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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國大學校園內的反戰示威不斷發酵，美聯社5月2日報道統計顯示，自4月中旬美國警方清理哥倫比亞大學抗議者營地以來，全美數十所高校已有超2000人被逮捕。5月2日上午，美國警方又暴力拆除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中的抗議者營地。不少美國人聯想起了20世紀60年代反對越南戰爭的示威活動。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與保守勢力，則在不斷地用所謂“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攻擊對以色列政策的抗議。美眾議院5月1日通過了所謂的“反猶太主義意識法案”（Antisemitism Awareness Act）。8日，美國總統拜登出席在國會大廈舉行的猶太人大屠殺受害者紀念活動，又再次明確使用了這一話術。

現居加利福尼亞州的喬納·拉斯金（Jonah Raskin）是美國猶太裔作家、索諾瑪州立大學名譽教授，曾在1968年和1969年兩度因參與抗議活動而被捕。觀察者網對話拉斯金教授，探討了美國上世紀60年代的抗議與近日事件的異同，“反猶太主義”指控背后的種種現象，以及美國政治中的“猶太影響”。

觀察者網：美國校園針對加沙戰爭的抗議持續了數月。為什么局勢突然升級？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抗議是否有類似的“突變”，它們有什么相似性？

拉斯金：突變是抗議、反叛和革命的固有特征（例如英國、法國、美國、俄羅斯的革命），通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逐漸醞釀，但迅猛的發展或臨界點的突破，必定由某些事件觸發。

1968年4月4日，馬丁·路德·金博士被暗殺，這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導致全美國的城市發生騷亂，并引發了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學生的行動。在哥倫比亞大學，抗議活動在1968年4月之前已經醞釀了數月甚至數年。金被暗殺對黑人和白人學生來說都是如此令人震驚，以至于他們覺得有必要采取行動。

馬丁·路德·金遇刺現場今昔對比，圖片來源：CNN

在當前的歷史時期，2023年10月7日事件后，以色列軍隊對加沙的進攻、轟炸，以及所導致的平民死亡，推動了最近一波反對以色列政府和猶太復國主義的抗議活動，盡管學生們早就對內塔尼亞胡及其政策、約旦河西岸的定居點以及巴勒斯坦人的流離失所有所不滿。

批評以色列政府的聲音，長期以來都在指責其實施種族滅絕，而在加沙地區遭受襲擊、醫院和學校遭到破壞、大量市民喪生后，對種族滅絕的指控似乎獲得了新的意義。

加沙地帶拉法市近日被炸后的慘狀，圖片來源：CBS視頻截圖

觀察者網：然而，如今的抗議規模與20世紀60年代相比，似乎要小得多。您認為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現今的美國學生是否與當年的前輩具有同樣的良知與決心，而大眾目前卻并沒有達到這樣的高度？有些人認為，在20世紀60年代，越南戰爭中美軍的慘痛傷亡，才是公眾憤怒的主要催化劑，而不是更寬泛的國際原則或越南的悲慘狀況。這可能是今天許多美國人仍然支持以色列的原因嗎？

拉斯金：在20世紀60年代，越南戰爭（越南人稱之為“美國戰爭”）在學生和美國公民的抗議中扮演了決定性角色。戰爭對美國人的意識、良知和行動的影響不可低估。反對戰爭的示威活動從1964年開始規模較小，這也是我第一次在紐約參加反戰抗議的時間。示威活動在規模上逐漸擴大，并從紐約擴展到全國各地，大小城市均有發生。

我認為，最近抗議以軍在加沙行動的學生，對他們所做的事情充滿熱情。他們正在冒著失去自由、未來和教育的風險。部分學生可能會受到嚴厲懲罰。

相比1965年到1972年的美國大規模反戰示威活動，當今的抗議顯得相對較小，可能是因為我們仍處于反對以色列政府和猶太復國主義的抗議初期階段。

美國《獨立宣言》提到：“經驗顯示，只要尚能忍受，人類還是傾向于忍受惡行，而不是通過廢除他們習慣的形式來糾正。但當一連串的濫用權力和強取豪奪持續不斷，企圖將他們置于暴政之下時，他們有權利，有義務，將其廢除，并為未來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這一觀點在1776年是真實的，如今也是如此。這些美國學生在忍受惡行，直到無法忍受為止。

1964年在伯克利，馬里奧·薩維奧，一個抗議運動的發言人說：“有一段時間，機器的運作變得如此令人厭惡，令人痛心，以至于你不能參與其中；甚至無法被動參與，你必須把你的身體放在齒輪和杠桿上，停止機器的運作！”如今的美國學生正把他們的身體放在機器的齒輪和杠桿上，試圖停止它的運作。

然而，這很難做到。一旦軍隊發動起來，要停止它的行動是非常困難的，正如阿富汗戰爭所證明的那樣。雖然從一開始，美國在那里的戰爭就無法獲勝，但耗時很久才撤出。

觀察者網：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影響了抗議活動如今的規模？關于猶太人大屠殺的集體記憶，是否對公眾態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或者在美國社會中，伊斯蘭恐懼癥已變得根深蒂固？

