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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觀察者網 奕含】美國《福布斯》網站8月5日發表專欄文章《中美貿易戰的日本前車之鑒》，作者王月魂（Yuwa Hedrick-Wong），為萬事達卡（MasterCard）經濟顧問。

文章梳理了上世紀80年代日美貿易戰的過程，強調曾設計廣場協議的美國就是最大的貨幣操縱者。文章還通過對比中美與日美的經濟力量，指出與美國的貿易戰中，中國不會成為另一個日本。

報道稱，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揚言，擬對總額高達20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加征關稅，從現有的10%增加至25%。

如果加稅最終實施，這將是貿易戰的升級。那么在美國不斷施加的壓力下，中國是否會退縮，成為特朗普希望看到的樣子呢？

對此，我們重新審視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對日本發動的貿易戰。如今，許多人都已忘記了這段歷史，但北京方面顯然不是，因為當年發生在日本身上的事恰為北京要避免的。那么，這場前車之鑒究竟是什么樣的？

“二戰”結束后，由于出口導向型制造業迅速發展，日本與美國于1965年首次出現貿易順差。根據IMF的數據，在接下來二十年里，日本與美國的貿易順差不斷擴大，1986年達到美國GDP的1.3%。

在上世紀70年代初，美國開始抱怨與日本不斷增加的貿易逆差。作為70年代石油危機的結果，油價上漲催生了美日貿易戰。

日本汽車出口便是代表。由于油價大漲，制造精良、省油的日本汽車迅速在美國市場獲得認可，直接沖擊美國汽車制造商。到了1979年，美國最大的汽車制造商之一克萊斯勒集團瀕臨倒閉。為避免破產，克萊斯勒需要政府提供15億美元的救助貸款。一時間，人們發現日本“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危及到美國的國家安全，并令美國工人失業，這引發更多的抱怨。聽起來是不是有點熟？

在1976至1989年間，美國根據1974年頒布的《美國貿易法》第301條內容（也就是特朗普政府如今援引的“301條款”）對日本出口到美國的產品進行了20次調查，涉及汽車、鋼鐵、電信、制藥、半導體等等。為避免矛盾，日本接受美國政府要求，同意對所有爭議的出口產品實施自愿出口限制，允許美國對日本出口的產品數量施加限制措施。

不過，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并沒有隨著自愿限制措施而減少。為滿足美國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隨后通過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鼓勵國內消費。結果是日本國內消費的確上漲，特別是因低利率推動的房地產市場變得火爆。但即便如此，上述舉措也并未對增加從美國進口、減少日美貿易順差起到太大作用。

由此，日美貿易戰進入第三輪，也就是最后一次。美國政府指責日本操縱匯率，令日元兌美元匯率保持低位，從而給日本商品出口提供了不公平的優勢。1985年9月，日本被迫簽署廣場協議，允許貨幣大幅升值。

作為最大的貨幣操縱者，美國設計了這份協議。日本、法國、西德和英國半推半就，雖然存在不同程度的抵觸但終對其妥協，允許日元和德國馬克對美元升值。

對于所謂的“貨幣操縱”的指責，廣場協議的確有效。根據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數據，1985-1988年間，日元兌美元升值高達88%。

盡管如此，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依然沒有消失。不過，那時候已經不太重要了。日本實施多年的超寬松貨幣政策給日本經濟造成了大規模的資產泡沫，在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尤為凸顯。

1989年，資產泡沫破裂。多年來，日本企業間賴以維持“舒適”的緊密關系加劇了硬著陸以及隨之而來的蕭條。因為這種關系很難給市場一個得到全新開始的機會。

接下來是日本二十年的經濟停滯。盡管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持續存在，但在經濟衰退中，美國面臨的困境并不比日本多。

《福布斯》報道稱，盡管當年日本政府向美國提出的所有要求屈服，但北京方面不會沒有注意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并未因此消失。

站在北京的角度看，美日貿易戰的教訓是明顯的：既不能像日本那樣屈服于美國的壓力，也不能像日本那樣完全依賴美國作為出口市場。而且，如今的中國處于更有利的地位，可以將這些經驗、教訓付諸實踐。

IMF表示，上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的GDP僅占美國的40%。當時，日本的進口總量并未達到足以使其具有真正的國際影響力。相比之下，去年，中國的GDP已接近美國的70％。美國已是日本、澳大利亞、巴西、俄羅斯、南非、韓國等一系列國家的最大市場。

鑒于此，在與美國的貿易戰中，中國不會成為另一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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