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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馮超】

就在緊鑼密鼓籌備越共十四大的緊要關頭，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越共總書記阮富仲于2024年7月19日溘然長逝。

長達13年的任期內，阮富仲推行熔爐式反腐，提出“竹式外交”理念，出版了《關于社會主義和越南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若干理論與實踐問題》，給越南人民擘畫了工業化、現代化藍圖，開啟了邁向“兩個一百年”的新一輪征程，然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他出師未捷身先死，把輝煌而簡樸的一生全部貢獻給他所鐘愛的越南社會主義事業。

越共中央保健委員會7月19日發布消息，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當天因病逝世，享年80歲。越南政府新聞網

此外，就在7月18日阮富仲入院治療這一天，越南完全無視《關于指導解決中越海上問題基本原則協議》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原有溝通協調機制，單方面向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提交南海外大陸架劃界案。雖然依據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有爭端、不審議”相關議事規則，委員會不會審議、認定越南和菲律賓有關劃界案，但外界依舊猜測，這是否暗示著“阮富仲時代”即將過去的信號，接班者急需整合國內各種社會力量的跡象？

毫無疑問，作為中越關系的推動者和社會主義事業同行者，阮富仲的離去也引發外界對中越關系下一步走向的高度關注。

從歷史上看，中越兩國血緣相親、地緣相近，心緣相連，中越兩國人民早已是血肉相連的“同志加兄弟”之情。如果有人挾洋自重，破壞來之不易的中越關系航船，必定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如果穿透歷史迷霧，撇開外界擾動因素不講，判斷一個越南政治人物的生涯命運，除了他的黨性修養、政治本領和工作能力外，還要看他對外路線取向的成熟度，特別是對華關系的理性度。

越南面臨結構性問題

越南的國家誕生與中國息息相關。從文化覺醒一直到近代，越南塑造的國史是一部獨立抗爭史，古代和近代的精英們先是書寫了走出中華大家庭的離散自由抗爭史——以塑造越南文化本色為基調的漢越融合與分離，隨即面對西方的沖擊，不得不書寫邊緣人和被殖民者——以勤王抗法、西潮東漸和反和平演變為基調的法越融合與分離——的形象。

中越兩國歷史上存在錯綜復雜的隸屬與分離、依附與保護，再到志同道合、命運與共的政治關系，這是不可回避之重要根源。因各自史觀、史論和國家成長路徑的差異，中越歷史上的深厚情結，大都被費正清等人塑造的朝貢關系模式等固有認知所淹沒，受容了相互依存、互利共生和文化自尊等古今情愫，這大抵緣于其政治依附、政治獨立、平等互利等對外認知交錯演化的邏輯起點。

越南人民最終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實現了救亡圖存，挽救了國家命運。隨后，越南吸收中西發展經驗的融入式現代化道路，進入工業化的初級階段，但從低端到中高端的產業升級面臨被西方拋離和打壓的現實，也讓他們無所適從，一方面擔心被西方和平演變和被顏色革命，另一方面也擔心被外來文化同化和經濟綁架。

當下的越南也如同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國家一樣，仍無法擺脫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在全球化價值鏈的中低端賺取微薄的利潤，無一不在訴說著外表光鮮的經濟奇跡背后，仍潛藏著內循環不足、尚未根治的基礎設施滯后、過度依賴外資和外向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

相伴而來的跨國婚姻、勞務輸出與性別失衡、城鄉失衡、地區發展失衡等國內社會問題，都折射著過去和現在越南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力不足、不得不依靠外力等國際合作的不爭現實。以女性敘事建構國史認同的越南人民，伴隨著新生國家全面革新開放歷程，正經歷著一個由于內循環不暢、不得不向外尋求生機的相互促進和掣肘的過程。

