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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郭純】

1915年9月，陳獨秀在《青年雜志》（后改名《新青年》）第一期的發(fā)刊詞《敬告青年》中，寫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fā)于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他認為中國社會未來的走勢，“惟屬望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斗耳！”中國需要這些青年們 “發(fā)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抉擇人間種種之思想”，而至于如何抉擇，他提出了以下這6條標準：（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隱退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這六條標準不僅僅是陳獨秀借以喚醒中國青年，期待他們建設一個新中國的行動綱領，也投射出了他心目中這本雜志的理想讀者——一個“自由、進步、積極、開放、務實、科學”的“新青年”形象。

掩卷之余，有人會問，當時中國真的存在著這樣的“新青年”嗎？他們是誰？

今年上半年熱播的電視劇《覺醒年代》算是給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具體形象的解答，在這部“正面展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和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的全過程”的電視劇中，編劇們構建了一組“新青年”群像，給觀眾列出了一長串“新青年”名單：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陳喬年、郭心剛、趙世炎、鄧中夏……

細心的觀眾也許會發(fā)現(xiàn)，在這部電視劇中，每一位歷史人物出場時都會在一旁配上解說詞，介紹其姓名、生卒年、出場時的身份等重要信息。與之對應的是，那些為了劇情需要虛構出來的人物就沒有這樣的“待遇”。其中，令人頗感意外的是，在這部長達43集電視劇中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里頻頻露臉、戲份頗為吃重的“郭心剛”，竟然也是一位虛構的人物。

不同于其他點綴型的虛構人物，觀眾能夠在劇中感受到編劇對“郭心剛”這個人物的偏愛，他在《覺醒年代》里不僅是一個“參照物”，穿針引線連接了眾多主角的出場，他自己也是一個擁有獨立主線故事的重要人物：東渡日本求學，正值袁世凱要接受 “二十一條”而義憤填膺，甚至面唾發(fā)表“消極言論”的陳獨秀，卻與其不打不相識，還意外見證了李大釗和陳獨秀的歷史性會面；來到北大求學，深受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新文化運動主將的熏陶，成為“文學改革”中支持白話文的急先鋒；是山東登州總兵之子，中國因巴黎和會外交失敗而痛失山東，他也因未能完成父親的遺愿而一夜白頭，拖著病軀參加了五四游行示威運動，最終吐血身亡。這個充滿古典悲劇式的結局令無數(shù)觀眾動容，然而這并非是創(chuàng)作團隊一時的神來之筆，而是真實的歷史原型賦予這個角色的高光時刻。

“郭心剛”這個角色的原型名為“郭欽光”，1895年出生于廣東文昌（今海南文昌）的一個普通農(nóng)戶家庭。6歲進學堂讀書，12歲畢業(yè)于文昌縣羅峰高等小學，其后負笈赴穗，考入廣東省立師范學校。在廣州，他確實曾因袁世凱與日本秘密簽訂“二十一條”而憤恨不已，在東園舉行的“國恥大會”上慷慨陳詞，以“國危而俗偷，不如早死，勝于撐兩目以候外人侮之我國”之言立下以死報國的志向。1917年，郭欽光從廣東省立師范學校畢業(yè)，繼而考入北京大學文科預科班學習。

隨著學習的深入和眼界的開闊，郭欽光對國家危亡有了更深刻的體會，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大學為首的13所在京大專院校的三千余名學生舉行游行示威，提出“外爭國權，內(nèi)懲國賊”“還我青島”“拒絕在和約上簽字”等口號。郭欽光當時已身患肺病，同學都極力勸阻他不要再參加游行，但他執(zhí)意不肯。當游行隊伍在天安門集齊后，他馬上登臺演講，隨后又和同學們趕往趙家樓搜尋賣國賊，期間因過度勞累，加上情緒激動，當場嘔血不止，一度陷入昏迷。之后雖被送往北京法國醫(yī)院救治，但由于其病情迅速惡化，醫(yī)生也回天乏力。5月7日，郭欽光因病去世，時年僅24歲。

郭欽光是五四愛國運動中犧牲的第一位烈士，他的死在學生中引發(fā)激烈反響，北京、天津、上海、廣東各地的學生均為他舉辦了悼念活動，并將追悼活動發(fā)展為政治動員大會，進一步推動五四運動的廣泛發(fā)展。1998年5月4日，正值北大百年校慶之時，“郭欽光”的名字被補刻在“北京大學革命烈士紀念碑”上。