拉斯金：“大屠殺”確實影響了當今的思想和行為。集體記憶可以朝不同的方向發展。一些人指出，“大屠殺”不僅代表過去猶太人在歐洲所遭受的苦難，還代表了如今猶太人對巴勒斯坦人所做的事情。許多觀察家認為，納粹對猶太人所做的事情，如今猶太人正在對巴勒斯坦人做，過去的受害者和部分幸存者現在成為了種族滅絕的執行者。

在《被壓迫者教育學》中，巴西哲學家保羅·弗萊雷（Paulo Freire）指出，那些過去被壓迫的人如今成為新的壓迫者，有時比他們的壓迫者更具壓迫性。

在美國，伊斯蘭恐懼癥非常根深蒂固，與此同時，“反猶太主義”也存在，但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伊斯蘭恐懼癥的問題，并在抵制它。美國有很多阿拉伯人，想想他們會怎么投票？

對于亞裔也存在類似的歧視模式。在我居住的加利福尼亞，有著長期的針對華裔移民和華裔美國公民的迫害歷史，如今這種現象又有了新的表現。在當今時代，對華裔美國公民的襲擊僅僅因為他們是華裔，而非他們所做的任何事情。

二戰爆發時，日本裔美國人被逮捕并被關押在“營地”里，只因為他們是日本裔。我的侄子們與亞洲女性結婚，他們的一些孩子有日本名字，看起來像亞洲人。我的一個侄子就擔心孩子們會因為外表而被辱罵和攻擊。他們不得不勇敢起來。

5月1日，亞裔老人在舊金山街頭被襲擊，圖片來源：Fox Local視頻截圖

觀察者網：另一個比較的角度是不同年代猶太人在美國政府和媒體中的政治影響力。一些人認為，猶太人對政策制定和輿論塑造的參與，營造了這樣一種環境——即使是合理的批評或對以色列長期有利的建議也被視為“反猶太主義”。

拉斯金：啊，是的，很可惜有些美國公民沒有意識到或不認同，對以色列政府的批評并不等于反猶太主義。一個人完全可以反對以色列政府，但不反對猶太人。一個人可以熱愛猶太人，但同時厭惡以色列軍隊及其在加沙的所作所為。批評內塔尼亞胡是一些猶太人在以色列內外都在做的事情，正直的猶太人應該更加頻繁地這樣做。

反猶太主義確實存在，但這與反對以色列或以色列政府并不相同。哥倫比亞大學的抗議者中有一些是猶太人，他們想為巴勒斯坦人爭取正義。

觀察者網：《華盛頓郵報》曾報道，1971年，尼克松總統對他的幕僚長、白宮辦公廳主任霍爾德曼（Haldeman）抱怨說，“猶太人在政府里到處都是”，并建議通過在關鍵職位上安置非猶太人來將猶太人“控制住”。您認為今天猶太人在美國政府和媒體中影響力顯著嗎？與20世紀60年代相比，在這一方面有區別嗎？

拉斯金：我認為尼克松及其顧問們的這些言論肯定是“反猶太主義”的。他們對猶太人及其在反對越南戰爭運動中的作用非常偏執。部分和平主義者和反戰人士是猶太人，但不是所有的和平主義者。有些是天主教徒——如貝里根兄弟和瑪麗·莫蘭，有些是貴格會教徒，有些是其他教派的新教徒，還有一些是佛教徒。尼克松也確實雇用了一些非猶太人，比如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Ehrlichman）。

我相信，“猶太游說團體”在華盛頓肯定影響著政策。競選辦公室的候選人希望得到“猶太選票”，但如今在加沙發生這樣的事情后，也許不再有可預測的“猶太選票”。年輕的猶太人很可能不會像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樣投票。

從宏觀角度來看，我認為美國政府政策中的“猶太影響”相對較小。我們從未有過猶太總統，盡管在伯尼·桑德斯參選時曾接近過。至于尼克松要“控制”猶太人的想法意味著什么？抓捕他們？解雇他們？將他們列入“危險”人士名單？

我曾在世界各地——墨西哥、比利時和摩洛哥——遇到反猶太主義，在那些地方我被告知猶太人控制了美國的媒體，并控制了政府。在比利時，我被告知猶太人正試圖控制安特衛普；在摩洛哥，我被告知洛克菲勒家族是猶太人；在墨西哥城，我被告知美國的銀行家都是猶太人。數百年來，非猶太人將他們一些最不受歡迎的特征——貪婪、嫉妒、恐懼——投射到猶太人身上。

觀察者網：但那些人還可能會說，猶太人確實在政府、銀行或媒體中擔任重要職務，他們不必像伯尼·桑德斯那樣成為候選人，而是利用金錢或媒體的影響力來干預政治，甚至歸結為猶太人有意躲在主要政治舞臺的幕后，以避免針對他們的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