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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郭純】

1917年夏，羅家倫投考北京大學。他的作文頗得主考官的賞識，得了滿分；盡管其他科目表現平平，但最終還是得以被北大錄取，主修英文。

正是從這一年起，蔡元培先生開始擔任北大校長。他在就職演說中強調“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因此延請了很多背景不同的學者來北大執教。于是，羅家倫所在的英語系的教師中，既有當時因提倡白話文而聲名大振的胡適，也有以前朝“遺老”自居、以封建保守而聞名的辜鴻銘。

思想先進，意氣風發的少年和這位推崇小腳納妾的老學究之間沒有預想中一觸即發的針鋒相對，羅家倫老老實實念了三年“辜先生講的‘英國詩’這門課程”，我們可以在他晚年的回憶里體會到“個中滋味”：

“辜先生對我們講英國詩的時候，有時候對我們說：‘我今天教你們外國《大雅》’，有時候‘我今天教你們外國《國風》’，有一天他異想天開地說：‘我今天教你們洋《離騷》。’……在那個時候叫我背書倒不是什么難事，最難的是翻譯。他要我們翻譯什么呢？要我們翻千字文，這個真比孫悟空戴緊箍咒還要痛苦。”

雖然授課內容看起來怪誕而滑稽，不過北大學生對辜鴻銘的態度還是頗為尊敬的。“精通英、法、德、拉丁等數種西方語言”，“獲得文、哲、理、工等十三個學位”，“在洋文報紙上罵洋人，在中文報紙上罵國人”，“第一個將《四書》翻譯成英語的中國人”——辜鴻銘是稱得上“學貫中西”這四個字的。不過，讓北大學生好奇的是，這位在西方留學十數載，喝飽了“洋墨水”的辜先生，為什么不像別的教授那樣西裝革履，依然是長袍馬褂，還留了一根辮子在身后？

辜鴻銘

1878年，辜鴻銘結束了自己十余年的留學生涯，返回了自己的出生地——英屬馬來亞檳城。此時他還是個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青年，在新加坡的殖民政府中工作，對自己的未來茫然無知。在此期間，他結識了留法學者馬建忠，長談三日后，在后者的勸說下，辜鴻銘辭去殖民地的工作，回到中國覓職，不久后就被張之洞招入幕府，負責翻譯和禮賓等事務。

張之洞可以說是晚清洋務派中的“另類”。他舊學功底深厚，由科舉入仕，是同治進士，歷任翰林、內閣學士等職。任四川學政時，在成都成立尊經學院，手訂條教，撰寫了《輶軒語》《書目問答》等兩本書，教導士子們應該讀什么書、怎樣做學問，以及如何修養品德等等。雖然中法戰爭后張之洞就脫離了“清流派”，搖身一變成了“洋務派”，不過他在《勸學篇》里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八字方針，還是讓他在晚清的幾次政治角力中站穩腳跟，自成一派。

此時的辜鴻銘只是一個連漢字都不識幾個的華裔青年，在張之洞這樣的學者型官僚手下任職，面臨的挑戰可想而知。有記載說：“時欲從鄉黨世人求通經史而不得，士人不與之游，謂其習夷學也。先生乃獨自奮志，諷誦詩書百家之言，雖不能盡解，亦得觀其大略，數年間于道亦不無所見。”這一番話足見學習儒家經典對辜來說是他安身立命的必要之舉。

他想要在張之洞的幕下有一番作為，就必須精通漢學。從1884到1909年，辜鴻銘在張之洞身邊充作幕僚二十余年，這是他一生中的一段重要時期。他從一個要靠翻著《康熙字典》才能學習《論語》的“番佬”變成了羅振玉筆下“窮四書、五經之奧，兼涉群儒”的“醇儒”，可見其漢學功底最終已經得到了主流學術圈的認可。

這樣一個“中西學兼通”的辜鴻銘是否像他自己所期待的那樣，頗受張之洞的重用呢？事實上，可能“禮遇”是有，“垂青”就未必了。《張文襄公全集》中收錄了張之洞一生中所寫的奏議，從中未見有文字表明他曾向清廷保舉過辜鴻銘。所以盡管辜鴻銘在義和團運動期間，多次在西方媒體上撰文極力維護朝廷和慈禧太后的形象，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彌合西方侵略者和清廷之間的“嫌隙”，但始終未見辜因此得到提拔。

直到1910年1月17日，宣統帝才特開“恩科”，以其“游學專門列入一等”，賜辜“文科進士”出身。然而辜鴻銘似乎對這個好不容易才等到的頭銜并不在意，不久他就辭去了外務部的公職，到上海任郵傳部高等實業學校的教務長去了。

張之洞

雖說“漢學”沒有讓辜鴻銘在官場上飛黃騰達，卻拓展了他的眼界，讓他認識到自己在西學之外的學術興趣點。

不同于“乾嘉樸學”，學者一生皓首窮經只為考訂四書五經中的章句、名物，辜鴻銘更多地是從文句意義或哲學的角度來詮釋這些儒家經典，常常將自己熟悉的西方文化中的概念與之類比，比如他認為英語中的“自由”一詞，對應的中文是“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自由”既是“率性之道”，即“服從天命的自由”。他對這些經典文字常常有大膽地發揮，不受學術門派或是師承的限制，屢有“革新”之語，比如他認為《論語》中常常出現的“天命”，其實就等同于西方的“上帝的律令”，儒家思想和基督教義是能相通的，這些觀點為他此后向西方譯介傳統儒學埋下了伏筆。

到了1888年前后，辜鴻銘認為當時流傳于西方的英譯版儒家經典錯訛過多，從事翻譯的傳教士們大多未能充分理解孔子學說的真正內涵，讓人時有誤解，因此開始自己著手翻譯“四書”，其中《論語》《中庸》和《大學》分別于1899年和1906年刊行，為當時的西方人認識中國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渠道。

也就是在這一時期，辜鴻銘成了徹底的反西化論者。他對自己研讀傳統典籍的經驗和“協調中外”的幕僚生涯進行總結，認為依賴于外國的軍事技術、乃至政治制度，都無法改變當時中國積貧積弱之狀況，唯有“孔孟之道”，才是萬世不易的科學法則和絕對真理。中國人必須堅守自己古而有之的“義”，看輕洋務代表的“利”，發揚先“義”后“利”，重“義”輕“利”的民族文化傳統，才能擺脫西方諸國面臨的困境，延續自己的古老文明。這種反西化的論調在他發表的英文社論中比比皆是，他對康梁二人領導的戊戌變法，以及隨后的清末新政多有不滿之語，卻用同情和理解的筆調向外國人解釋了義和團運動的前因后果。

這種思想在他的英文著作《中國牛津運動故事》中發展到了頂峰。1909年10月，張之洞去世。次年，辜鴻銘為了紀念張之洞，撰寫了這本《中國牛津運動故事》，漢譯名為《清流傳》，在上海刊行。牛津運動原本是19世紀英國牛津大學的一些偏保守教士，想在英國國教中恢復某些羅馬天主教的教義和儀式而發起的一系列運動，希望借此重振國教教會的社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