真正的“郭欽光”只活了短短二十余年，后人只能憑借其族人的回憶及其同時代人留下的只言片語，在地方縣志和英烈傳里草草拼湊出一兩頁他的生平。“五四”舉起的旗幟上也許有他洇紅的血跡，但后人遺憾的是只能悲嘆他的命運，卻永遠無法理解他的苦惱和遭遇。這一大塊的“留白”，倒是給藝術創(chuàng)作提供了機會。編劇們通過擇選和提煉文獻材料，將歷史中真實存在過的“新青年”和用文本、史料構建的“新青年”重合起來，揉捏出了一個全新人物“郭心剛”。戲假情真，創(chuàng)作團隊用虛構的角色豐富了英雄的人生，。

一說到 “新青年”，我們往往會將其視為“新文化運動”的一種衍生品，但這似乎有潦草定性的嫌疑。《覺醒年代》的處理就較為巧妙，它將1915年初留日中國學生的一場辯論作為第一幕，讓“郭心剛”在此登場，為劇情的開啟鋪設了合理的歷史背景：20世紀初，清政府發(fā)起“新政”改革，試圖挽救已岌岌可危的政權。然而，在長達近十年的改革中，只有廢科舉、興學校和派遣留學生出國三項得到了貫徹。清政府沒有迎來幫手，卻培養(yǎng)出了對手：一個全新的知識分子集體誕生——科舉制度的廢除，使得他們不斷疏遠傳統(tǒng)思想和統(tǒng)治階級；新式學堂的建立和出國留學，又使得他們與現(xiàn)代西方文明產(chǎn)生了各種形式的接觸。“新青年”就來自于這些知識分子。自備思想武器的他們渴望變革。同盟會作出了最先的嘗試，但慘遭失敗，中華民國雖然建立，但革命的勝利果實被南北軍閥所竊取。革命陷入瓶頸，苦悶的知識分子重新思索中國的命運。

正是這一時期，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因其經(jīng)濟便利，文化相通，成為這些知識分子的云集之地。“郭心剛”所見證的李大釗和陳獨秀的歷史性會面，不全是創(chuàng)作者的藝術想象：李大釗和陳獨秀就是在早稻田大學接觸到了“日本社會主義之父”安部磯雄的學說，社會主義思想開始在這兩位“新青年”未來的領路人心中埋下種子。

陳獨秀在上海創(chuàng)辦的《新青年》雜志是種子破土，宣告“新青年”誕生了。新生的力量需要精心的呵護和滋養(yǎng)，更渴望嚴格的磨礪來增強生命力。《覺醒年代》選擇北京大學作為主場，來展示中國思想界新舊兩股勢力的交鋒，自有其道理：作為“戊戌變法”中唯一被保留下來的機構，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官辦現(xiàn)代大學，隨著國子監(jiān)的廢除以及科舉制度的取消，它逐漸演變?yōu)橹袊ㄒ坏墓俜阶罡邔W府，成了一個既是學習也是儲備官僚的機構。這也印證了《覺醒年代》中的反面角色“張豐載”那句話：“去北大讀書就是去做官。”

而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力促改革，他在就職演說中開宗明義：“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為了一個新的北大，蔡元培“三顧茅廬”請來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換一個角度來看，陳獨秀也是為了檢驗自己的“新文化”而站到北大的講臺上。以文學改革為開端的新文化運動，需要主將和先鋒——劇中“郭心剛”與黃侃就“尊師重道”爭論，就像是先鋒上場，憑借年輕人的沖勁先給對手一個下馬威；也需要馬前卒——排演活報劇《紅樓鐘聲》，為白話文搖旗吶喊。“新青年”在各種摩擦沖突中愈戰(zhàn)愈勇，為今后的斗爭積攢下了經(jīng)驗和勇氣。

1919年5月4日學生的愛國示威游行讓北洋政府看到了“新青年”的決心和行動力。《覺醒年代》將“郭心剛之死”安排在此處，既尊重了客觀歷史事實，又能將觀眾的情緒推向高潮。“新文化運動”的分化，也被巧妙地展示在故事情節(jié)中：游行過后，北京政府關押“鬧事”學生，整頓宣傳進步思想的刊物，北京大學和《新青年》編輯部損失慘重，再加上蔡元培請辭北大校長之職，令眾人覺得學校恐有被解散的危險，此時的胡適萌發(fā)了將“北大南遷”的想法。陳獨秀與胡適因此爆發(fā)了一場激烈的爭吵，前者更是喊出了：“中國之所以這么窩囊，就是因為郭心剛太少，而胡適之太多”之語。

一個“新青年”以斗爭的姿態(tài)死去了，他的死讓他的導師從一開始高談“二十年不談政治，一心致力于啟發(fā)國民的思想”到最后喊出了“不辯，不爭，不可以”，確認了“新文化運動離不開政治，甚至它本身就是政治”。他的死讓人們意識到了這個知識分子群體的分裂，其中的一部分人將高舉著“新青年”的牌子會繼續(xù)前進，而另一部分人則堅持“一個文化運動不應該轉變?yōu)橐粋€政治運動”，告誡自己遠離這些是是非非，“留的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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