因呢？

阿伊汗·高斯：關于第一個問題，是不是金融危機目前還沒有離開我們，我們在未來能否擺脫它的影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現在經濟危機最差的影響依然沒有離去，它們依然在世界各地彌漫，尤其是在一些新興經濟體，只要美國經濟不上升的話。而且大家對于未來美國經濟增長仍然存有疑問，歐洲地區也面臨重大挑戰，尤其是希臘危機。除了希臘危機，歐元區還有其他問題，即全球經濟危機和全球債務危機。2011、2012年的債務危機依然在產生影響，尤其是歐洲的財政部門，以及住宅部門，其資產負債表看起來不是那么美妙。如果從全球的角度來說，不管怎么樣在過去歷史上，它們盡管也經歷了大的衰退，比如說3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不過后來全球的經濟還是回升了。所以從美國的角度來說，我們認為其經濟還是會復蘇的。

全球經濟危機以后，新興經濟體的市場做得相當的棒，但是2010年以來，它們的經濟每年都在放緩，們認為是重大的挑戰。

我們也發現很多國家正在進行結構性改革，中國正是其中之一，印度、墨西哥都在進行結構性改革，這個改革當然是有陣痛的，但是你想要未來的經濟增長，必須要經過這個階段。

第二個問題，全球貿易為什么放緩，為什么低于經濟增長呢？這個問題一定要理解，這樣才能夠理解新興經濟體增長的放緩。

這些新興經濟體有很多都是依賴于貿易，這也有一些結構性的原因。從全球范圍內相對來說，一方面是行業部門性的問題，第二是結構性的部門，第一是發達國家需求不存在了，他們對很多商品的需求消失了，這就導致很多全球貿易消失不見了。另外的結構性的問題，有兩點：一是在過去，我們發現了很多國家，貿易泡沫上升，供應鏈大幅度擴張，尤其是在歐洲，以及在中國大陸。供應鏈大幅度的擴張涉及方方面面，但是貿易的供應鏈卻在放緩。那么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往來自然量就會下降。也就是說，過去的供應鏈也不存在了，這個貿易發展的引擎也不在了。

我們觀察到，雖然貿易壁壘消失了，但是由于出現了TTP等區域性協定，這對全球的貿易又帶來新的挑戰，特別是新興經濟或者是發達國家，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

提問二：2000年以來由于出現了新的貿易協定，我們是不是看到了更多的貿易保護主義呢？

阿伊汗·高斯：在世界金融危機以來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是不是保護主義抬頭了，大家可以看看有一些國家的確如此，采取了一些保護主義的措施，在金融危機之前貿易增長6%—8%，現在只有4%左右，的確出現了一些壁壘，但是這些壁壘不足以導致世界貿易的萎縮。因為金融領域累計了大量的問題，會影響到貿易的信用，特別是在2008—2009的時候貿易下跌了，從那之后貿易的信用又提高了恢復了。所以這個解釋也不能令人信服，所以我想可能是其他的答案，可能是結構性的原因。

二、司克禮談對中國新常態下經濟轉型改革的建議

司克禮(Karlis Smits)，世界銀行中國、蒙古和韓國局高級經濟學家，拉脫維亞人，在北京上班。

中國處于一個十字路口，經濟正在轉變，走了一半的路。社會領域也在發生轉變。大概有6億人口已經脫貧了。第三個轉變是環境，這方面不是很成功。中國的增長模式是粗放式的，帶來了很多全球和地方的環保問題。中國的增長模式要轉變。另外，資本重新再分配，從國營到私營，勞動力成本上升，這個轉變帶來了很大代價，對社會、對環境都是如此。

所謂新常態，是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即經濟增長速度降下來，質量會提高，經濟結構要調整，顯得更加有靈活性。所以，經濟引擎更多轉向創新導向型，而不是資本或者投資拉動的，這種增長模式是我們希望得到的。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面臨很多挑戰，需要各式各樣的工具，比如財政、金融，沒有一個工具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比如說結構調整或者創新。

有幾個歪曲，第一個，增長引擎有的地方是不匹配的，比如說三個要素市場，資本、土地和勞動力。過去三十年為什么很成功，因為中國的崛起主要在制造業方面很成功，在產品市場方面非常成功，所以在全世界取得領先地位。生產這些產品的工廠，無論哪些要素，土地、資本、勞動力，還沒有受到競爭壓力。這種模式發生轉變以后，這三大要素會面臨很大的壓力。投資不均也會歪曲投資分配，勞動力市場流動性放緩，意味著收入的差距拉大。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很大。我們還沒有達到高收入國家的行列，我們的負債與GDP，人均GDP與債務之間的關系，并沒有處于一種正常的水平，與韓國還有反差。

第二個歪曲情況就是勞動力市場。戶口限制了人口的流動。對中產階級影響非常大，農民工到城里來無法帶家屬。如果家屬沒有來，他無法成為真正的消費者，消費比較低。從絕對的角度，跟巴西和韓國比，目前農村收入水平明顯很低，所以我們缺乏一個中產階級的形成。

更重要的扭曲是土地市場的缺乏。地方政府缺乏手段來推動土地的轉讓流動，現在土地的累積并沒有提高農村人口收入增長。根據人口普查，好象現在有40%的城鎮化，不是因為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了，而是城市人口分散出去了，這是逆向的。

大家可以看到，人口密度減少，也導致了勞動生產力的下降。如果密度下降，企業就無法形成指數性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