5月22日，蘇林在越南首都河內宣誓就任越南國家主席。新華社/越通社

中越合作基本面沒有變

在全球化遭遇退潮、美西方聯合圍堵的背景下，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首先是攜手包括越南在內的絲路沿線國家恢復絲路意識，不必擔心自己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被融化。雖然越南津津樂道于自洽的自我獨立認同，但單單依靠這些并不能為越南開啟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現代化之路，也無法蛻變成激發其民族向上躍升的發展動力。既然越南提出要融入世界，那么重新構建一種絲路共識，詮釋同走絲路的伙伴關系，塑造自我與他者互相關照、相向而行的絲路人這一選項亦不應被忽視。

中越兩國體量不同、實力不均的事實，決定了越南為了生存不能采取要么認同、要么拒斥的態度來處理對華關系，因此如今從情感和理性的雙重層面上，越南不可能再走“選邊站隊”的老路。以實現共產主義目標為終極價值取向的中越兩國，都提出了建設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中越結伴不結盟、不受制于第三方的相處模式與定位，是否依然成為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兩國人民共同守望相助的價值判斷，正在考驗著雙方的政治智慧。

中越在歷史上形成的宗藩關系、同志加兄弟式的準聯盟關系等舊有特殊模式，也同樣不應成為外部力量干預和離間二者正常交往關系的借口和理由。我們樂見中越命運共同體及時落地并結出累累碩果，成為東亞命運共同體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成功經驗之一，讓每一個鮮活的生命在文明互鑒的宏大敘事中和個體人生的絲路旅程中，充分享受到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成果，真正實現同行互構，實現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完美統一。

一列中越米軌鐵路國際聯運列車停靠在河口站（資料圖）。新華網（劉昊亮 攝）

歷史上不管是文化還是政治上，中越本同屬一家。如今，兩國命運共同體建設是中越兩國政府實現冰釋前嫌、歷史和解、還原本真以及面向未來的必由之路。越南對華態度顯示出在政治和經濟上時而依賴時而拒斥的雙重復雜心態，但中越合作的基本面沒有變，越南對華依存度高的基本面也沒有變。

盡管中越兩國比鄰而居，但越南民眾對華心態極為復雜：既有對中國經濟文化的依賴認同需求，又存在對中國影響力的潛在猜忌和警惕。因此，總有一種隱形力量冥冥中暗示局內人，讓他們清醒認識到在現有國際格局下，中越關系既不可能回到“同志加兄弟”的蜜月期，也不可能倒退至兵戎相見的沖突期；而是保持在雙邊關系正常化以來相互尊重、獨立自主、不受制于第三方、既有常態合作又有利益權衡的穩定發展期。

目前中越兩國都在馬克思主義本國化的道路上相互借鑒，共同發展。如果以今情測古意成立的話，越南通過中國認識另外一個自我，中國也可以在越南身上找到原來屬于自我的一部分。在唱衰論和捧殺論相互交織的干擾聲中，中國和越南仍舊毅然地沿著自己開拓的發展之路尋求國家成長和壯大。

中越兩國政治制度相同、理想信念相通、發展道路相近、前途命運相關，都在推進各自改革和革新開放事業。中越兩黨兩國都共同擔負著加強黨建、建設現代化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歷史責任和使命擔當。中國經驗和中國方案對越南更有借鑒意義。中國有句話：遠親不如近鄰。越南也說中國是搬不走的鄰居。越南在RCEP、CPTPP、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和瀾湄合作等地區框架下抱團發展，中越兩國的經濟互補性較強，中越合作的基本面良好，前景光明，雙方共同利益遠遠大于分歧。

新冠疫情沖擊后的世界經濟增長乏力，中越國際合作如何突破大國博弈下東亞供應鏈、價值鏈的再整合，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后疫情時代如何通過“共商共建共享”方式實現國家合作間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外交利益和文化利益相互平衡，將地區普遍存在的價值認同融合沿線國家的歷史、文化因素，將其塑造成維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資源。

目前，從歷史和現實角度詮釋中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結伴不結盟的新中國外交理念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國特色全球治理觀亟待深入推進，讓中越命運共同體建設藍圖從政策層面走入學術層面，最終進入官方文件，并通過落地項目，惠及兩國人民。中越命運共同體必然成為不結盟、不依附也不針對第三方的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升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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